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斯穆特-霍利關稅法》開啟了一場全球貿易災難。近百年後,美國再次站在了類似的岔路口。8月7日午夜,美國對多個貿易夥伴加徵的新一輪關稅正式生效。根據總統川普籤署的行政令,數十個國家和地區被徵收10%-50%不等稅率,將美國整體關稅水平推至1935年以來的最高點。川普稱這些關稅為美國「賺來了數萬億美元」,並堅稱貿易協議正讓美國「再次富裕」。但從市場到學界,並沒有人為其政策背書。近期,三裡河就新一輪加徵關稅採訪了多名美國經濟學家。他們普遍認為,川普所犯的錯誤,比當年的《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有過之而無不及。在他們看來,沒有人能在貿易戰中真正勝出。美國鮑爾州立大學經濟學教授麥可·希克斯對三裡河表示,這份加稅清單既沒有評估對國內經濟的影響,也未考慮美國的盟友關係或國家利益。惠譽評級首席經濟師布萊恩·庫爾頓稱,美國的有效關稅率上升至17%,這將是自1935年以來的最高水平,2024年時該數字僅為2.3%。彼時,在《斯穆特-霍利關稅法》的影響下,美國經濟非但沒有好轉,反而進一步陷入大蕭條。時任總統胡佛本意是保護本國產業,卻招致全球報復,從而重創美國和世界經濟,其負面影響甚至持續至二戰。「將川普的政策與當年類比,對胡佛政府反而不公。」希克斯強調,當今人們對關稅危害的認知遠勝上個世紀,因此,川普所犯的錯誤比當年更為嚴重。美國桑福德大學經濟學教授阿爾特·卡登也認為,川普正在犯與大蕭條時期同樣的錯誤。但不幸的是,這些錯誤在政治上很受歡迎。人們只關注肉眼可見的好處,卻忽視了難以察覺的成本。與關稅政策同步推進的,是一套以投資換取豁免的談判機制。多個國家和地區宣布巨額投資或採購承諾,以期換得較低稅率。韓國稱將在美投資3500億美元,歐盟則聲稱企業將投入至少6000億美元,日本也推出了5500億美元基金。希克斯認為,這些所謂的讓步多數本就存在,如今只是為安撫川普而刻意擺上檯面。此前許多聲勢浩大的投資承諾最後都化為泡影,因此本輪貿易談判,並不意味著美國贏得了勝利。現下,川普已經開啟了新的貿易競爭時代。卡登認為,新一輪加徵關稅意味著更高的物價、更少的商品和更大的資源浪費,直接削弱全球貿易效率。與此同時,美國對外善變並強硬的姿態,反向促進了其他國家間的橫向協作。就在同一天,中國海關總署公布今年前7個月外貿數據,進出口總值同比增長3.5%,對東協、歐盟、非洲、中亞等地的出口快速增長,對美出口的下滑被有效填補。這一數據被多家美國媒體形容為「打破預期」。希克斯警告,美國選擇對全球約98%的國家發動單邊貿易戰,這種反覆無常且怪異的關稅徵收方式將對供應鏈轉移產生重大影響。「即便關稅取消,許多企業也理所當然地認為美國是一個不穩定的經商之地。這無疑將損害美國的經濟以及我們與盟友的關係。」近百年前,美國用關稅築起壁壘,也拉開了全球衰退的序幕。百年之後,代價或許更加高昂。(「三裡河」工作室)
北京8月8日電 題:徐泓緬懷老師許倬云:中國、中華民族在他心中格外大 記者 楊程晨 著名歷史學家許倬雲於當地時間8月3日在美國匹茲堡逝世。作為許倬雲任臺灣大學歷史學系任主任時期的學生,臺大歷史學系前主任徐泓第一時間在社交平臺發文:「我們的老師許倬雲先生走了,享年九十五歲。」 接受「東西問」專訪,徐泓回憶了不同時期與許倬雲的交往。談及家國情感的升華,徐泓坦言,許先生是有些自我矛盾的,他一方面非常愛國;一方面又不同意僅以中國為中心研究中國史。到晚年,中國、中華民族在他心中的地位不斷加強。這也是他在受訪時談到「但悲不見九州同」有那麼大情緒波動的原因。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記者:您最近一次和許先生見面是什麼時候? 徐泓:大約是十年前,他回臺,在(臺灣)政治大學作講座教授,主持一個重新解釋中國歷史的研究計劃,請我幫忙參與一部分。這是我們線下見的最後一面,也是工作場合,只是簡單敘舊。 後來他身體一直不太好,不良於行,不能頻繁回來。雖很多年沒見面,但我們有郵件往來。我近期有一篇關於明代國號研究的文章,還去信諮詢過許先生的意見。 許倬雲肖像。許倬雲個人微博 記者:許先生20世紀60年代中後期擔任臺大歷史學系主任,這和您在臺大歷史學系的求學時期高度重合。可以談談他對您治學等方面的影響嗎? 徐泓:老師是30多歲從芝加哥大學返臺任教,那時剛剛拿到博士學位。1964年,他開了一門中國上古史的課,我們這些學生都去選。後來他擔任系主任、所長,一直做到1970年,他開的課我基本都去上過。 他儘量利用考古研究材料和文獻來授課,每次課分三個課時,前兩個課時會請「中央研究院」的專家來上課,考古學家李濟之(李濟)先生來講了大部分,談過很多安陽考古的事。剩下一個課時許先生會進行總結整理,並把他自己的想法講給我們。國民黨當局來臺後,封禁大陸的很多老期刊、書籍,不讓我們看,我們上課一般是聽老師講、抄筆記,許先生指導我們讀期刊論文。 臺灣過去也有人開過中國上古史,但像他這樣系統運用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治史,教大家寫現代的期刊論文,是沒有的。他那時還編了一本《中國上古史論文選輯》,教我們用新方法學歷史。 那些年,許先生對我的影響,還有精神層面。他不良於行,但上課不會一味坐著,有時會拄拐站起身子。後來他在臺大改裝了一輛摩託三輪車,方便行動。許先生堅韌不拔的精神讓我們很敬佩,所有的困難他都想克服,學生要幫他,他不肯。在家時,他還洗碗,即便摔了還堅持洗。 許先生一輩子就是這麼一個性格,在我看來是了不起的。更了不起的,是他的夫人(孫曼麗女士),一輩子幫他、包容他。她和芝芝(徐泓夫人、世界史學者王芝芝)是同班同學,這也加深了一層我們的關係。 記者:1970年,許先生去了美國。之後就一直留在美國匹茲堡大學任教。在有這麼大影響力的時候卻選擇赴美,當年他做這個決定的原因是什麼? 徐泓:這和當時臺灣教育界發生的幾件事有一定關係。首先是當了快20年臺大校長的錢思亮在1970年卸任,學校氛圍出現變化,許先生覺得自己格格不入。另外,由於「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受美國福特基金會資助,一些人指責臺灣史學界被美國控制,由臺大和「中研院」合聘的許倬雲是被重點批評的對象之一。 許先生當時仍參與了臺灣很多的文化、學術方面的公共事務,到美國後也經常在《中國時報》《聯合報》上發表文章。蔣經國去世後成立的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許是創始會員之一,資助了美國多所研究機構設立中國研究教職、提拔年輕學者。許先生不僅在史學界影響大,在社會層面影響也大。 許倬雲在網絡節目《十三邀》中感慨「但悲不見九州同」。《十三邀》視頻截圖 記者:去美國後,直到去世,許先生對於兩岸關係的看法以及對大陸的觀感是否發生了變化? 徐泓:許先生一直堅定反對「臺獨」。對大陸,許先生前後態度是有變化的。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後的大陸,他跟許多從大陸去美國讀書、工作的學者接觸,也看了很多新聞,慢慢對大陸的看法改觀,後來也去香港、去大陸。 但對於中國史研究的視角問題,他一直沒變。許先生主張將中國史放入世界史視野做研究,晚年出版的《萬古江河:中國歷史文化的轉折與開展》對這一觀點有系統性闡釋,許先生要尋找世界主義的中國。這與他的老師、同鄉錢賓四(錢穆)先生等人以中國為中心研究中國史的態度相左。 所以,許先生是有些自我矛盾的:一方面他非常愛國;另一方面他不同意僅以中國為中心看中國史,認為要以更大的歷史格局研究中國。到了晚年,可能是看到美國在發展過程中不斷暴露弊端,在他心中,中國、中華民族的地位不斷加強,這一塊的「面積」格外大了。我想這也是他之前在受訪時談到「但悲不見九州同」有那麼大情緒波動的原因。 許倬雲先生在江蘇無錫為自己準備的墓。受訪者供圖 另外,他在青少年時期經歷過抗日戰爭,見過中國人遭遇到的摧殘和磨難。另一位史學家何炳棣先生曾說,在抗戰中成長的中國人沒有不愛國的。我想這句話在許先生身上也是體現得淋漓盡致,尤其越到晚年對他的影響越大。許先生和何先生都是美國籍,但二人在晚年都表達過,百年之後希望將自己的墓地移回大陸老家,落葉歸根。據我所知,許先生生前已在無錫找好了墓園的地方。(完) 受訪者簡介: 徐泓。記者 楊程晨 攝 徐泓,現任臺灣暨南國際大學榮譽教授,曾任該校代理校長、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主任、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講座教授兼人文學部部長,2016年始先後在南開大學、廈門大學、浙江大學任職教書。徐泓專註明清社會史研究,在明清鹽業、社會風氣、婚姻與家庭、人口遷徙、城市發展等議題上著作等身,包括《明清社會史論集》《二十世紀中國的明史研究》《明代的私鹽》《明北京行部考》《明代社會風氣的變遷》。他還曾任「中國明代研究學會」理事長,在臺灣發起明代典籍研讀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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