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期間通關便利化實現新突破 海關年均監管進出口貨物體量全球最大
2026-02-02 00:49 8,829次浏览拉薩8月8日電 (趙朗 盧鑫)「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是我作為軍人醫生的誓言，在每一次巡診、每一次救治中，我都能感受到群眾和官兵對我的信任，這成為我紮根雪域高原的力量。」從邊防哨所唯一的軍醫，到西藏心血管介入領域的佼佼者之一，西藏軍區總醫院心血管內科副主任醫師張旭說。 「來到西藏成為一名軍醫，是緣分，同時實現了我成為軍人的夢想。」張旭介紹，2004年盛夏，一份高考成績單讓他與夢想的軍校失之交臂，他轉身走入地方醫科大學，心中那抹「橄欖綠」卻從未黯淡。五年後畢業在即，部隊直招軍官的消息傳來，他毫不猶豫，在志願書上鄭重寫下「西藏」。 圖為張旭在做心臟介入手術。西藏軍區供圖 帶著軍人的使命感和榮譽感，張旭成功抵達了西藏一海拔4700米的邊防團衛生隊，「稀薄空氣扼住呼吸，強烈紫外線灼燒皮膚，刺骨寒風穿透棉衣，我感覺這是雪域高原給我的『見面禮』。」張旭說。 「我是一名軍人，還是一名醫生，我必須快速成長起來，幫助需要幫助的人。」作為該邊防團衛生隊唯一的醫生，張旭成為方圓百裡官兵和牧民的「守護者」。 巡診路上，面對高原疑難病症，他頓感沉甸甸的使命感壓在肩頭。於是他白大褂下一邊苦練軍事技能，一邊仔細研讀高原醫典，讓自己迅速成長為官兵信賴的業務骨幹。 「軍人只有兩項工作，打仗和準備打仗！」這不僅是他常掛嘴邊的話，更是刻入骨髓的行動準則。2012年，憑藉邊防淬鍊出的過硬素質，張旭以選調第一的成績進入西藏軍區總醫院心臟內科。 圖為張旭為患者檢查。西藏軍區供圖 實戰是終極考場。2017年3月，他受命參加重大軍事行動，擔任野戰醫療隊重傷救治組組長。6月18日深夜，醫療隊冒雨摩託化機動至任務地域。命令如山：立即展開野戰救護所！手電光刺破墨黑夜幕，他與組員在泥濘中爭分奪秒，雨水汗水浸透迷彩，高原寒意刺骨，僅40分鐘，一座功能完備的「生命方舟」在荒野中拔地而起。此次任務六個多月，張旭帶隊巡診2000餘人次，31名住院傷員全部康復歸隊。 看著黨員徽章在迷彩服上閃光，張旭常常以此來激勵自己。2020年跨區演練，張旭率重傷救治組與國內其他地區精銳同臺競技，高強度考核下，他帶領團隊沉著應戰，最終斬獲小組第一。 在高原環境下，張旭深知，守護生命線，僅憑熱情遠遠不夠，還必須掌握尖端技術，攻克「官兵急盼、部隊急需」的醫療難關。 調入西藏軍區總醫院後，他潛心攀登心血管介入技術險峰。十餘年磨礪，冠心病介入、先心病封堵、起搏器植入等核心技術被他逐一攻克。高原低氧低壓下，其手術成功率和療效已比肩國內頂尖三甲醫院，穩居西藏前列。累計完成各類介入手術4000餘臺。「這些數字背後，是數千個重獲新生的心跳。」張旭說。 創新是突破高原醫療瓶頸的利刃。2023年，張旭在西藏率先引入體外反搏心臟康復技術，心衰患者迎來新希望。2024年，冠狀動脈內超聲(IVUS)和冠狀動脈血流儲備分數(FFR)測定成功落地，開啟了高原複雜冠心病精準介入治療新篇章。 2025年，張旭將生物可降解封堵器治療先天性卵圓孔未閉技術應用到西藏，為患者提供更優選擇。這些勇闖技術「無人區」的突破，為30餘位命懸一線的急性心梗官兵、100多位西藏先心病患者託起生命希望。 從業至今，張旭始終保持「零投訴、零糾紛」紀錄。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區」，用十六載青春與精湛醫術，為高原軍民築起了一條守護心血管健康的「生命之路」。(完)
準備好了迎接工作，工作卻臨時「爽約」了——據封面新聞等媒體報導，今年以來，多地師範類應屆畢業生在籤好「三方協議」後，擬入職的學校以招生不足為由，或不再錄用，或暫緩入職，或調崗。這幾乎是雙輸的局面：師範生錯過了最佳求職期，維權困難；學校則說自己很無奈——招生規模低於預期，不需要那麼多老師。 此前，2024年，有媒體報導，不少企業與已籤好「三方協議」的應屆畢業生解約，且這些公司大部分在行業裡發展勢頭較好，如新能源汽車、通信軟體等。其中，一部分畢業生落戶也受到影響。 所謂「三方協議」，全稱叫《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協議書》，由畢業生、用人單位、學校三方籤署，明確應屆畢業生戶籍、檔案、保險、公積金等一系列問題。它不同於勞動合同，不受勞動法保護。畢業生拿著它去用人單位入職後，才會籤署勞動合同。 曾經，一些高校畢業生是三方協議的毀約方，一些用人單位通過約定天價違約金來制約大學生毀約。2019年，為了更好保障應屆畢業生的權益，讓他們在選擇有變時不必承受過重的代價，教育部提出建議，違約金不得超過5000元。如今，企業「違約」時，違約金也是5000元。有學生對媒體說，幾千元錢難以彌補他們的損失，雙方很可能產生更多糾紛和爭執。 應屆生的就業保障好不好，是全社會關注的熱點。有專家說，可以將「三方協議」納入勞動法，遇到糾紛時，啟動勞動監察或勞動仲裁機制。也有學校把違約的企業拉入校園招聘的黑名單。 在我看來，只有引導招聘市場良性發展，才能更好地保護雙方的利益。社會既要充分保障應屆生的權益，也要保護企業校園招聘的積極性。如果對企業的處罰過重，企業縮小校園招聘的規模和範圍，將進一步壓縮應屆生的就業空間。 營造一個和諧、友好的就業環境，不只是求職者和企業雙方的事，還需要法律體系能跟得上就業形勢的新變化；政府部門積極有為，及時調和雙方的矛盾；教育系統能為「被違約」的學生提供更多支持。 比如，當企業確實因經營問題，不得不違約時，政府部門可以介入，讓「被違約」的畢業生保有應屆生的身份，不會喪失應屆生原有的權益。對多次、頻繁違約的企業，政府部門則要加強監管。 目前，「三方協議」的違約更多以提起民事訴訟的方式解決。面對越來越多的違約情況，是否可以考慮拓寬申訴渠道，讓被違約的學生反映情況更方便？又是否能夠為被違約者提供法律援助和就業指導，而不是讓他們陷入「自認倒黴」、不得不匆忙「落地」的境地？ 如果用人單位確因經營狀況不佳要解約，也應該有更溫情、人性化的方式。比如，違約企業或許可以向同行業的其他企業推薦這些「被違約」的應屆生，讓他們有被看見、被錄用的機會。 據媒體報導，一些民辦學校違約，是因為招生人數「嚴重背離預期」。也許，提前做好人力資源調研與規劃，明確當年用人需求，可以減少這種令人惋惜的錯位。 此外，「契約精神」不是「自覺」發生的，明確企業違約的賠償標準，也應是法治發力的方向。 對於那些即將離開校園卻忽然失去落腳點的年輕人，高校也不妨給予更多支持。比如，有能力的學校可以為「被違約」的畢業生提供宿舍暫住、幫助他們接觸新的工作機會。針對來校開展校園招聘的單位，學校應該開展充分的背景調查工作，並在籤好「三方協議」後，積極跟進畢業生的入職進展。 一篇名為《信用法治視角下企業違反就業三方協議的治理路徑》的論文提供了新解法：高校可以在合法範圍內收集違約企業的信用信息，提交給當地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機構，經審核後對外發布。 高校作為「三方協議」的一方，披露違約企業的行為具有一定公信力。高校公開披露的信息數據也可以被納入國家信用體系，作為考核企業管理的硬指標。 靠學生「認倒黴」、企業「認罰款」，不是系統性解決就業違約問題的思路。真心想為這些年輕人做點事，能想的辦法還有很多。 魏晞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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