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新發展格局是習近平經濟思想的重要內容之一。2020年4月1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七次會議上的講話指出,國內循環越順暢,越能形成對全球資源要素的引力場,越有利於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越有利於形成參與國際競爭和合作新優勢。在《習近平經濟文選》第一卷中,多篇文章對新發展格局提出的時代背景、深刻內涵和重大意義進行了闡述。 一、新發展格局提出的時代背景與理論內涵 新發展格局是根據我國發展階段、環境、條件變化提出來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面對國際國內新環境孕育的新機遇和面臨的新挑戰,習近平總書記在《深化對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重大問題的認識》(2020年8月24日)中指出:「要以辯證思維看待新發展階段的新機遇新挑戰,以暢通國民經濟循環為主構建新發展格局,以科技創新催生新發展動能,以深化改革激發新發展活力,以高水平對外開放打造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很明顯,構建新發展格局不是一時的權宜之計,而是立足新發展階段、應對新機遇新挑戰的戰略之舉。 新發展格局的主體是國內大循環。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公報指出:「形成強大國內市場,構建新發展格局。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以創新驅動、高質量供給引領和創造新需求」。在《「十四五」規劃綱要》中,也明確提出:「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以改革創新為根本動力,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為根本目的,統籌發展和安全,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進一步明確了國內大循環在新發展格局中的主體地位。 新發展格局不是封閉的國內循環,而是開放的國內國際雙循環。習近平總書記在《關於構建新發展格局》(2020年10月29日)中指出:「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適應我國發展新階段要求、塑造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的必然選擇」。可見,新發展格局是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中國在新發展階段應對國際國內環境變化的重要戰略和舉措,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目的在於以高水平對外開放打造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 二、高水平制度型開放與新發展格局之間的相互關係 正確理解和認識新發展格局,首先要讀懂「雙循環」。國內循環和國際循環是否能夠打通,不僅關係到新發展階段中國能否塑造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也關係到新發展格局能否順利構建。習近平總書記在《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2021年1月11日)中指出:「新發展階段,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的一個階段,是我們黨帶領人民迎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歷史性跨越的新階段。構建新發展格局,是把握未來發展主動權的戰略性布局和先手棋,關鍵在於經濟循環的暢通無阻,最本質的特徵是實現高水平的自立自強。」《「十四五」規劃綱要》也明確提出:「必須堅定不移擴大開放,持續深化要素流動型開放,穩步拓展制度型開放,依託國內經濟循環體系形成對全球要素資源的強大引力場。必須強化國內大循環的主導作用,以國際循環提升國內大循環效率和水平,實現國內國際雙循環互促共進。」可見,高水平制度型開放必須依託國內循環以形成對全球要素的強大吸引力,國際循環的暢通又反過來提升國內大循環的效率和水平,「雙循環」的暢通無阻則為新發展格局的構建提供了堅實保障。 高水平制度型開放是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核心,也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闡明了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對於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要性。我國具有超大規模市場優勢,通過國內大循環吸引全球資源要素,增強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聯動效應,可以提升貿易投資合作質量和水平,有利於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同時,將高水平對外開放、國內大循環、全球資源要素以及制度型開放聯結起來,進一步闡明了高水平制度型開放的理論邏輯。 推進高水平制度型開放,是中國在外需不振新形勢下,以新發展理念實現國內經濟與國際經濟良性互動、加快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重要途徑之一。2025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強調:「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紮實推動高質量發展,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為實現『十五五』良好開局打牢基礎。」這不僅闡明了新發展理念、新發展格局、高質量發展、全面深化改革和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之間的相關性,而且進一步強調新形勢下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的主要任務在於為實現「十五五」良好開局打牢基礎。 由此可見,高水平制度型開放不僅是深化體制機制改革的一項重要舉措,也是對標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的具體表現,同時兼具對內和對外兩種屬性,是連接「內循環」和「外循環」的重要渠道。因此,高水平制度型開放對於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意義不僅在於理論內涵的拓展,更在於創新實踐的升華。 三、以高水平制度型開放助推新發展格局加快形成 在新發展階段,中國必須遵循從內而外、內外聯動、內外協同的發展方式,通過「內循環」與「外循環」的相互促進,以高水平制度型開放助推新發展格局加快形成。 首先,加快體制機制改革,實現對內改革與對外開放的戰略協同。具體包括:第一,明晰國際經貿規則體制機制變化對中國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的影響及其新要求。第二,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下的國家安全機制,以高水平安全為高水平制度型開放提供保障。第三,進一步提升自貿試驗區(港)在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方面的「試驗田」功能,通過自貿區(港)經驗的可複製可推廣,引領、帶動全國走向共同開放。 其次,以自貿試驗區探索為抓手,實現國內循環與國際循環的戰略協同。具體包括:第一,以擴大內需進一步激活「雙循環」的相互促進功能,出臺各細分領域《負面清單》,加快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第二,全力打造改革開放新高地,破除各地區市場分割的隱性壁壘,實現各區域制度型開放的政策協同。第三,加強中國與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和相關地區的經貿往來與合作,為進一步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提供體制機制創新的政策實踐。 最後,推動「內」「外」循環聯動發展,增強中國在國際大循環中的話語權。具體包括:第一,以「一帶一路」建設「參與+引領」國際經貿規則發展。第二,以積極參與並籤署高標準的多邊、雙邊國際經貿協定,倒逼國內製度改革。第三,以更高水平制度供給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 (作者為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趙蓓文)
「抓我當天就得放」,對未成年人犯罪,如何做到「寬容不縱容」? 未成年人犯罪情況牽動著全社會的關注。近年來,每當低齡、惡性、暴力犯罪出現,關於「法律該不該嚴懲罪錯少年?」「未成年人保護原則與打擊犯罪的刑罰目標該如何權衡?」等一系列公共討論,總能掀起一輪又一輪的輿論聲浪。 這背後透視出,社會大眾對少年司法的根本理念還未能達成。就連北京市海澱區人民法院少年法庭法官秦碩,也是在經歷了懷疑的迷霧後,才獲得了內心的確認。 少年搶劫: 並非缺錢 而是為了「證明自己」 秦碩接手的第一個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是高中生佳佳(化名)進入一所大學校園裡持刀搶劫。在起訴前,佳佳已被取保候審。如此嚴重的犯罪行為,卻因為未成年人身份而即將採取相對溫和的強制措施,新任少年法庭法官秦碩對此持懷疑態度。 在成為少年法庭法官之前,秦碩已經有了十多年的刑事審判經驗,對於嚴重的暴力性犯罪,在量刑時必須嚴格把控從輕、減輕的量刑幅度。然而,看見這個持刀搶劫的少年後,秦碩困惑了。 秦碩回憶起與佳佳見面時的場景:「他一進來,白襯衫、淺色牛仔褲、白運動鞋,高高瘦瘦。當時你就會發現,這是個搶劫犯?這不可能,他能搶誰?」 17歲的佳佳如實供述了自己搶劫的行為。佳佳說,他搶劫不是因為缺錢,而是為了證明自己。 有一天佳佳回家正在看電視。媽媽對他說:「別看了,馬上高考了。高考完你就18歲了,18歲以後沒人養你,你得靠自己。」 就因為這句話,當天晚上,佳佳從家裡廚房拿了把刀,找到離他家最近的一所大學,在樹蔭裡等著。有個大學生路過,他拿著刀走過去說:「你給我200元錢,把手機留下。」他說,自己想證明給媽媽看,不好好學習也能活著。他還認為,只要不傷害對方,就不構成犯罪。 佳佳的犯罪動機乍聽上去令人哭笑不得,但與公眾直覺相反,在專業人士的眼中,可以從中讀出未成年人犯罪有別於成年人犯罪、應該予以特殊處置的內在邏輯。 中國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少年司法專委會主任宋英輝分析,這正是未成年人犯罪的特點,不計後果,用很極端的手段。 未成年人正處於一個充滿變化和成長的階段,他們不僅尚未成熟、自控力較弱,而且其行為極易受到外部環境的影響。 宋英輝:未成年人司法更多考慮的是,未成年人未來如何更好地融入社會,成為一個正常的社會的人。 宋英輝對比了多個國家的相關研究,結果顯示,若以成年人的刑罰標準來處理未成年人,並以增進公共安全為目的,將他們送入監獄進行改造,通常會導致他們出獄後的再犯率與預期相悖。 正因如此,我國刑事領域對待未成年人的違法犯罪行為秉承的原則是「教育為主、懲罰為輔」,讓罪錯未成年人得到有效矯治,回歸社會,不再危害社會,是減少被害人和對社會公共利益最好的保護,也是少年法庭對待每一個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基本理念。 在秦碩的回憶中,她本是抱著將持刀搶劫少年收監的想法出發,卻在深入調查了解時發現,在老師和同學們的評價中,佳佳不僅從來沒有劣跡行為,還是一個非常優秀的學生,甚至幾名受害大學生了解了前因後果,都寫了聯名信,希望秦碩能從輕處罰這個小朋友,再給他一次機會。 如何「寬容而不縱容」?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長蔡金芳講述,未成年犯罪有一個特點,好多人屬於二進宮、三進宮,重複犯罪,他們當時出現一種趨勢就是犯罪低齡化、手段成人化。 在這種情況下,上海長寧法院的法官感覺到,如果和以往一樣,對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和成年人一樣的話,可能不利於根治未成年人犯罪。 1984年10月,上海市長寧區人民法院的一名法官與兩位人民陪審員共同組成專門審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合議庭,將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與普通刑事案件分離,探索適合未成年人身心特點的審理方式,注重犯罪原因的調查和教育疏導。這一改革,標誌著新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少年法庭的誕生。 緊隨其後,全國各地少年法庭、少年審判機構探索啟航。北京市海澱區人民法院也是探索的先行者。 區別於成人法庭威嚴的壓迫感,海澱法院少年法庭的U型法臺讓法官、公訴人、辯護人等圍坐在U型內部,未成年被告人坐在U型開口的一側,形成一種環抱的姿態。這是自上世紀90年代初,就沿用至今的變形法臺,也是「圓桌審判」方式的起源,如今已發展為全國推廣的標準。 在採訪中,記者了解到,在觸法涉罪未成年人中,一旦我們清楚了他們的成長背景和犯罪動機,社會公眾通常能夠理解為何法律要對他們網開一面。然而,同樣可不忽視的是,那些雖然佔比不高,但性質極為惡劣的低齡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也往往引發公眾對法律治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效力的質疑。 最高人民法院通報,2021至2024年,審結已滿12周歲未滿14周歲未成年人殺人、重傷害案件4件4人,犯罪人年齡在12至13歲之間,被依法判處10至15年有期徒刑。2024年底,人民法院對未滿十四周歲邯鄲初中生殺害同學埋屍案主犯依法頂格判處無期徒刑。 「訓誡幫教」 能否攔住滑向犯罪的「熊孩子」? 17歲的子奇(化名),因在某飯店打架鬥毆,造成人員傷害被警方抓獲。 子奇是未成年人,且監護人不在北京,按照北京市公安局辦理未成年人案件的執法流程,在來的路上,司法社工雷曉桐已做好準備,從子奇被帶進辦案中心開始,作為合適成年人,以臨時監護人角色,全流程陪同他完成案件辦理。 根據民警的前期調查和現場視頻監控記錄,子奇的行為已經違反治安管理處罰法,但他拒不承認打傷了人,還覺得自己被抓實在冤枉。 按照分級幹預的行為劃分,子奇輟學、飲酒的行為已經越過了不良行為、嚴重不良行為,毆打他人已經升級到了違法的階段。按照相關法律規定,子奇的違法行為較輕,不用執行拘留措施。 看著子奇在審訊室裡不以為然,北京市公安局海澱分局未成年人案件審查中隊原中隊長李洋和同事們知道這個孩子並未意識到,他距離犯罪觸刑僅一步之遙。 子奇在審訊室呈現出的心態並不特殊,甚至可以說很普遍。與成年人案件辦理時需要更多展現出法律的威嚴不同,這些專門辦理未成年人案件的民警在審訊時,以「不施壓、不逼問、不強攻,重交流、重感化、重疏導」作為工作要求。而觸法涉罪少年們通常有他們的應對。 2019年,北京市公安局開啟「訓誡幫教」試點,目標人群正是那些因不予處罰、肆無忌憚、反覆出現在公安執法視線中的問題少年。 子奇的案件走完不予處罰流程後,在這個專門設置的訓誡室裡,由司法社工陪同,民警對他進行了專門的訓誡教育,強調法律的嚴肅性。 這個被稱為「犯罪臨界預防機制」的訓誡措施,探索之初,只針對治安不予處罰的未成年人進行,如今,已經涵蓋所有未成年人觸法不予處罰的案件。訓誡,只是制度第一環節,被訓誡的未成年人將在司法社工的陪伴下,度過一個為期三個月至半年的幫教期。 李洋從事少年警務工作八年時間,因與太多「熊孩子」打交道,他的個人氣質都已經從「金剛怒目」轉化為「菩薩低眉」,有時候還多愁善感起來。 李洋:實際上我們現在最頭疼是14到16周歲的未成年人,這些人不觸及「八大罪」,也就是說小錯不斷、大錯不犯,他會利用自己未成年人身份去逃脫自己的罪責,會把自己罪責推到別人身上。 根據我國刑法相關規定: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人僅在實施特定嚴重犯罪,如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強姦、搶劫、販賣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罪的「八大罪」時才承擔刑事責任。 小敏(化名)第一次坐在審訊室李洋的對面時,年僅15歲,但她此前在各個區縣留下尋釁滋事、毆打他人的治安類違法前科多達20餘次。 李洋說,小敏自己很清楚,跟他說「我知道在14到16周歲,只要不觸犯『八大罪』,你們抓我當天就得放。」有一次李洋在抓獲她的時候,告訴她這個罪就叫搶劫,已經觸犯「八大罪」之一了,小敏說這叫尋釁滋事,在學校門口劫取少量財物,不叫搶劫。「後來我才發現實際上這些長期犯錯的青少年,他們開始懂法了,開始鑽法律的漏洞。」 從李洋的擔憂,可以透視當下未成年人犯罪預防與治理工作的一個顯著的痛點。 2020年12月26日,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同步完成新一輪大修,引入分級幹預的思路,將未成年人相關行為分為不良行為和嚴重不良行為兩類,嚴重不良行為又進一步細分,以便制定不同的幹預和矯治措施。 今年6月27日,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表決通過了新修訂的治安管理處罰法,調整了未成年人行政拘留執行條件:對於14至16周歲一年內二次以上違反治安管理的未成年人,可以依法執行拘留。同時,14至16周歲以及16至18周歲初次違反治安管理,若情節嚴重、影響惡劣的,同樣可以依法執行拘留。以往這兩類未成年人通常不執行行政拘留處罰的情況,將在未來發生改變。 未成年人的不良行為、嚴重不良行為,通常發生在公安執法程序之前,當孩子的行為出現嚴重偏差,走上犯罪道路,背後往往存在一個出現了「問題」的家庭。2022年1月,家庭教育促進法施行後,公檢法各部門都在探索辦理未成年人案件過程中,對家庭教育問題的關照辦法。 本文來源:央視新聞微信公眾號(ID:cctvnewscenter)綜合《新聞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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