滬青攜手、共贏出彩！「滬青新平臺·合作贏未來」青海果洛·海東綠色低碳產業投資推介會在奉舉行
2025-11-26 07:16 8,841次浏览聽有聲書、視頻「看」書、淘書社交…… 沒時間看書？年輕人愛上「花式」閱讀 閱讀提示 在全民閱讀熱潮中，年輕一代正成為閱讀消費主力。各種新興的閱讀方式，為他們提供了豐富的選擇。聽有聲書、視頻看書、淘書社交……這屆年輕人正愛上「花式」閱讀。 北京早高峰地鐵10號線上，上班族朱微熟練地戴上耳機，點開「微信讀書」APP裡的《三體》有聲書。「眼睛可以休息，耳朵不閒著。」她告訴記者，「通勤一小時，兩周就能聽完一本大部頭。」對她而言，有聲書是高效利用碎片時間的利器。 近日，一項面向青年群體的媒體調查顯示，受訪者的閱讀形式和場景呈現多元化：超七成受訪者仍購買紙質書，半數受訪者還選擇購買電子書、充值聽書平臺等；在閱讀場景上，圖書館、書店、書市、書展及讀書會均受青年群體青睞。 記者觀察到，在全民閱讀熱潮中，年輕一代正成為閱讀消費主力。多樣化的購書渠道與閱讀方式，為年輕人提供了豐富的選擇，「開卷有益」的閱讀生態也由此被重塑。 讀書有了新空間 在國家圖書館古籍閱覽區，23歲的歷史學研究生陳政婷喜歡在此讀書並抄錄。「紙頁的觸感、墨香，以及周圍翻動古書的窸窣聲響，能幫我更好地進入閱讀狀態，並『沉』進那個時代。」她說。 然而，每當周末，陳政婷會帶著輕鬆的小說讀物，溜達到北京亮馬河畔的「春風習習」特色書店。「巨大的落地窗外是河景與綠蔭，點杯咖啡，讀累了就發發呆，是另一種『充電』。」她說，她會伴著心境變化，選擇不同的讀書場所。 這種閱讀場景的靈活切換，正成為年輕人的常態。在潮流地標三裡屯，多抓魚循環書店內人流如織。喜歡讀書的首都師範大學研究生魏嘉駿觀察到，年輕人把淘書、看書變成了一種時髦的「輕社交」，「周末很多人約朋友一起來，選本書，在咖啡館區域聊聊天。」魏嘉駿認為，書是媒介，空間是載體，共同構成了舒適的文化休閒體驗。 暨南大學文學院中文系副教授鄭煥釗在接受《工人日報》記者採訪時表示，隨著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文化+」日益融入各種公共空間和消費場景中，在這一背景下，閱讀場景不再局限於公共圖書館，創意書店、圖書市集、城市書房等閱讀與消費融合的空間不斷湧現。各類具有消費性質和打卡特點的閱讀場景，不斷構建年輕人的閱讀生活新方式，「一邊喝咖啡、一邊讀書、一邊擼貓、一邊觀賞綠植，成為年輕人閱讀休閒的新選擇。」鄭煥釗說。 記者了解到，作為近年來興起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間，城市書房已在不少城市深入街區，成為年輕人觸手可及的「精神驛站」。截至今年4月，廣州已完成54個「花城書房」的建設；2025年底，青島城市書房將突破百家。 日前，記者走進位於北京市朝陽區朗園的良閱城市書房，眼見內部不少綠植裝點，閱讀區、書架陳列、咖啡廳一應俱全。工作人員告訴記者，這裡雖以書為名，卻並不只有書，更像是一間公共書房或客廳，不少年輕人常來這裡閱讀、自習、辦公，書房還會定期舉辦書友會、文化沙龍、微型藝術展等活動。 從音頻聽書到視頻「看」書 當圖書館、圖書市集、城市書房都成為書香的棲息地，年輕人除了靈活選擇閱讀場景，還擁抱著多樣化的閱讀形式。無論是電子書、有聲讀物還是視頻講書，都成為他們汲取知識的途徑。 中國音像與數字出版協會發布的《2024年度中國數字閱讀報告》顯示，2024年我國數字閱讀用戶規模擴大至6.7億，數字閱讀行業總營收達661.41億元，同比增長16.65%。「數字閱讀已從一種小眾選擇變為大眾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涵蓋全年齡段人群和各類閱讀場景，構建起完整的閱讀生態。」中國音像與數字出版協會理事長孫壽山說。 在一家新能源汽車公司工作的韓晨雪喜歡在蜻蜓FM上聽武俠小說、懸疑探案類有聲書，「以前以為有聲書只是機械朗讀，後來發現很多作品採用廣播劇形式，聲情並茂地演繹內容。」韓晨雪告訴記者。 除了聽書，視頻化閱讀也成為年輕人閱讀的新方式，不少讀者傾向於通過短視頻幫助自己快速理解、掌握書籍內容。短視頻平臺上，不僅有「5分鐘讀完《圍城》」的速覽，還有「450分鐘深度解讀《紅樓夢》」的長篇解析，二者各有受眾。 魏嘉駿很喜歡B站讀書區UP主「天真的和感傷的小說家」，「他憑藉對文學名著的深度拆解與幽默解讀，已經收穫了百萬粉絲。」魏嘉駿說，「有時自己讀原著有困惑，看這類UP主的視頻像上了堂生動的導讀課，再去讀就豁然開朗了。」 鄭煥釗認為，閱讀形式不斷推陳出新，是當下數字經濟和數字文化發展的一個縮影。無論是電子書、有聲讀物還是視頻講書，都是適應當下數字文化發展的具體閱讀形式，也適應了網生代青年群體數字閱讀的習慣。 堅守深度閱讀的意義 現象級電視劇《繁花》雖然早已完結，但記者在北京王府井書店內發現，金宇澄原著《繁花》依然穩居暢銷書架。據店員介紹，劇集的熱播帶動小說銷量激增了數倍，許多年輕顧客直言「看過劇，想來讀讀原著」。 記者了解到，近年多部熱播影視劇帶動了原著閱讀熱潮，影視與圖書的聯動使閱讀體驗更豐富有趣。《2024年江蘇省公共圖書館數據報告》顯示，江蘇113家區縣級以上公共圖書館最受歡迎的書籍中，《人世間》《平凡的世界》《狂飆》《盜墓筆記》《三體》等熱播影視劇的原著小說借閱量位居榜單前列。 閱讀與漫畫的「破壁」結合也俘獲了大量年輕讀者，《半小時漫畫中國史》《一分鐘經濟學小常識》等書籍在網絡購書平臺上銷量可觀。「這本書以漫畫形式讓歷史變得通俗易懂，風格獨特、語言幽默，能在歡笑中了解歷史，學習知識。」《半小時漫畫中國史》讀者夏焱告訴記者。 有業內人士表示，這種將專業知識與漫畫形式相結合的表達方式，降低了讀者的認知門檻，讓知識「可視化」，契合當下碎片化閱讀趨勢，重塑著不少年輕讀者的知識獲取方式。 孫壽山指出，隨著便捷性的提升，數字閱讀淺層次、碎片化問題應受到關注。他建議，應高度重視數字作品的質量，平臺和相關企業要加強內容審核與篩選，建立健全優質內容推薦機制，為讀者提供更多高質量的閱讀選擇。 鄭煥釗表示，應肯定數字閱讀形式在普及文化、滿足大眾精神生活方面的積極意義，與此同時，也需要把握好「普及」與「提高」，「快讀」與「深度」的關係，即要構建「數字信息性閱讀」與「數字滋養性閱讀」共生發展，構建「快速閱讀」與「深度閱讀」各具特色的數字閱讀文化。「尤其在碎片化、圖像化、短視頻化甚至遊戲化的閱讀新形式背後，要堅守深度閱讀、文字閱讀所具有的價值和意義。」鄭煥釗說。 本報記者 趙歡《工人日報》(2025年08月03日 03版)
中日甲午戰爭結束後，清政府以戰敗國的身份付給戰勝國日本2.3億兩白銀作為戰爭賠償，日本藉此大力發展了重工業、軍火工業和教育事業。 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按照有關國際法和國際慣例，日本理應對中國人民進行賠償。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國卻沒有得到日本應有和及時的戰爭賠償。此後，由於時事變換，最終中國放棄了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這段歷史背後有著複雜的成因。 美國違背諾言，從中作梗 在處理日本問題上，美國認為其在對日戰爭中起了巨大作用，便以盟主的身份自居，操縱和包攬了日本賠償等事宜。當時的國民黨政府雖然表面上躋身四強，但在賠款事宜中所起的作用很有限。 1945年由中、美、英三國發布的《波茨坦公告》明確了日本賠償的原則，即可以保留維持其經濟運轉所必須的工業設備和實物，其餘的用來賠償。 資料圖：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國發表《波茨坦公告》。 戰後初期，美國曾推行「先期拆遷」計劃，即將提日本工業設備實物的30%作為直接受日本侵略國家的賠償物資，其中中國可得15%。但隨著美蘇對立加劇和中國解放戰爭的推進，美國為扶持日本作為反蘇反共基地，不斷縮減賠償範圍。 中國戰時損失，據國民黨行政院賠償委員會的估計，按當時價格計算，不下620億美元，而中國分得的賠償物資才約值2250萬美元，只佔萬分之三。中國分得的賠償物資中，最大、最新、最完整、最切合需要的成套設備首推吳港「11—5—5」海軍兵工廠的1.5萬千瓦發電設備一套；其次是同廠的200噸碼頭式起重機一具。中方得到通知後，立即派了幾位專家前往拆遷。 就在這兩套設備拆卸時，美國政府於1949年5月13日向盟總頒發臨時指令，取消了「先期拆遷」計劃的執行，停止了日本對各盟國的賠償。至此，戰後對日索賠的事宜實際上已被美國腰斬。 國民黨為己私利，出賣民族大義 1949年下半年，中國的局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人民解放戰爭節節勝利，國民黨政權土崩瓦解。12月底，國民黨當局全部撤到了臺灣。 臺灣當局為獲取美國支持及維持所謂「中國合法政府」代表的形象，在對日賠償問題上態度大變，甚至表示可酌情核減或全部放棄賠償。 國民黨對日索賠態度的轉變，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還在於蔣介石堅持反共而對日本反共政府採取的所謂寬大、不進行報復的政策，以實現它以中國合法政府的身份參加對日和約的籤字。因為日本曾在此前威脅說，要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談判，籤訂雙邊條約。 1952年2月17日，臺灣與日本和約談判正式開始。談判幾經周折，臺灣當局多次妥協讓步，最終在戰爭賠償等實質問題上徹底放棄。1952年4月，臺灣當局與日本籤訂所謂的「日華條約」，為一黨一派之私利出賣民族大義。 資料圖：1952年4月，「日華條約」在臺北籤署。 中國政府從大局出發，放棄戰爭賠償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合國大會恢復了中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並立即將蔣介石的代表從聯合國的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中國成為聯合國成員國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70年代初，由於國際戰略格局發生變化，美國外交政策實施了兩項重大轉變：一是美國承認中國並對建立外交關係進行談判；二是徵收10%的進口稅，主要目的是打擊日本，同時停止美元和黃金的兌換。這兩項與日本關係極為密切的政策出臺，狠狠打擊了精神上毫無準備的日本。這一切大大刺激了日本政界。他們不能不反躬自問，對華政策上緊跟美國是否做錯了。 不久，不得人心的佐藤政權垮臺，田中角榮出任內閣總理大臣。田中就職後立即宣布把日中邦交正常化作為自己的首要任務。中日邦交正常化時機漸趨成熟，戰爭賠償問題再次被提上日程。 1972年7月以後，中國為實現與日本邦交正常化進行積極的準備，周恩來總理就放棄戰爭賠償問題作了下述指示：第一，中日邦交恢復以前，臺灣的蔣介石已經先於我們放棄了賠償要求，共產黨的肚量不能比蔣介石還小。第二，日本為了與我國恢復邦交，必須與臺灣斷交。在賠償問題上採取寬容態度，有利於使日本靠近我們。第三，如果要求日本對華賠償，其負擔最終將落在廣大日本人民頭上，這樣，為了支付對中國的賠償，他們將長期被迫過著艱難的生活。這不符合中央提出的與日本人民友好下去的願望。 資料圖：1978年8月12日，《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籤字儀式在人民大會堂舉行。 1978年8月12日，在北京發表了《日中共同聲明》，中日兩國籤訂了《日中和平友好條約》，同年10月23日生效。中國政府從中日人民世代友好的願望和長遠利益出發，放棄了1200億美元國家間的賠償要求。 資料圖：1978年10月23日，《日中和平友好條約批准書》互換儀式在日本首相官邸舉行。 中國政府雖然放棄了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但是，就日本軍國主義戰爭罪行的賠償要求——1800億美元的國民賠償要求，中國政府在任何場合都沒有宣布予以放棄。 這種對受害賠償要求的保留，給我們留下了一個符合國際法的向日本提出受害賠償的機會。 中國新聞社綜合自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策劃：於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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