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8月11日電 題:李約瑟與中國抗戰有哪些少為人知的故事? ——訪英國劍橋李約瑟研究所訪問學者劉曉 記者 聶芝芯 英國著名科學家李約瑟1943年至1946年間赴華考察,走訪300多所大學、科研和企事業機構,目睹中國人「雖國難當頭、科研不輟」。他用鏡頭和文字記錄了怎樣的中國抗戰精神?他為何被中國人稱為「雪中送炭的朋友」? 中國科學院大學科學技術史系教授、英國劍橋李約瑟研究所訪問學者劉曉,近年對李約瑟的一手戰時文獻進行了梳理與研究,近日就此接受「東西問」專訪。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記者:1943年正值中國抗戰,英國科學家李約瑟為何要冒險來到戰火紛飛的中國? 劉曉:李約瑟於1943年2月到達昆明,其來華計劃經過長時醞釀。最早可追溯到1939年與中國留學生魯桂珍的接觸。通過她,李約瑟了解到悠久燦爛的中國文化,激發他對中國古代科技與社會研究的興趣。 全面抗戰自1937年打響,魯桂珍老家南京遭受大屠殺。李約瑟夫婦非常了解中國人民的苦難,曾向中國使館請求赴華訪問。但在戰況危急關頭,李約瑟實際上無法成行。 太平洋戰爭爆發,美英對日正式宣戰,英國開始重視英中之間的關係,李約瑟隨之進入高層視野。由於科學的中立性以及在戰爭中的重要價值,其外交作用顯現。李約瑟作為劍橋大學教授和皇家學會會員,正式獲得外交官身份,擔負起戰時外交工作。 穿軍裝的李約瑟。受訪者供圖 記者:李約瑟目睹中國人在艱苦環境下搞科研,為抗戰出力,中國人的戰時精神面貌如何打動李約瑟? 劉曉:李約瑟最初懷著同情和援助的心態來華,但他看到中國科學家和教育工作者在極為艱苦條件下,依然保持頑強的意志和高昂的熱情,他逐漸從感動到敬佩,發自內心支持中國人民。 昆明是當時中國重要對外通道,聚集眾多重要機構。李約瑟參觀了南遷的北平研究院物理學研究所,看到該所完全轉向戰時工作,設有光學工廠,給盟軍空軍製造水晶振蕩片。他們從美孚油桶上剪下一片片馬口鐵皮圓盤,用榔頭敲打成薄片,然後放在腳踏機械上令其飛速旋轉,便可切割水晶。 在西南聯合大學的實驗室,李約瑟看到:細胞核染色用的蘇木精買不到,就從雲南土產蘇木中提取;顯微鏡的載片不夠,就切割被空襲震破的窗玻璃代替……他還得知,物理學家趙忠堯用冒著生命危險,從北平清華大學帶出來的50毫克鐳,做了些人工(中子)放射性元素實驗,他認為這代表了一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 「中央防疫處」生產抗戰急需的血清和疫苗,成功試製青黴素。在李約瑟看來,疫苗工廠的故事「本身就是一首史詩」,瓊脂通過特殊處理而能夠重複利用,是最體現防疫處頑強精神的典型做法。 本想潛心從事科學史研究的李約瑟「覺得道義和物質援助的需要太迫切了」。因此在抵達重慶後,李約瑟向英國文化委員會撰寫報告,提出成立中英科學合作館開展援華工作。李約瑟很快收到倫敦的批准,迅速列出考察途中記錄的中國科技機構急需物品清單。 記者:李約瑟為戰時中國科學和教育做了什麼,而被中國人稱為「雪中送炭的朋友」? 劉曉:抗戰後期,古老中國的新生科學力量近乎「奄奄一息」,李約瑟首要任務是鼓舞士氣和提供急需援助。 經倫敦批准,李約瑟可利用「駝峰航線」運送中國科學家急需補給。他在來華的美軍運輸機上分配到足夠空間和噸位,按其要求從加爾各答採購的物資便會運來,至少每周一次,由英國政府承擔運輸費用。中國後方的大學也受益於英國饋贈。 這些物資包括科技圖書、期刊、縮微膠捲和科學儀器。許多散布到窮鄉僻壤的大學和機構,大量藏書丟失,李約瑟贈送的6775冊圖書無異於雪中送炭。167種英國科技、醫學雜誌以縮微膠捲的形式送到中國。科學合作館為中國大後方的實驗室提供緊急科學器材供應服務,辦理了333份訂單,對維持科研活動作出切實貢獻。 李約瑟在戰時條件下重建了科學的聯絡渠道。他在《自然》雜誌上發表文章,介紹每次旅行看到的不同地區的科學技術概況,中國《科學通訊》等刊物被送到西方散發或轉載。他還直接推薦中國研究論文向國外著名刊物投稿,向西方推送了139篇手稿,接受率達86%。 他還為中國科教機構提供諮詢意見。在重慶,他的團隊至少做過100次演講,在旅行途中共計做過123次科學講座。這些講座中除了學術內容外,還有關於戰時科學的動員、加強國際聯絡等切中要害的建議。 1943年李約瑟、吳作人在敦煌合影。受訪者供圖 記者:二戰結束後,李約瑟推動「以科學促和平」、推動國際科學合作。中國之行產生何影響? 劉曉:李約瑟的戰時來華使命中,推動國際科學合作一直佔據優先位置。他認為,此次大戰催生了一種不同以往的國際科學的有組織聯絡,即「科學合作館」。 他到昆明發表的第一場演講即關於科學的國際合作,將最先進的應用科學與純科學,從高度工業化的西方國家輸送到工業化程度較低的東方國家。中英科學合作館設於大後方重慶,協助中國科學家開展正常的科學活動,改善工業落後狀況。戰後根據聯合國科教文組織決議,全球範圍內多處科學館設立,均在較不發達地區。 李約瑟在重慶期間,與八路軍辦事處的周恩來建立真摯友誼,發自內心地認同中國應該走社會主義道路。抗戰勝利之際的北方之行,他就有親自前往延安的考量。李約瑟被視為中國人民的真正朋友,1949年後成為中國與西方聯繫的重要紐帶。 記者:您對李約瑟及抗戰時期中國科技史的研究,足跡跨越東西,發掘出哪些新資料? 劉曉:這項研究工作結合李約瑟的日記和照片,圖文並茂展示戰時中國科學的全景,完成《李約瑟鏡頭下的戰時中國科學》一書。我們從英國李約瑟研究所收藏的1400多張相關照片中,選用了800多張,很多照片是首次與公眾見面。 通過整理和解讀李約瑟的一手戰時文獻,包括論文、日記、報告和通信,我們重新釐清了一些重要問題,例如李約瑟身份權限、物資保障,也對其來華路線進行勘誤。 從中我們看到李約瑟逐步深入認識中國科技、文化的進程。他通過與中國學者的交往,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其國際科學合作事業也得到他們支持——許多中國人戰後進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任職。 更多的人,在以後更長的歲月中為李約瑟寫作《中國科學技術史》提供重要幫助。1982年9月,李約瑟訪華時談及擬籌建東亞科學圖書館,數日內即得到愛國華僑捐款64萬英鎊。同年10月23日,全國科學技術獎勵大會召開,《中國科學技術史》被評為自然科學一等獎,李約瑟是首位獲此獎的外國人。(完) 受訪者簡介: 劉曉。受訪者供圖 劉曉,中國科學院大學科學技術史系教授,英國劍橋李約瑟研究所李氏基金訪問學者,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常務理事。研究方向為近現代科技史、國際科技交流與合作、中國科學院院史,著有《李約瑟鏡頭下的戰時中國科學》《何澤慧傳》《國立北平研究院簡史》等。
「抓我當天就得放」,對未成年人犯罪,如何做到「寬容不縱容」? 未成年人犯罪情況牽動著全社會的關注。近年來,每當低齡、惡性、暴力犯罪出現,關於「法律該不該嚴懲罪錯少年?」「未成年人保護原則與打擊犯罪的刑罰目標該如何權衡?」等一系列公共討論,總能掀起一輪又一輪的輿論聲浪。 這背後透視出,社會大眾對少年司法的根本理念還未能達成。就連北京市海澱區人民法院少年法庭法官秦碩,也是在經歷了懷疑的迷霧後,才獲得了內心的確認。 少年搶劫: 並非缺錢 而是為了「證明自己」 秦碩接手的第一個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是高中生佳佳(化名)進入一所大學校園裡持刀搶劫。在起訴前,佳佳已被取保候審。如此嚴重的犯罪行為,卻因為未成年人身份而即將採取相對溫和的強制措施,新任少年法庭法官秦碩對此持懷疑態度。 在成為少年法庭法官之前,秦碩已經有了十多年的刑事審判經驗,對於嚴重的暴力性犯罪,在量刑時必須嚴格把控從輕、減輕的量刑幅度。然而,看見這個持刀搶劫的少年後,秦碩困惑了。 秦碩回憶起與佳佳見面時的場景:「他一進來,白襯衫、淺色牛仔褲、白運動鞋,高高瘦瘦。當時你就會發現,這是個搶劫犯?這不可能,他能搶誰?」 17歲的佳佳如實供述了自己搶劫的行為。佳佳說,他搶劫不是因為缺錢,而是為了證明自己。 有一天佳佳回家正在看電視。媽媽對他說:「別看了,馬上高考了。高考完你就18歲了,18歲以後沒人養你,你得靠自己。」 就因為這句話,當天晚上,佳佳從家裡廚房拿了把刀,找到離他家最近的一所大學,在樹蔭裡等著。有個大學生路過,他拿著刀走過去說:「你給我200元錢,把手機留下。」他說,自己想證明給媽媽看,不好好學習也能活著。他還認為,只要不傷害對方,就不構成犯罪。 佳佳的犯罪動機乍聽上去令人哭笑不得,但與公眾直覺相反,在專業人士的眼中,可以從中讀出未成年人犯罪有別於成年人犯罪、應該予以特殊處置的內在邏輯。 中國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少年司法專委會主任宋英輝分析,這正是未成年人犯罪的特點,不計後果,用很極端的手段。 未成年人正處於一個充滿變化和成長的階段,他們不僅尚未成熟、自控力較弱,而且其行為極易受到外部環境的影響。 宋英輝:未成年人司法更多考慮的是,未成年人未來如何更好地融入社會,成為一個正常的社會的人。 宋英輝對比了多個國家的相關研究,結果顯示,若以成年人的刑罰標準來處理未成年人,並以增進公共安全為目的,將他們送入監獄進行改造,通常會導致他們出獄後的再犯率與預期相悖。 正因如此,我國刑事領域對待未成年人的違法犯罪行為秉承的原則是「教育為主、懲罰為輔」,讓罪錯未成年人得到有效矯治,回歸社會,不再危害社會,是減少被害人和對社會公共利益最好的保護,也是少年法庭對待每一個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基本理念。 在秦碩的回憶中,她本是抱著將持刀搶劫少年收監的想法出發,卻在深入調查了解時發現,在老師和同學們的評價中,佳佳不僅從來沒有劣跡行為,還是一個非常優秀的學生,甚至幾名受害大學生了解了前因後果,都寫了聯名信,希望秦碩能從輕處罰這個小朋友,再給他一次機會。 如何「寬容而不縱容」?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長蔡金芳講述,未成年犯罪有一個特點,好多人屬於二進宮、三進宮,重複犯罪,他們當時出現一種趨勢就是犯罪低齡化、手段成人化。 在這種情況下,上海長寧法院的法官感覺到,如果和以往一樣,對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和成年人一樣的話,可能不利於根治未成年人犯罪。 1984年10月,上海市長寧區人民法院的一名法官與兩位人民陪審員共同組成專門審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合議庭,將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與普通刑事案件分離,探索適合未成年人身心特點的審理方式,注重犯罪原因的調查和教育疏導。這一改革,標誌著新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少年法庭的誕生。 緊隨其後,全國各地少年法庭、少年審判機構探索啟航。北京市海澱區人民法院也是探索的先行者。 區別於成人法庭威嚴的壓迫感,海澱法院少年法庭的U型法臺讓法官、公訴人、辯護人等圍坐在U型內部,未成年被告人坐在U型開口的一側,形成一種環抱的姿態。這是自上世紀90年代初,就沿用至今的變形法臺,也是「圓桌審判」方式的起源,如今已發展為全國推廣的標準。 在採訪中,記者了解到,在觸法涉罪未成年人中,一旦我們清楚了他們的成長背景和犯罪動機,社會公眾通常能夠理解為何法律要對他們網開一面。然而,同樣可不忽視的是,那些雖然佔比不高,但性質極為惡劣的低齡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也往往引發公眾對法律治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效力的質疑。 最高人民法院通報,2021至2024年,審結已滿12周歲未滿14周歲未成年人殺人、重傷害案件4件4人,犯罪人年齡在12至13歲之間,被依法判處10至15年有期徒刑。2024年底,人民法院對未滿十四周歲邯鄲初中生殺害同學埋屍案主犯依法頂格判處無期徒刑。 「訓誡幫教」 能否攔住滑向犯罪的「熊孩子」? 17歲的子奇(化名),因在某飯店打架鬥毆,造成人員傷害被警方抓獲。 子奇是未成年人,且監護人不在北京,按照北京市公安局辦理未成年人案件的執法流程,在來的路上,司法社工雷曉桐已做好準備,從子奇被帶進辦案中心開始,作為合適成年人,以臨時監護人角色,全流程陪同他完成案件辦理。 根據民警的前期調查和現場視頻監控記錄,子奇的行為已經違反治安管理處罰法,但他拒不承認打傷了人,還覺得自己被抓實在冤枉。 按照分級幹預的行為劃分,子奇輟學、飲酒的行為已經越過了不良行為、嚴重不良行為,毆打他人已經升級到了違法的階段。按照相關法律規定,子奇的違法行為較輕,不用執行拘留措施。 看著子奇在審訊室裡不以為然,北京市公安局海澱分局未成年人案件審查中隊原中隊長李洋和同事們知道這個孩子並未意識到,他距離犯罪觸刑僅一步之遙。 子奇在審訊室呈現出的心態並不特殊,甚至可以說很普遍。與成年人案件辦理時需要更多展現出法律的威嚴不同,這些專門辦理未成年人案件的民警在審訊時,以「不施壓、不逼問、不強攻,重交流、重感化、重疏導」作為工作要求。而觸法涉罪少年們通常有他們的應對。 2019年,北京市公安局開啟「訓誡幫教」試點,目標人群正是那些因不予處罰、肆無忌憚、反覆出現在公安執法視線中的問題少年。 子奇的案件走完不予處罰流程後,在這個專門設置的訓誡室裡,由司法社工陪同,民警對他進行了專門的訓誡教育,強調法律的嚴肅性。 這個被稱為「犯罪臨界預防機制」的訓誡措施,探索之初,只針對治安不予處罰的未成年人進行,如今,已經涵蓋所有未成年人觸法不予處罰的案件。訓誡,只是制度第一環節,被訓誡的未成年人將在司法社工的陪伴下,度過一個為期三個月至半年的幫教期。 李洋從事少年警務工作八年時間,因與太多「熊孩子」打交道,他的個人氣質都已經從「金剛怒目」轉化為「菩薩低眉」,有時候還多愁善感起來。 李洋:實際上我們現在最頭疼是14到16周歲的未成年人,這些人不觸及「八大罪」,也就是說小錯不斷、大錯不犯,他會利用自己未成年人身份去逃脫自己的罪責,會把自己罪責推到別人身上。 根據我國刑法相關規定: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人僅在實施特定嚴重犯罪,如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強姦、搶劫、販賣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罪的「八大罪」時才承擔刑事責任。 小敏(化名)第一次坐在審訊室李洋的對面時,年僅15歲,但她此前在各個區縣留下尋釁滋事、毆打他人的治安類違法前科多達20餘次。 李洋說,小敏自己很清楚,跟他說「我知道在14到16周歲,只要不觸犯『八大罪』,你們抓我當天就得放。」有一次李洋在抓獲她的時候,告訴她這個罪就叫搶劫,已經觸犯「八大罪」之一了,小敏說這叫尋釁滋事,在學校門口劫取少量財物,不叫搶劫。「後來我才發現實際上這些長期犯錯的青少年,他們開始懂法了,開始鑽法律的漏洞。」 從李洋的擔憂,可以透視當下未成年人犯罪預防與治理工作的一個顯著的痛點。 2020年12月26日,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同步完成新一輪大修,引入分級幹預的思路,將未成年人相關行為分為不良行為和嚴重不良行為兩類,嚴重不良行為又進一步細分,以便制定不同的幹預和矯治措施。 今年6月27日,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表決通過了新修訂的治安管理處罰法,調整了未成年人行政拘留執行條件:對於14至16周歲一年內二次以上違反治安管理的未成年人,可以依法執行拘留。同時,14至16周歲以及16至18周歲初次違反治安管理,若情節嚴重、影響惡劣的,同樣可以依法執行拘留。以往這兩類未成年人通常不執行行政拘留處罰的情況,將在未來發生改變。 未成年人的不良行為、嚴重不良行為,通常發生在公安執法程序之前,當孩子的行為出現嚴重偏差,走上犯罪道路,背後往往存在一個出現了「問題」的家庭。2022年1月,家庭教育促進法施行後,公檢法各部門都在探索辦理未成年人案件過程中,對家庭教育問題的關照辦法。 本文來源:央視新聞微信公眾號(ID:cctvnewscenter)綜合《新聞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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