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美術學院原院長莫樸誕辰110周年展在浙啟幕
2025-12-04 20:17 2,761次浏览準備好了迎接工作，工作卻臨時「爽約」了——據封面新聞等媒體報導，今年以來，多地師範類應屆畢業生在籤好「三方協議」後，擬入職的學校以招生不足為由，或不再錄用，或暫緩入職，或調崗。這幾乎是雙輸的局面：師範生錯過了最佳求職期，維權困難；學校則說自己很無奈——招生規模低於預期，不需要那麼多老師。 此前，2024年，有媒體報導，不少企業與已籤好「三方協議」的應屆畢業生解約，且這些公司大部分在行業裡發展勢頭較好，如新能源汽車、通信軟體等。其中，一部分畢業生落戶也受到影響。 所謂「三方協議」，全稱叫《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協議書》，由畢業生、用人單位、學校三方籤署，明確應屆畢業生戶籍、檔案、保險、公積金等一系列問題。它不同於勞動合同，不受勞動法保護。畢業生拿著它去用人單位入職後，才會籤署勞動合同。 曾經，一些高校畢業生是三方協議的毀約方，一些用人單位通過約定天價違約金來制約大學生毀約。2019年，為了更好保障應屆畢業生的權益，讓他們在選擇有變時不必承受過重的代價，教育部提出建議，違約金不得超過5000元。如今，企業「違約」時，違約金也是5000元。有學生對媒體說，幾千元錢難以彌補他們的損失，雙方很可能產生更多糾紛和爭執。 應屆生的就業保障好不好，是全社會關注的熱點。有專家說，可以將「三方協議」納入勞動法，遇到糾紛時，啟動勞動監察或勞動仲裁機制。也有學校把違約的企業拉入校園招聘的黑名單。 在我看來，只有引導招聘市場良性發展，才能更好地保護雙方的利益。社會既要充分保障應屆生的權益，也要保護企業校園招聘的積極性。如果對企業的處罰過重，企業縮小校園招聘的規模和範圍，將進一步壓縮應屆生的就業空間。 營造一個和諧、友好的就業環境，不只是求職者和企業雙方的事，還需要法律體系能跟得上就業形勢的新變化；政府部門積極有為，及時調和雙方的矛盾；教育系統能為「被違約」的學生提供更多支持。 比如，當企業確實因經營問題，不得不違約時，政府部門可以介入，讓「被違約」的畢業生保有應屆生的身份，不會喪失應屆生原有的權益。對多次、頻繁違約的企業，政府部門則要加強監管。 目前，「三方協議」的違約更多以提起民事訴訟的方式解決。面對越來越多的違約情況，是否可以考慮拓寬申訴渠道，讓被違約的學生反映情況更方便？又是否能夠為被違約者提供法律援助和就業指導，而不是讓他們陷入「自認倒黴」、不得不匆忙「落地」的境地？ 如果用人單位確因經營狀況不佳要解約，也應該有更溫情、人性化的方式。比如，違約企業或許可以向同行業的其他企業推薦這些「被違約」的應屆生，讓他們有被看見、被錄用的機會。 據媒體報導，一些民辦學校違約，是因為招生人數「嚴重背離預期」。也許，提前做好人力資源調研與規劃，明確當年用人需求，可以減少這種令人惋惜的錯位。 此外，「契約精神」不是「自覺」發生的，明確企業違約的賠償標準，也應是法治發力的方向。 對於那些即將離開校園卻忽然失去落腳點的年輕人，高校也不妨給予更多支持。比如，有能力的學校可以為「被違約」的畢業生提供宿舍暫住、幫助他們接觸新的工作機會。針對來校開展校園招聘的單位，學校應該開展充分的背景調查工作，並在籤好「三方協議」後，積極跟進畢業生的入職進展。 一篇名為《信用法治視角下企業違反就業三方協議的治理路徑》的論文提供了新解法：高校可以在合法範圍內收集違約企業的信用信息，提交給當地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機構，經審核後對外發布。 高校作為「三方協議」的一方，披露違約企業的行為具有一定公信力。高校公開披露的信息數據也可以被納入國家信用體系，作為考核企業管理的硬指標。 靠學生「認倒黴」、企業「認罰款」，不是系統性解決就業違約問題的思路。真心想為這些年輕人做點事，能想的辦法還有很多。 魏晞 來源：中國青年報
香港8月8日電 題：「英雄含笑臥沙場」：香港抗戰老兵後人追述父輩血戰往昔 記者 戴夢嵐 一篇題為《英雄含笑臥沙場》的作文，曾被作為範文貼在香港香島中學牆壁上。文章的作者是抗戰勝利後回港求學的東江縱隊戰士吳柏松，文內記錄了他親歷的一場突圍戰。 那次戰鬥中，吳柏松所在的中隊被日軍包圍，一顆子彈擊中他身旁的中隊指導員，鮮血和腦漿噴濺到吳柏松身上。面對壓上來的敵人，吳柏松振臂高呼：「為指導員報仇！」他發起衝鋒，帶領幾十名戰士脫險。這場戰鬥後，吳柏松被任命為新的指導員。 近日，吳柏松之子、香港抗戰歷史研究會會長吳軍捷接受記者專訪，回憶起父輩的血戰往昔，他仍為東江縱隊戰士們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概動容。吳軍捷表示，「我父親說『大家都是苦孩子，打仗時沒人把生死看得太重』。用他指導員的話講，『抗擊日寇，死了血都會發光！』」 7月24日，香港抗戰歷史研究會會長吳軍捷接受記者專訪。 記者 李志華 攝 除了與日軍作戰，東江縱隊還承擔過營救盟軍的任務。日軍佔領香港期間，曾強佔啟德機場作為空軍基地。1944年2月11日，美國「飛虎隊」飛行員克爾中尉駕駛戰機轟炸此處時，不幸被日軍擊中，他跳傘後降落在香港沙田觀音山。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小通訊員李石第一時間發現了他，並把他藏在一個山洞裡。之後，戰鬥英雄「劉黑仔」(原名劉錦進)等人護送克爾轉移，最終把他安全送到東江縱隊司令部。克爾回到廣西桂林後，向陳納德將軍報告獲救經過，促成美軍與東江縱隊合作。 幾十年後，這段歷史的餘音仍在迴響。克爾的兒子大衛來到中國，尋找父親當年的救命恩人。通過東江縱隊歷史研究會網站，大衛聯繫上吳軍捷，表達了希望重走營救路線的願望。 吳軍捷等東江縱隊戰士後代陪大衛前往，幾經周折終於找到那個山洞，大衛和家人在山洞裡駐足良久。他們還找到了李石，克爾口中那位「可愛的男孩」已年近九旬，住在老人院，病重不能說話。大衛和李石握手，兩人都流下了眼淚。 7月24日，香港抗戰歷史研究會會長吳軍捷展示克爾中尉之子大衛贈送的克爾中尉在「飛虎隊」工作期間的軍裝。 記者 李志華 攝 為了填補香港愛國主義教育的空白，吳軍捷2015年發起成立香港抗戰歷史研究會。研究會甫一成立，就在抗戰時期的戰場——啟德機場附近的觀塘海濱公園策劃了一場大型展覽，最受關注的展品是一架按1:1比例還原的「飛虎隊」P-40戰鬥機模型。通過這種「看得見、摸得著」的方式講述抗戰歷史，展覽吸引數萬人次市民參觀。 吳軍捷說，香港淪陷期間，人口從約160萬銳減至60萬左右，除了被殺害的民眾，還有大量逃難的市民。英軍投降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堅持敵後武裝作戰，與盟軍展開合作，沉重打擊日本侵略者。「香港抗戰史是愛國主義教育的生動素材。」 2015年11月，香港抗戰歷史研究會主辦的「飛虎歸來·維港記憶」香港抗戰歷史展在觀塘海濱公園舉行。圖為學生參觀按1:1比例仿製的「飛虎隊」P-40戰鬥機模型。 (受訪者供圖) 近年來，吳軍捷還不遺餘力推動香港抗戰遺址保護工作。他介紹，目前香港的東江縱隊抗戰遺址至少有二三十處，希望社會各界未來逐步推進保護與活化利用這些遺蹟，讓今天的年輕人在歷史現場感受80多年前那群熱血青年的戰鬥脈搏，更好理解香港抗戰是全民族抗戰的重要組成部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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