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面臨全國性水資源短缺
2026-02-02 06:27 2,254次浏览開展校企大對接，激發各類經營主體吸納高校畢業生就業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加強「清單式」幫扶，提供公益性崗位兜底安置，強化基層就業導向，設立職業生涯諮詢特色工作室……一段時間以來，教育部會同相關部門圍繞擴崗位、優服務、強指導等推出系列增量政策舉措，全力促進高校畢業生高質量充分就業。這些舉措既保證了近年來就業優先政策的連續性，又在服務精度和制度創新上實現了突破，展現出新時代就業治理的立體化思維。 就業是民生改善的「溫度計」、經濟發展的「晴雨表」。面對今年高校畢業生規模再創新高的現實挑戰，國家層面的政策應對呈現出鮮明的三維特徵：在宏觀層面構建系統性支撐框架，在中觀層面實施精準化供需匹配，在微觀層面強化前瞻性職業引導。這種多維施策模式，既是對「就業是最大的民生工程」這一執政理念的踐行，也是適應數字經濟時代就業形態變革的必然選擇，更是實現人才紅利向創新動能轉化的戰略支點。 拓展就業空間的力度彰顯經濟治理的深層邏輯。今年7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進一步加大穩就業政策支持力度的通知》，包括擴大社會保險補貼範圍、落實一次性擴崗補助等，進一步完善穩就業的政策工具箱。此外，地方也推出一系列促就業舉措，例如，吉林省通過「政企校」三方聯動開發專項崗位；河南省將符合穩崗擴崗專項貸款條件的小微企業單戶授信額度提高至5000萬元；江蘇省對於就業見習留崗率達50%以上的基地單位，按每人1000元的標準發放一次性留崗激勵補貼。這些差異化政策共同指向一個核心命題：激活市場主體才是解決就業問題的源頭活水。值得關注的是，校企對接已從傳統的招聘會升級為「百城千企」的深度合作網絡，從側面說明了政策槓桿正在重構就業市場的動力機制。當減稅降費與用工補貼形成政策合力，地方政府穩就業成效納入高質量發展考核體系，這種制度設計有利於構建穩就業良性循環生態。 就業服務的溫度折射社會治理的範式轉型。國家大學生就業服務平臺24小時不打烊的線上服務，「宏志助航計劃」培訓10萬人的規模效應，團幹部7.1萬人次的「一對一」結對幫扶，構成了一張立體化的就業安全網。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公益性崗位兜底安置的機制創新，既避免了「畢業即失業」的社會風險，又為困難群體創造了職業緩衝期，這種制度彈性充分發揮了社會政策的託底功能。 強指導的深度關乎國家人才戰略。職業生涯諮詢特色工作室在高校的普及，「西部計劃」與基層項目的持續擴容，哈工大西部地區專項諮詢室的典型示範，這些舉措共同指向一個深層命題：就業工作不僅要解決當下的崗位匹配問題，更要服務於國家長遠發展的人才布局。當甘肅財政每年投入1.8億元支持畢業生基層就業，內蒙古「三支一扶」、社區民生項目擴大招募規模，青年人的職業選擇與國家戰略同頻共振。 這套政策體系的深層價值在於構建了開放協同的就業治理新格局。教育部與財政部的資金協同，高校與企業的資源協同，東部與中西部的區域協同，這種跨部門、跨領域、跨地域的協作機制，正是現代治理能力的集中體現。從校企對接的「物理反應」到產教融合的「化學反應」，從崗位供給的「數量達標」到人崗匹配的「質量升級」，政策演進軌跡清晰展現了就業治理從量變到質變的發展邏輯。在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進程中，這種既有力度、又有溫度、更具深度的就業政策體系，必將為高質量發展提供堅實的人才支撐。
準備好了迎接工作，工作卻臨時「爽約」了——據封面新聞等媒體報導，今年以來，多地師範類應屆畢業生在籤好「三方協議」後，擬入職的學校以招生不足為由，或不再錄用，或暫緩入職，或調崗。這幾乎是雙輸的局面：師範生錯過了最佳求職期，維權困難；學校則說自己很無奈——招生規模低於預期，不需要那麼多老師。 此前，2024年，有媒體報導，不少企業與已籤好「三方協議」的應屆畢業生解約，且這些公司大部分在行業裡發展勢頭較好，如新能源汽車、通信軟體等。其中，一部分畢業生落戶也受到影響。 所謂「三方協議」，全稱叫《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協議書》，由畢業生、用人單位、學校三方籤署，明確應屆畢業生戶籍、檔案、保險、公積金等一系列問題。它不同於勞動合同，不受勞動法保護。畢業生拿著它去用人單位入職後，才會籤署勞動合同。 曾經，一些高校畢業生是三方協議的毀約方，一些用人單位通過約定天價違約金來制約大學生毀約。2019年，為了更好保障應屆畢業生的權益，讓他們在選擇有變時不必承受過重的代價，教育部提出建議，違約金不得超過5000元。如今，企業「違約」時，違約金也是5000元。有學生對媒體說，幾千元錢難以彌補他們的損失，雙方很可能產生更多糾紛和爭執。 應屆生的就業保障好不好，是全社會關注的熱點。有專家說，可以將「三方協議」納入勞動法，遇到糾紛時，啟動勞動監察或勞動仲裁機制。也有學校把違約的企業拉入校園招聘的黑名單。 在我看來，只有引導招聘市場良性發展，才能更好地保護雙方的利益。社會既要充分保障應屆生的權益，也要保護企業校園招聘的積極性。如果對企業的處罰過重，企業縮小校園招聘的規模和範圍，將進一步壓縮應屆生的就業空間。 營造一個和諧、友好的就業環境，不只是求職者和企業雙方的事，還需要法律體系能跟得上就業形勢的新變化；政府部門積極有為，及時調和雙方的矛盾；教育系統能為「被違約」的學生提供更多支持。 比如，當企業確實因經營問題，不得不違約時，政府部門可以介入，讓「被違約」的畢業生保有應屆生的身份，不會喪失應屆生原有的權益。對多次、頻繁違約的企業，政府部門則要加強監管。 目前，「三方協議」的違約更多以提起民事訴訟的方式解決。面對越來越多的違約情況，是否可以考慮拓寬申訴渠道，讓被違約的學生反映情況更方便？又是否能夠為被違約者提供法律援助和就業指導，而不是讓他們陷入「自認倒黴」、不得不匆忙「落地」的境地？ 如果用人單位確因經營狀況不佳要解約，也應該有更溫情、人性化的方式。比如，違約企業或許可以向同行業的其他企業推薦這些「被違約」的應屆生，讓他們有被看見、被錄用的機會。 據媒體報導，一些民辦學校違約，是因為招生人數「嚴重背離預期」。也許，提前做好人力資源調研與規劃，明確當年用人需求，可以減少這種令人惋惜的錯位。 此外，「契約精神」不是「自覺」發生的，明確企業違約的賠償標準，也應是法治發力的方向。 對於那些即將離開校園卻忽然失去落腳點的年輕人，高校也不妨給予更多支持。比如，有能力的學校可以為「被違約」的畢業生提供宿舍暫住、幫助他們接觸新的工作機會。針對來校開展校園招聘的單位，學校應該開展充分的背景調查工作，並在籤好「三方協議」後，積極跟進畢業生的入職進展。 一篇名為《信用法治視角下企業違反就業三方協議的治理路徑》的論文提供了新解法：高校可以在合法範圍內收集違約企業的信用信息，提交給當地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機構，經審核後對外發布。 高校作為「三方協議」的一方，披露違約企業的行為具有一定公信力。高校公開披露的信息數據也可以被納入國家信用體系，作為考核企業管理的硬指標。 靠學生「認倒黴」、企業「認罰款」，不是系統性解決就業違約問題的思路。真心想為這些年輕人做點事，能想的辦法還有很多。 魏晞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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