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呼籲系統性深耕河姆渡文化研究 探尋地域文明新脈絡
2025-10-25 14:42 3,784次浏览北京8月11日電(記者 張尼)「國家喊你來減肥，不是一句空口號。落實今年體重管理年的工作要強調科學二字。要有科學的理念，科學的工具，科學的研究，科學的實踐，這是深化體重管理年的關鍵。」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慢病中心主任吳靜表示。 數據顯示，我國成人超重/肥胖率分別為34.3%和16.4%。如何對肥胖及時進行幹預、減少健康隱患，已經成為亟待解決的公共衛生問題。 肥胖將帶來巨大疾病負擔 8月8日是全民健身日，2025減重與健康管理學術交流會在北京舉辦，「全民主動健康6623減重科普計劃」在會上啟動。 記者了解到，「6623減重科普計劃」之中，「66」是指《中國公民健康素養——基本知識與技能》提出的「健康素養66條」；「23」是指世界衛生組織提出的亞洲人群BMI正常範圍為18.5-22.9，23接近它的上限。 活動中，吳靜表示，當前，我國慢性病負擔問題嚴峻，心腦血管疾病、癌症等四大類慢性病佔總死亡比重近90%。超重和肥胖是心腦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多種癌症等慢性病的主要危險因素，給全球帶來巨大的疾病和經濟負擔，並成為我國重大公共衛生問題。 根據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數據，成人超重/肥胖率分別為34.3%和16.4%，更令人揪心的是兒童青少年超重肥胖問題。 「如果不加以有效防控，未來幾十年慢性病的人群規模有可能還會擴大。」吳靜說。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營養與健康所研究員何麗認為，2024年我國居民健康素養水平已達31.87%，體重管理年的目的就是關口前移，在體重失控前及時幹預，避免代謝症候群和「四高」等疾病的發生。 如何科學控體重？ 肥胖帶來健康隱患是共識，如何有效進行體重管理？活動上，專家給出了科學建議。 何麗對「健康素養66條」進行解讀，其中包括基本知識和理念，健康生活方式與行動，以及基本技能。在合理膳食方面，建議食物多樣，合理搭配，谷薯類不可缺，這是維持健康飲食結構的重要準則。中國成人BMI應保持在18.5至24之間，男性腰圍超90釐米、女性超85釐米即為中心性肥胖。 何麗分析，97%人群的肥胖源於能量代謝失衡，建議採取「淺嘗輒止」的飲食策略，踐行少油少糖少鹽的「三減」原則，配合快走、慢跑等可持續運動，同時保持規律作息與積極心態。 北京朝陽醫院呼吸睡眠中心主任郭兮恆表示，輕度超重者可通過飲食運動調整，中重度肥胖需結合醫療手段，但需在專業指導下進行。針對不同年齡群體，他提出青少年需兼顧發育營養，老年人則面臨營養過剩與不良的雙重挑戰，幹預需差異化設計。 北京大學第六醫院原副院長姚貴忠提出，體重管理不僅是為了管理體重的那個數字，更是為了健康和美；在情感層面上，要提升掌控感、意義感，還要應對減重中的糾結與挫敗；在行為層面，可通過強化動機、場景設置、環境支持等手段培養習慣。 體重管理要加強部門間合作 在吳靜看來，科學體重管理年的具體落實，要加強部門間合作，將體重管理融入各項政策和行動計劃當中。持續開展形式多樣的體重管理科普宣傳活動，引導公眾正確認識健康體重、消除體重認知誤區。發揮醫療衛生機構、行業學協會和社會團體作用，指導公眾科學體重管理。同時，積極引導企業研發體重管理創新產品，積極倡導健康消費新理念。 金木集團董事長鈕立衛表示，金木集團發揮在中醫藥與大健康領域的科研實力和創新優勢，將藥食同源理論與現代營養學相融合。結合本次活動，企業將加大產品研發投入，推出更多適配不同人群的減重產品；積極開展健康科普公益系列活動，向公眾普及健康體重管理知識；加強與科研機構、醫療機構及相關政府部門的合作，共同推動全民主動健康教育的普及工作。 金木集團品控中心總經理李洪認為，科學減重需遵循「清調先行、補養跟進、修復收官」的多階段幹預原則，具體可通過膳食纖維調節腸道菌群、天然成分改善血液循環等方式實現。這一理念強調對身體進行綜合調理，而非單一地抑制食慾或控制熱量攝入，與中醫「治未病」的思想相契合。 與會專家一致認為，破解肥胖困局需凝聚專家、機構、企業三方力量，將專業知識轉化為「聽得懂、學得會、用得上」的實踐方案。 此次活動由人民日報社健康客戶端主辦，首都保健營養美食學會學術支持，金木集團公益支持。(完)
北京8月10日電 題：學者史海鉤沉十五年再現鄭振鐸抗戰期間搶救珍本古籍 記者 應妮 歷時十五年深入日本各大圖書館、藏書機構，挖掘眾多日方視角的新文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吳真完成了著作《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重現一介書生鄭振鐸在1937年至1945年留守上海的日常生活史，講述他在深陷被敵偽追捕、生計無著的極端環境中，如何為國家搶救珍本古籍周旋於各方勢力之間，堅守在文化抗戰的第一線。 日前接受記者專訪時，吳真坦言這本書的寫作思路是書籍史角度下的文化抗戰。「書籍同樣是戰爭的受難者，從中可以看到書籍和人的命運的共振。」 鄭振鐸個人資料照片。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為什麼聚焦鄭振鐸？ 2009年，吳真在日本東京大學做研究期間偶然看到一條日寇隨軍記者關於戰時搜集與匯總中國珍稀圖書的記載，激發了她探究抗戰時期中國古籍遭受「書厄」的好奇心，並隨之不斷積累資料。其中一個重要個案是在1938年，稀世孤本《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驚現於亂世，幾經易手，最終在鄭振鐸的努力之下收歸國有，她由此將目光聚焦在這位文化大家身上，再延展到以鄭振鐸為中心的、以往少為人知的地下文獻保護工作。 事實上，淞滬會戰爆發，時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的鄭振鐸面臨著抉擇：走，還是不走？他任教的暨南大學依然堅持在上海辦學，而且他的家裡上有老祖母、下有剛剛出生的小兒子，全家十口人一起撤退不太現實。他決定，不躲、不逃、不撤退，留居上海，等待天亮。 吳真告訴記者，面對日軍的文化暴行，鄭振鐸意識到自己應該有所作為，他為自己選擇的報國途徑是「收異書於兵荒馬亂之世，守文獻於秦火魯壁之際」。 這一決定並非抗戰時期一般知識分子認為應該擔負的責任，而是鄭振鐸自覺承擔起來的文化責任。站在更深遠的人類文明長河中拼命打撈這些古籍文物，鄭振鐸認為文物古籍散佚了就不可復得，毀滅了就無從彌補。吳真指出，當責任落到個人的肩膀上，而且還是在上海「孤島」苦守的個人身上時，又多加了一層「萬一失敗則成罪人」的歷史負擔。 《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書影。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暗鬥」既是一個人的抗戰，也是一幅書生報國的文化群像。作者將形形色色的人物置於抗戰風雲之下，又串聯起一部由鄭振鐸勾連起的抗戰群像史：開明書店文人圈、「文獻保存同志會」、唐弢、許地山，一同搭建了購買、貯藏、運輸、保存的線路，也構成了互相幫扶、沉默抵抗的團體。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該書還披露了2023年面世的鄭振鐸1939年日記的內容，為理解其抗戰生活提供了更完整的鮮活資料。 鄭振鐸寫於1949年的文章曾總結：「抗戰中為國家得宋元善本明清精槧一萬五千餘種。」事實上，「一種」古籍可能是幾十冊，也可能是上百冊。「通過這些年的研究，根據不同數據來源，我的統計是這一萬五千餘種大約是6萬冊」，吳真引用鄭振鐸《求書日錄》中的話，「我從劫灰裡救全了它，從敵人手裡奪下了它……我在躲藏裡所做的事，也許要比公開的訪求者更多更重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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