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艱難歲月中,有一場重大的行動被譽為中國實業史上的「敦刻爾克大撤退」,便是「宜昌大撤退」。而領導這場行動的重要人物,是著名愛國實業家、民生公司創始人——盧作孚。 圖為位於重慶北碚公園的作孚園。梁欽卿 攝 1938年10月,此時的武漢遭受日軍侵略已淪陷,宜昌擁塞著3萬以上待運的人員和9萬噸以上待運的軍工設備等器材。全中國的兵工工業、航空工業、重工業、輕工業的精華,都擁堵在這座小城,遍街皆是人員,遍地皆是器材。 圖為盧作孚紀念館中展示的民生公司輪船運送川軍出川抗戰資料圖。梁欽卿 攝 圖為抗戰時期的朝天門碼頭。民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供圖 日機不斷從武漢飛臨宜昌轟炸掃射,所有滯留在宜昌的人員和物資都必須迅速搶運到大後方重慶。宜昌到重慶的24艘輪船當中,有22艘輪船來自民生公司,按當時運力至少要1年時間。而且,宜昌上遊的江面不僅灘險流急,還有約40天就將進入枯水期,屆時大型輪船將不能航行。 圖為盧作孚紀念館中展示的「三段航行法」。梁欽卿 攝 彼時,盧作孚親赴宜昌指揮搶運,綜合考量長江的水文特性,充分運用民生公司在三段航行中積累的寶貴經驗,迅速確立一套高效的運輸方案:對最重要、最不易裝卸的核心機器設備,由宜昌直接搶運至重慶,並從重慶滿載出川抗日的將士;相對次要、不易裝卸的輕型設備則運抵萬縣(今重慶市萬州區)等地;更輕便的物資只運到奉節、巫山或巴東一帶即卸下,留待以後再轉運。 圖為盧作孚紀念館中展示的相關史料。梁欽卿 攝 盧作孚指揮民生公司船隊以及大量木船,冒著日機轟炸投入搶運,白天航行,夜間裝卸。僅用40天時間,將擁塞在宜昌的3萬多人員全部運走,9萬多噸設備、器材運走了三分之二。 圖為盧作孚紀念館展示的「宜昌大撤退」相關圖片。梁欽卿 攝 「岸上每數人或數十人一隊,抬著沉重的機器,不斷地歌唱,拖頭往來的汽笛,不斷地鳴叫,輪船上起重機的牙齒不斷地呼號,配合成了一支極其悲壯的交響曲,寫出了中國人動員起來反抗敵人的力量。」後來,盧作孚在《一樁慘澹經營的事業——民生實業公司》中如此描述當時的情景。 盧作孚在事後回憶,宜昌的這一段撤退不但是民生公司的一段最艱巨的工作,也是整個抗戰運輸當中的一段最艱巨的工作。 圖為盧作孚紀念館展示的民生公司在抗戰時期付出的犧牲。梁欽卿 攝 整個抗戰期間,民生公司共運送出川部隊270多萬人,其他各類人員150餘萬人,各種物資約100萬噸;民生公司被炸沉炸毀輪船16艘,117名船員犧牲、76名船員傷殘。 這次撤退,被盧作孚的好友晏陽初比喻為「中國實業上的敦刻爾克」,其緊張或與「敦刻爾克」無多差異。 圖為盧作孚紀念館展示的「宜昌大撤退」與「敦刻爾克大撤退」的比較。梁欽卿 攝 盧作孚的兒子盧國紀在《我的父親盧作孚》一書中記載:2005年3月,中央電視臺播放的百年人物電視片《盧作孚1938》中說,西方的敦刻爾克(大撤退)是靠英國一個國家的力量,一個軍事機構的指揮,850艘戰艦完成的,而中國的宜昌大撤退,只是由一個實業家指揮完成的,在中外戰爭史上,只此一例。 圖為遊客在盧作孚紀念館參觀。梁欽卿 攝 如今,長江黃金水道往來繁忙。當我們回顧這段歷史,盧作孚和他所領導的「宜昌大撤退」,依然提醒著人們,應當銘記歷史,珍惜來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作者:梁欽卿 景詩雁 來源:微信公眾號
南京8月14日電 題:這群外籍醫護人員為何在南京大屠殺時選擇留下? ——專訪南京鼓樓醫院院長於成功 記者 鍾升 近期,電影《南京照相館》熱映,將南京大屠殺期間金陵大學鼓樓醫院(現南京鼓樓醫院,以下簡稱「鼓樓醫院」)中外醫護人員救治中國傷員的歷史再度呈現於大眾面前。 1938年5月1日,南京鼓樓醫院留守醫護人員與收治傷員合影。鼓樓醫院供圖 1937年日軍侵佔南京後,位於南京安全區中的鼓樓醫院成為大屠殺期間唯一能救治中國難民的戰火中的醫院。選擇留守醫院的外籍醫護人員與中國同事一道,冒著生命危險,夜以繼日救助遭受日軍暴行的傷者。 為什麼鼓樓醫院能成為南京城中的人道救治孤島?院內的中外醫護人員付出了哪些努力?今天,如何傳承與發揚這份精神?南京鼓樓醫院院長於成功近日接受「東西問」專訪,作出解答。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記者:為什麼鼓樓醫院成為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期間唯一能救治中國難民的戰火中的醫院? 於成功: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這場勝利不僅屬於中國,更屬於全世界一切捍衛和平與正義的人們。抗日戰爭期間,許多愛好和平、維護正義的海外友人、國際組織,給予中國大量援助,如加拿大的白求恩醫生、印度的柯棣華醫生。在南京大屠殺期間的金陵大學鼓樓醫院,也有一批外籍醫護人員冒險堅守、救治傷員,他們的事跡令人敬佩。 1892年,在加拿大籍醫生威廉姆·愛德華·麥克林(William E. Macklin)主持下,鼓樓醫院的前身「基督醫院」建成。這是中國最早的西醫院之一,後更名為「金陵大學鼓樓醫院」。由於其教會醫院的背景及緊挨金陵大學的地理位置,鼓樓醫院被劃入南京國際安全區,成為南京大屠殺期間唯一對平民開放的醫院,也是當時南京唯一的醫療救助機構。 居住在鼓樓醫院附近的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約翰·拉貝(John Rabe)曾在《拉貝日記》中寫道:「路燈熄滅了,在夜幕中,可以看見傷員在街道上蹣跚,沒人去幫助他們,已經沒有醫生、衛生員和護理人員了,只有鼓樓醫院的幾個正直的美國醫生還在堅持著。」 在南京城最緊急的近3個月中,鼓樓醫院是當地平民唯一的生機和希望。2004年,曾在此接受救治的南京大屠殺倖存者李秀英於彌留之際,儘管意識模糊,還反覆囑咐家人要送自己到鼓樓醫院。對鼓樓醫院的感激與信任,老人至死不忘。 南京大屠殺後期,鼓樓醫院不單是醫療救助的提供者,還擔負了衛生防疫、社會援助以及重建醫療系統的責任,譬如為難民發放藥物、接種疫苗等。在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委員會的協助下,鼓樓醫院還開設了3個院外的難民診所。 整個南京大屠殺期間,鼓樓醫院施行的是救濟性質的醫療服務,不收費或僅象徵性收取極少費用。 鼓樓醫院院史館內,展示了大屠殺期間留守鼓樓醫院的中外醫護人員介紹。記者 鍾升 攝 記者:以羅伯特·威爾遜(Robert O. Wilson,中文名「韋如柏」)醫生為代表的鼓樓醫院中外醫護人員為什麼選擇留在南京?他們克服了哪些艱辛,發揮了什麼作用? 於成功:1906年,羅伯特·威爾遜出生於南京的一個美國傳教士家庭,他的童年和少年時光都在南京度過。在美國哈佛醫學院獲得博士學位後,威爾遜於1936年攜妻子再度回到南京,成為鼓樓醫院的一名外科醫生。 日軍攻佔南京前夕,威爾遜醫生沒有響應美國政府的撤僑通告,而是選擇冒險留在南京。作為南京大屠殺期間鼓樓醫院唯一的外科醫生,威爾遜醫生和他的同事一道,拯救了無數南京市民的生命。他在日記中寫道:「(12月15日)150例病人中只有10例屬於內科和產科,其餘都是外科……昨天我寫道我已做了11例手術。今天我做了10例,並查看了病房。」李秀英正是經過威爾遜醫生的救治,在被日軍連刺37刀的情況下奇蹟般倖存。 不僅是威爾遜醫生,特裡默、布萊迪、鮑恩典、海因茲、麥卡倫,這些外籍醫護人員在高強度工作之外,還要冒著生命危險與日軍交涉、周旋,制止日軍暴行、保護中國平民。在化作人間煉獄的南京城,他們始終堅持著。 除了外籍醫護人員,也有一批勇敢的中國員工留守在鼓樓醫院。後期還有多位中國醫護人員應募而來,如作為威爾遜醫生醫療助理的中國醫生周紀穆。他們為同胞帶去溫暖和希望,他們都是英雄。 南京大屠殺期間,美國傳教士約翰·馬吉(John Magee)拍攝下鼓樓醫院救治受害者的影像,與醫護人員的記錄一道成為控訴日軍暴行的鐵證。值得一提的是,1946年,威爾遜醫生自費前往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成為第一個出庭作證、揭露日軍暴行的證人。 2019年12月13日,國家公祭日的「燭光祭·國際和平集會」上,梅根·布萊迪演唱《感同身受》。她的曾祖父理察·布萊迪是當年堅守鼓樓醫院的醫護人員之一。記者 泱波 攝 記者:如何銘記這段歷史,傳承與發揚這份精神? 於成功:中國人民重情重義,不會忘記外國友人在危難中的幫助。抗戰勝利後,威爾遜醫生等人獲得了中國政府嘉獎的「採玉勳章」。威爾遜醫生離開南京時,市民們贈送了他一塊刻有「愛眾親仁」的牌匾作為感謝,鮑恩典也獲贈了一面「慈善為懷」的綢緞錦旗。2017年,羅伯特·威爾遜醫生紀念碑在美國落成,數百名來自中國和美國的民眾在揭幕當天前往紀念。 如今,鼓樓醫院的院史館是南京市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其中專門闢有一部分講述這段歷史,讓人們銘記歷史、傳承先輩跨越國界的國際人道主義精神。每年國家公祭日前夕的「重走安全區」活動,民眾也會來到鼓樓醫院了解這段歷史。省市相關組織多次邀請威爾遜醫生等友人的後人回到南京,在鼓樓醫院等處訪問。2024年12月12日,威爾遜醫生的後人與周紀穆醫生的後人在鼓樓醫院重逢,兩人彼此擁抱,立志把祖輩在南京大屠殺期間無私奉獻、救死扶傷的精神世代傳承下去。 2015年,威爾遜醫生的三位兒女重訪鼓樓醫院。鼓樓醫院供圖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鼓樓醫院與美國、加拿大、非洲等海外醫療機構保持緊密交流。這些海外同行來醫院交流訪問時,也通過這一窗口了解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真相。例如,泰國詩裡拉吉醫院醫生在與鼓樓醫院開展傳統醫藥合作過程中,了解到這段歷史,後續又專門派出代表團來到醫院,就這一段歷史進行訪問交流。 鼓樓醫院也積極參與援外醫療工作。醫院組建的第17期援桑給巴爾醫療隊全體隊員獲當地頒發的金質獎章,被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授予「全國援外醫療工作先進集體」榮譽稱號;第18期援蓋亞那醫療隊,被蓋亞那衛生部授予傑出貢獻獎。 八十多年前,鼓樓醫院的中外醫護同仁在中國的土地上救死扶傷。今天,中國與各國攜手,緬懷歷史,共同維護世界和平發展,弘揚人道、博愛、無私奉獻的精神,一道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完) 受訪者簡介: 於成功。 受訪者供圖 於成功,南京鼓樓醫院院長,醫學博士、主任醫師、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兼任南京醫學會副會長,江蘇省中西醫結合消化病學會副主任委員,中國醫藥教育協會炎症性腸病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等職。主要從事消化系疾病的診斷與治療,擅長炎症性腸病的中西醫免疫治療,消化道腫瘤早期診治以及疑難病的診治。承擔主持課題16項,發表論文160篇,其中SCI收錄論文40餘篇,主編專著4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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