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總理宣布：將於9月有條件承認巴勒斯坦國
2026-01-11 01:29 5,973次浏览近日，生態環境部、文化和旅遊部、中國文聯以及中國作協聯合印發了《關於進一步加強生態文化建設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為進一步加強生態文化建設，推進生態文化的研究傳承、傳播推廣和轉化利用，厚植生態文明建設的內生動力提供了重要指引。 接下來，要挖掘中華優秀傳統生態文化，傳承中華民族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態價值觀念，挖掘中華民族通過世代實踐探索形成的生態智慧，賡續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歷史文脈。文脈不輟，繼往開來。廣東所表徵的嶺南文化，其千百年來所蘊含的生態智慧譜寫了一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不朽樂章，值得我們今天反覆探尋與體味。 一是萬化自然、天人合一的宇宙觀。禪宗「於自性中，萬法皆現」之語，破除了人與物、心與境的主客二元壁壘。這種「無情有性」思想，使人與自然在心靈深處重新聯結。明代心學巨擘陳白沙將個體生命融入自然的美好境界中去，提出「以自然為宗」的哲學思想。陳白沙靜觀「鳶飛魚躍」的天機活潑，在「萬化自然」中體悟宇宙的無限生機。其「靜中養出端倪」的修養功夫，正是通過沉潛於自然，去感受天地間無聲的律動。這些觀念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宇宙觀一脈相承，否定了狹隘的人類中心主義，在今天仍閃耀著不朽的智慧光芒。 二是參贊化育、積極作為的實踐論。以唐代大儒韓愈、明代大儒湛若水為代表的傳統儒家學者，既不主張人類對自然的盲目徵服，亦不贊同消極無為，而是強調「參贊天地之化育」的積極責任。韓愈被貶潮州時寫下《祭鱷魚文》，文辭中雖有警告之意，但核心內容卻是「天地萬物，各安其分」的共生理想。他疏導民瘼、興修水利，是尊重自然規律前提下的積極作為，贏得了嶺南百姓的世代尊崇。湛若水則在其「隨處體認天理」的哲學指引下，於廣州講學時注重引導學子觀察草木枯榮、體悟四時運行。他親手在講學的書院中種植翠竹與古榕，認為每一片葉子的舒展都承載著宇宙間生生不息的大道，人要用心呵護與體悟。這些實踐深植於儒家「參贊天地之化育」的思想，強調人類在生態系統中兼具能動性與約束性，堅持既敬畏自然又積極有為的實踐精神，為現代生態治理提供了寶貴參照。 三是仁心周流、善待萬物的生命情懷。明代心學家、潮州碩儒薛侃在惠州西湖講學時，曾以西湖之水譬喻心體之澄明與「天地萬物本吾一體」的博大情懷。他常引宋代理學家程顥「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之語，強調從「心」出發，視自然生命為血脈相連、相伴相依的整體，強調人要擔負起對世間萬物應有的責任。因此，薛侃常常引導學生靜觀遊魚之樂、草木之生，以涵養自身「萬物皆備於我」的博大胸懷，從而以一顆真誠不息的仁心對待自然萬物。這一思想深深浸潤嶺南，西湖畔的講學之聲雖已遠去，但其倡導的「仁心周流」，至今依然啟迪著人們呵護這份山水相依的默契，讓魚鳥草木在人類聚居之地保有生機盎然的席位。 四是取用有節、生生不息的生存智慧。嶺南民眾的智慧還體現在日常生活的樸素哲理中，歷經千百年業已內化成為「日用而不覺」的生存之道。廣東人強調對自然「因地制宜」「取用有節」，堅持可持續性地開發利用、休養生息。例如，廣府地區民居廣泛流行的「騎樓」設計，巧妙利用狹窄空間形成遮陽避雨的廊道，體現著對自然要素的適應與利用而非對抗。珠三角桑基魚塘系統長期以來形成了「塘基植桑、桑葉飼蠶、蠶沙養魚、魚糞肥塘」的循環模式，在有限的土地資源上實現了物質高效循環利用，是農業生態智慧的典範。這種基於生存經驗的樸素智慧，與當今倡導的綠色低碳生活方式高度契合。 中國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嶺南文化中的生態智慧，並不只是塵封典籍中的理論珍寶，而是貫通古今、照亮未來的精神清泉，啟迪著我們重新理解自然的內在價值，從而更為積極而審慎地承擔起保護生態的責任，將萬物納入和諧共生的「仁心」中去。今日重溫嶺南山澤間流淌的古老智慧，可以為我們更好地落實《指導意見》，構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提供一份源自中華文明深處的指引。 (作者分別系中共廣東省委黨校哲學教研部教授、副教授)
烏魯木齊8月9日電 題：探「方圓」絕代雙塔 觀絲路文化交融 作者 苟繼鵬 在新疆喀什市城區外荒漠中的莫爾寺遺址現場，矗立著一高一矮、一圓一方兩個高大的「土墩子」惹人注目。今年，莫爾寺遺址入選「202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後，搭乘火車的人們途經此處，總不免透過車窗搜尋絕代雙塔的身影。 「這是迄今發現中國最西部、保存較完整的大型地面土建築佛寺遺址，是中國早期大型地面佛寺和佛教中國化的典型代表。」負責上述遺址考古發掘的中央民族大學教授肖小勇說。 圖為莫爾寺遺址。 苟繼鵬 攝 2019年，中央民族大學與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開啟莫爾寺遺址主動性考古發掘。「第一次去現場勘察，從地面上看感覺幾乎沒有多少工作的餘地。」肖小勇回憶說，但發掘不到半個月，第一座僧房就出現了，讓考古團隊看到了希望。 6年間，在考古人員不斷深挖下，僧舍、迴廊式佛殿、長方形大佛殿、講經堂、廚房、儲物間、餐廳等建築浮出地面。累計發掘4600平方米，發現遺蹟包括18座單體建築共計62個房間、2條階梯式踏道，出土上萬件各類文物和文物殘片。 圖為莫爾寺遺址現存圓塔。 苟繼鵬 攝 「莫爾寺既有自身特色，也能在其中看出印度、犍陀羅、中亞、當地和中原等不同地方的元素。」肖小勇說，其提供了中國早期佛寺布局及其發展演變的樣本，推進了古疏勒及絲綢之路佛教考古和中國早期佛寺起源研究。 根據考古研究，莫爾寺遺址始建於公元1世紀，約9世紀末10世紀初廢棄，前後延續約900年，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的建築主要為帶有印度、中亞風格的覆缽式塔(即現存的圓塔)及僅見於本地的獨棟多室僧房。第二階段在原有建築基礎上，新增方形大塔和帶迴廊的佛殿，寺院禮拜中心逐漸演變為「塔殿並重」。7世紀以後，還新修講經堂和大佛殿，應是受到了中原文化影響。 肖小勇認為，佛教於公元前1世紀左右傳入新疆後，在喀什地區形成一個佛教傳播中心，並影響到庫車及更遠的地方，繼而向中原地區傳播，與當地文化形成交融互動格局。後來，隨著歷代中央政權對西域的有效管轄，中原佛教又「西漸」至此，對當地產生重要影響。 在2024年考古發掘中，一塊泥瓦片的出現讓肖小勇十分驚喜。「泥瓦是唐代大型高規格建築中常被使用的構件。結合史料記載，武周時期曾在疏勒鎮修建大雲寺，我們有理由推測莫爾寺可能是一座國家級寺廟。」肖小勇說，這不僅證明了新疆地區宗教的多樣性，更彰顯了中央王朝對西域地區的有效管轄和宗教管理。 肖小勇表示，多年來對該遺址的考古發掘表明，中原文化在商品經濟、佛教建築和佛教藝術等方面對西域地區產生深遠影響，實證了中原和西域交往交流交融、中央政權對西域有效管治和宗教管理、人類不同文明交流互鑑。莫爾寺遺址也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兼容並蓄的有力見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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