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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2-26 15:34 9,941次浏览8月12日電 據最高人民法院微信公眾號消息，為充分發揮典型案例的示範引領作用，以嚴格公正司法護航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最高人民法院選取了10個涉企行政強制典型案例，將分兩批發布，每批均包含2個行政強制措施、2個行政強制執行和1個非訴行政強制案例。 以上案例具有以下四個方面特點：一是涉及行政強制種類多樣，既包括查封設施、扣押財物等行政強制措施，也包括行政強制執行、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等；二是原告企業所涉行業多元，包括了綠化、通訊、旅遊、能源、藥品、裝飾、文化傳播等與人民群眾生產生活息息相關的行業；三是涉及行政管理領域廣泛，涉訴行政機關既包括地方人民政府，也包括文化旅遊、消防管理、市場監管、城鄉建設、勞動保障、綜合執法等職能部門；四是所反映的法律問題值得關注，涉及行政主體資格、法定職權、執法依據、執法程序、信賴利益保護等方面法律適用標準的探索和完善。相關案例的發布，集中體現了人民法院通過監督、糾正違法行政強制行為，依法保護市場主體財產權和其他合法權益的堅強決心，有利於強化規範指導，進一步防止同類行政違法情形的發生。本次發布第一批5個案例。 一、某漂流有限公司訴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碾子山區文體廣電和旅遊局扣押財物及行政賠償案 (一)基本案情 某漂流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某漂流公司)於2004年開始在齊齊哈爾市碾子山區經營漂流項目。2019年，該區文體廣電和旅遊局(以下簡稱區文體局)在執法活動中發現，某漂流公司經營的漂流項目應當按照《黑龍江省體育經營活動管理條例》第8條第2款的規定在區文體局進行備案管理，但該公司未備案。2019年8月4日，區文體局扣押該公司的漂流船5隻並製作了扣押清單，但直至2022年4月一直未予返還。該公司不服訴至人民法院，請求判決區文體局賠償扣押所導致的漂流船、碼頭等設施損失及停產停業損失。 (二)裁判結果 齊齊哈爾鐵路運輸法院一審認為，《黑龍江省體育經營活動管理條例》並未規定對於經營主體未進行備案登記的情形，監管部門有權採取扣押財物的行政強制措施，且根據行政強制法第24條、第25條規定，行政機關決定扣押，應當製作並當場交付扣押決定書和清單，且扣押的期限不得超過三十日，情況複雜的，經行政機關負責人批准，可以延長，但是延長期限不得超過三十日。本案中，區文體局未提供證據證明其製作並當場交付了扣押決定書，且自扣押漂流船後一直未予返還。故對於區文體局扣押漂流船的行為判決確認違法。關於行政賠償問題，某漂流公司提交的證據無法證明其因船隻被扣押所導致的實際經營損失，人民法院結合該公司購買漂流船的價格單、每隻漂流船的承載人數、該公司經營漂流的年收入等，考慮折舊因素，酌情判決確定相應賠償額。該公司上訴後，哈爾濱鐵路運輸中級法院二審以相同理由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三)典型意義 行政機關應當嚴格按照法律法規和職責對經營主體實施監管，一方面要落實監管責任，實現監管全覆蓋，另一方面也要著力提升政務服務能力和水平，激發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對於經營主體違反法律、法規的行為，監管部門開展執法活動應當做到有理有據，採用非強制性手段能夠達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實施行政強制。本案中，某漂流公司未進行備案違法在先，區文體局可以依法對其作出處理，但該局在缺乏法律依據情形下採取扣押強制措施，給企業生產經營造成損失，應當依法承擔賠償責任。人民法院在判決確認扣押行為違法的同時，考慮到因長時間扣押導致財物嚴重貶值，若判決返還原物將難以保障企業合法權益，故直接判決行政機關賠償企業經濟損失，有利於規範行政執法活動、保障經營主體財產安全。 二、某新能源公司、包某訴浙江省溫州市鹿城區市場監督管理局扣押財物及行政賠償案 (一)基本案情 2023年6月15日，溫州市鹿城區市場監督管理局(以下簡稱區市監局)接溫州海關緝私分局移交線索，派執法人員登上涉案船舶進行檢查並製作《現場筆錄》。該筆錄記載，執法人員向船上人員詢問船舶情況，船上人員不知道船舶所有人和承載油品所有權人，也無法提供船舶證書和油品合法來源證明等材料。區市監局依據《浙江省反走私綜合治理規定》，以「涉嫌經營無合法來源證明進口成品油」為由作出扣押決定，並當場扣押涉案船舶和船載油品。隨後，船舶所有人包某趕到碼頭，向現場執法人員提交船舶所有權證書、油品買賣合同等材料複印件，但執法人員未接收。區市監局於同年6月25日發布無主財產認領公告，要求涉案船舶和成品油的權利人到該局主張權利並接受調查；並於6月28日以涉案船舶涉嫌經營無合法來源進口成品油予以立案，後決定延長行政強制措施的期限。因經調查沒有發現違法行為，區市監局於同年8月25日銷案，並將前述扣押船舶及船載油品交付包某。涉案油品所有權人某新能源公司、船舶所有人包某不服訴至人民法院，請求判決確認區市監局的扣押行為違法並賠償相應損失。 (二)裁判結果 寧波海事法院一審認為，雖然區市監局上船檢查時船員無法提供船舶證書和油品合法來源證明等材料，但隨後趕來的船舶所有人包某向現場執法人員提交了船舶所有權證書、船舶買賣合同、油品買賣合同、出庫單等材料複印件，並解釋相關原件保存在海事部門和某新能源公司處，可隨後提供。區市監局無正當理由不接收當事人提交的證據材料，屬於未聽取當事人的陳述和申辯，導致未及時查清事實並解除扣押，構成程序違法。此外，該局在扣押涉案船舶後，未儘快通過合理途徑查詢船舶信息，而是直接作為無主財產予以公告，屬於未盡調查義務的情形。因船舶在扣押期間必然遭受停運損失，一審判決確認扣押行為違法並判令區市監局賠償包某船期損失24萬元。區市監局上訴後，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以相同理由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三)典型意義 行政機關為達到維護正常行政管理秩序的目的，確有必要時可依法扣押，但扣押是行政機關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財物實施暫時性控制的一種行政強制措施，必須嚴格履行法定程序，並及時查清事實後妥善處理，否則會造成不必要的損害。陳述權、申辯權是行政強制法賦予相對人的基本程序權利。本案中，雖然船上人員在接受執法調查時未能提供相關材料，但其後船舶所有人及時前來補充關鍵證明材料，屬於正當行使陳述權、申辯權。區市監局無正當理由拒不接收該證明材料，未能充分保障其程序性權利；且行政強制措施作為暫時性控制手段，不宜久扣不決。區市監局以「涉嫌經營無合法來源證明進口成品油」為由作出扣押決定後，未及時履行法定調查義務，持續扣押的依據不充分，給經營主體的合法權益造成損害，依法應予賠償。 三、某綠化有限責任公司訴遼寧省錦州市太和區人民政府強制拆除房屋案 (一)基本案情 某綠化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某綠化公司)於2014年通過競拍獲得利某海綿廠的涉案國有土地使用權及地上物，並開展經營活動(轉移登記手續未辦結)。2022年1月，錦州市太和區人民政府(以下簡稱區政府)組織實施錦州市繞城公路建設項目，涉案房屋位於徵收範圍之內。區政府於2022年3月、5月先後向利某海綿廠作出《房屋徵收補償決定》和《限期拆除通知》，涉及由某綠化公司實際使用的多處房屋和關聯構築物，上述決定與通知後均被法院另案生效判決撤銷。2022年6月10日，涉案房屋、關聯構築物被強制拆除。某綠化公司不服訴至人民法院，請求判決確認區政府強制拆除行為違法。 (二)裁判結果 錦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認為，雖然區政府不承認強制拆除行為由其實施，但涉案房屋位於徵收範圍內，其亦未提供證據證明實施拆除的其他行政機關，根據相關法律規定和案件事實，綜合《房屋徵收補償決定》《限期拆除通知》等現有證據，可以確定區政府實施了涉案強制拆除行為，是本案適格被告。拆除行為沒有依法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違反了《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第28條第1款的規定，一審判決確認區政府的強制拆除行為違法。區政府上訴後，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以相同理由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三)典型意義 行政徵收過程中的強制拆除行為，往往關係到被強制主體的重大利益。規制涉企行政強制行為，依法保護企業的合法財產，是優化營商環境的必然要求。在有的強制拆除案件中出現實施主體不明確等情形，既有行政機關「躲貓貓」導致被執行人「欲訴無門」，也有起訴人刻意拉高政府層級纏訴，還有法院計算起訴期限僅考慮強拆之日等問題，需要通過當事人舉證、人民法院調查依法認定實施主體。對此，為防止程序空轉，及時高效保障人民群眾合法權益，最高人民法院先後發布了《關於正確確定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行政訴訟被告資格若干問題的規定》和《關於正確確定強制拆除行政訴訟案件被告及起訴期限的批覆》，明確了強拆主體不明時，人民法院可以以現有證據初步證明實施強制拆除行為的行政機關為被告，起訴期限計算從起訴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行政行為內容且知道或者應當知道該行為實施主體之日起計算等重要規則。本案中，針對區政府有關被告不適格的抗辯理由，人民法院結合司法解釋規定和在案證據，確定了區政府系適格被告並判決確認其行為違法，避免企業因維權無門而陷入經營困境，對行政機關依法實施行政強制具有引導和規範作用。 四、某通信設備有限公司訴陝西省西安市長安區王曲街道辦事處強制拆除設施案 (一)基本案情 2014年，某通信設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某通信公司)與中國聯合網絡通信有限公司西安市分公司籤訂《業務代理協議》、《寬帶駐地網共建項目合作協議》，約定某通信公司在西安市長安區賈裡村投資建設相關管線路由、設備及光纜等，並享有上述設備的所有權。2017年11月，賈裡村集體土地被西安市長安區人民政府納入徵收範圍，由長安區王曲街道辦事處(以下簡稱王曲街道辦)作為實施部門，具體負責徵收安置工作。拆遷過程中，王曲街道辦未經補償程序，於同年11月底逕行拆除了某通信公司的上述設備。該公司不服訴至法院，請求判決確認王曲街道辦的強制拆除行為違法。 (二)裁判結果 西安鐵路運輸法院一審認為，根據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和《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的相關規定，無論是徵收集體土地還是徵收國有土地上房屋，均應由行政機關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或者由具有強制執行權的行政機關依照法定程序執行，並應當遵循「先補償、後搬遷」的原則。被徵收人獲得安置補償一般包括兩種情況：一是有關部門與被徵收人就安置補償達成一致並籤訂安置補償協議，有關部門按照安置補償協議履行義務；二是達不成補償協議的情況下，有權機關按照補償方案依法作出補償決定，並對補償款進行支付或者專戶存儲等。本案中，王曲街道辦並未就涉案通訊設備與某通信公司籤訂有效的補償協議，而是在徵收項目啟動後逕行拆除了相關設備。王曲街道辦的強制拆除行為明顯違反法律法規的規定，因此，一審判決確認其強制拆除涉案通訊設施的行為違法。雙方當事人均未上訴。 (三)典型意義 在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和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的大背景下，國家鼓勵各類企業有序參與農村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相關部門在實施徵收時，對土地、房屋與其他地上附著物的所有權人、使用權人應當給予公平、合理的補償。在補償對象方面，不僅要關注被徵地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及農村村民，還要關注在當地有實際投入的各類企業，尤其是公共服務企業，對其合法權益要依法依規給予平等保護。徵收部門在實現行政管理目標時，應當優先採用協商一致、自願搬遷等柔性執法手段，引導相關企業配合徵收工作，探索多元化安置補償；與被徵收人在籤約期限內達不成補償協議的，應及時依法作出補償決定，切實解決補償問題；如需啟動強制執行應嚴格依法實施，不可無視法定程序，對企業和其他被執行人造成不法侵害。本案中，王曲街道辦在未就涉案通訊設備與某通信公司籤訂補償協議或者作出補償決定的情形下逕行拆除了該公司的相關設備，人民法院判決確認強拆行為違法，保護了該公司的合法權益，體現了對行政強制領域違法行為的有力監督。 五、山西省襄汾縣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申請強制執行某裝飾有限公司案 (一)基本案情 2021年11月，襄汾縣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以下簡稱縣人社局)接到某裝飾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某裝飾公司)存在拖欠農民工工資情況的反映，經調查後發現該公司拖欠金額85200元。2022年1月10日，縣人社局向某裝飾公司作出《勞動保障監察責令改正決定書》，限令其在收到決定書7日內結清工資。上述限定期滿後，經縣人社局、某裝飾公司和農民工三方協商，某裝飾公司於同年1月25日、26日在縣人社局工作人員的見證下，將所欠工資全部支付完畢。縣人社局認為，因該公司此前存在逾期未能結清的情形，遂依據《勞動保障監察條例》第30條第1款第3項有關「經勞動保障行政部門責令改正拒不改正」屬於罰款範圍之規定，於同年1月28日作出《行政處罰決定書》，決定對該公司罰款2萬元。某裝飾公司在接到處罰決定後未申請複議和提起訴訟，也未履行繳納罰款義務。縣人社局向人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該處罰決定，包括上述2萬元罰款和逾期不履行加處的罰款。 (二)裁判結果 襄汾縣人民法院審查認為，某裝飾公司雖未在縣人社局作出的《勞動保障監察責令改正決定書》指定的期限內履行義務，但在期限屆滿後幾日內，且是在《行政處罰決定書》作出前即已結清所拖欠的工資，屬於行政處罰法第32條、第33條規定的應當從輕、減輕或者不予行政處罰的情形。而縣人社局針對《勞動保障監察條例》第30條規定的2000元以上2萬元以下的罰款幅度，在明知企業已付清欠款的情況下仍作出「頂格處罰」，該行政處罰決定顯失公平，不符合行政處罰法規定精神，損害了某裝飾公司的合法權益，屬於《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的解釋》第161條規定的其他明顯違法並損害被執行人合法權益的情形，故對縣人社局就涉案《行政處罰決定書》提出的非訴行政強制執行申請，裁定不準予強制執行。 (三)典型意義 行政機關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其行政行為，人民法院經審查認為該行為存在明顯違法並損害被執行人合法權益等情形的，應當裁定不準予執行。政府及其有關部門有義務督促各類企業認真執行勞動法律法規，切實維護農民工、新業態從業人員等的勞動保障權益；但在執法過程中要做到「既有力度又有溫度」，善於運用法律法規賦予的各項監管手段，提高監管的精準性、有效性，實現該嚴則嚴、當寬則寬。本案中，縣人社局責令某裝飾公司改正欠薪違法行為，屬於履行法定監管職責的表現，但作出行政處罰決定應當堅持行政處罰法第6條規定的處罰與教育相結合的原則，避免過罰不當給企業帶來過重負擔。而涉案行政處罰決定未充分考量企業過錯程度、實際履行情況與承受能力，導致與行政處罰法、《勞動保障監察條例》以及《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條例》相關規定精神不符。人民法院在查明某裝飾公司已經結清拖欠工資的事實後，認為其及時改正違法行為，符合法定從輕、減輕或者不予行政處罰的條件，故對縣人社局的強制執行申請裁定不準予執行，對兼顧保障農民工合法權益和促進企業健康發展具有積極意義。
這往往是一場不計代價的投入——有人花了10萬元做司法鑑定，有人辭職自學法律，有人耗了幾年，打一場可能會輸，但哪怕贏了也賠不了多少錢的官司。 半年前，崔燦成為一名「寵物律師」。這種與貓貓狗狗相關的案子標的一向不大，最少的幾百元，平均幾千元，有的可能上萬元，接案子的律師多自稱「為愛發電」。 他發現，為寵物打官司的當事人，「從經濟方面考量，得不償失」。但很多人堅持把官司打到底。 也有一些特別的官司——夫妻離婚，寵物歸誰？貓抓人，人有錯嗎？主人死了，寵物能繼承遺產嗎？ 據投資銀行高盛報告，2024年，中國寵物數量首次超過4歲以下嬰幼兒數量，預計到2030年將接近嬰幼兒數量的兩倍。隨之出現的是寵物的醫院、學校、食堂、樂園和交通工具……貓狗在這個社會上面臨的處境越來越「類人」，由此衍生出的法律問題也越來越稀奇。 很多人開始思考，當下的法條，該如何適用於年輕人的「新家人」。 分割不了的「財產」 崔燦幹了半年「寵物律師」就發現，解決的不只是法律問題，還要算清楚人情帳。 一名留學生向他諮詢。出國前，她把自己的寵物貓委託給一位朋友照顧。兩年後回國，朋友卻不願意歸還貓咪，提出這兩年餵養貓咪的罐頭是全世界最好的，「貓價值5000元，但兩年的飼養費用加起來幾萬元」。 從法律上來講很好分析，貓咪要返還，該留學生的朋友可以主張合理的飼養費用。 但實際上，這並非一個可以用法律完美解決的問題，「訴訟就算贏了，朋友如果堅持不給也沒辦法，藉口貓丟了，法官也不可能上門去抓貓」。 最後，該留學生接受調解，拿了兩萬元經濟補償，小貓還是交給朋友養。 發生在情侶或夫妻間的寵物撫養權爭奪也常常鬧到法庭，婚後購買的寵物屬於「共同財產」，夫妻離婚時，寵物不是可以「平均分割」的「財產」。 2024年，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上海二中院」)發布《離婚後寵物歸屬協議模版》，用來解決離婚後寵物跟男方還是跟女方的問題。 協議模板中明確：「離婚後該犬按照男方×%，女方×%，按份共有，平時由男/女方保管，男/女方每月支付財產保管費×××元。男/女方每周×可使用該犬一次，每次上午×時自男/女方住所取走，下午×時送回。」同時明確在使用或管理期間，如該犬被損壞或丟失的，由使用或管理方承擔包括精神損害賠償在內的賠償責任。 這份像「子女撫養規定」的方案是上海二中院工作人員從司法實踐中獲取的靈感。但其實，作為財產的寵物並不能適用子女撫養權的相關法律規定。「寵物歸屬協議模板」是一種變通的解決方式。 當下，這種「變通」不僅在解決寵物的撫養權問題。前不久，廣州一位52歲的女性立遺囑，劃出10多萬元遺產留給4隻撿來的寵物狗。這位女士指定兒子作為遺產管理人，負責小狗生活的專項費用支出。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1120條規定，國家保護自然人的繼承權。但是，動物不具有「人」或「組織」的屬性，是不能直接繼承遺產的。寵物狗雖然不能繼承遺產，但可以享受遺產。有律師提醒廣州那位女士，要對遺產管理人進行必要的監督，以保障寵物能夠享受到遺產。 在國外，寵物律師的業務甚至可以拓展至為寵物設置遺產管理細則及設立寵物遺產信託。 比如，麥可·傑克遜為他的寵物猩猩「泡泡」，留下200萬美元的遺產。之後又有義大利貓咪「託馬西諾」「繼承」主人瑪麗亞·阿孫塔的全部遺產約1566萬美元。 國內，崔燦尚未接觸過類似的委託。作為一名寵物的主人，他更傾向於為寵物找一個可託付的人，「寵物畢竟不會自己維權」。 單身女士安雨是崔燦的朋友，她打算把家裡的6隻寵物貓「更新」到遺囑裡，但又擔心是否能確保寵物使用到自己留給它們的遺產。 3年前，45歲的安雨決定接一隻小貓回家。「這是我有生之年最後一次陪伴貓咪完整一生的機會了。」 她把家裡所有需要大修的地方修了一遍，還把家門口樓道仔細刷了一遍，「萬一它跑出去了，會容易認門兒回來」。 在她生日那一天，她接回了小貓，取名「小滿」，「人生小滿勝萬全」。養了一段時間，又接回了「圓圓」。她給兩隻貓布置了貓別墅，貼上愛心貼紙和對聯，開始嗑起了CP。 有了貓之後，安雨也感受到了「人生小滿」。8個多月後，「圓圓」和「小滿」迎來了自己的「孩子」。安雨在布置產房，準備給「圓圓」坐月子過程中，沒有想過自己會開始長達兩年的維權之路。 算不清的「財產」價值 剛剛出生，還沒有回家的小貓「閃閃」死了。在醫生宣布搶救無效後，安雨在寵物醫院為小貓做了一個小時的心肺復甦，無力回天。 安雨起先並沒有意識到醫院可能存在問題，她還依據當時院長的建議，為「閃閃」選擇了寵物火化公司。 直到安雨在執業獸醫考試的官方網站、中國裁判文書網、店鋪團購App上交叉核對調查，才發現寵物醫院的醫生可能存在虛報診療年限，甚至無證診療的情況。並且，為小貓火化的殯葬機構可能存在「黑火化」嫌疑。為此，她辭去了工作，開始了兩年的舉報投訴，並創辦了公眾號，希望能為其他有相似遭遇的主人提供一些建議。 如今，崔燦手裡大部分案子都與寵物醫療相關。很多像安雨一樣的寵物主人找到他，還沒說話就開始流淚，偏要討個說法——到底哪一步做錯了，導致寵物意外死亡？ 崔燦最近在接觸的當事人是一位60多歲的成都婆婆，女兒搬出去住，有兩隻小狗陪伴她和老伴。4年前婆婆患了癌症，領養來的小土狗陪著她去看病，鍛鍊。 後來這隻小狗生病了，婆婆帶它去寵物醫院，醫生說可以做個小手術，沒什麼風險。小狗卻死了。婆婆疑惑，一個小手術為什麼會致死。醫院的主治醫生告訴婆婆，如果覺得有問題，就去訴訟。 就這麼一句話，婆婆找到了崔燦，她始終忘不了醫生非常冷漠的態度。 打這個官司實在不划算，就算案子贏了，也賠不了多少錢給婆婆。崔燦算了筆帳，這隻土狗本身沒有什麼價值，它是領養的，甚至有些地區寵物的價格靠「斤」來計算，一斤幾十塊。「加起來賠個幾千塊錢，但是各種維權成本、情感方面的損失，都是巨大的。」 律師鄧凱和寵物打交道將近20年，從事流浪動物救助、流浪動物基地的管理以及涉及寵物法律問題的諮詢及訴訟。今年年初，鄧凱寫了一個報告，建議由農業農村部主導，在省、市設立第三方寵物司法鑑定機構。「目前有判例的鑑定機構非常貴，我所了解到的，有些人為了鑑定已經花了近10萬元了。」 一個案子動輒要打一兩年，如果一方對一審結果不滿意提出上訴還要經歷二審。委託律師時，這些主人已經知道，寵物只能按財產算，他們會說，窮盡所有途徑，輸了也沒關係，就要一個說法。這讓他意識到，「理性高於感性堅持不了這麼久的」。 寵物算是有特殊意義的財產，一般來講，律師會將寵物死亡造成的「精神損失費」寫到訴狀中。但是，精神損失的費用該怎麼算？ 在法庭上，主人需要向法官證明這隻寵物和自己的情感羈絆，讓法官覺得「這個東西你要把它和桌子板凳論在一起，明顯不太正常」。 有人提供了小狗從出生到過世每一個階段的照片，朋友圈的錄屏——證明這隻狗陪自己度過了結婚、生子……每一個重要的時刻。有人提供了他和小狗一起吃飯、睡覺的合照。 一個小標的的案子，法官卻要聽一個10年的故事，有些法官願意，有些法官可能不見得。在崔燦看來，「法官對此類案子的看法也是中國社會的一個縮影」。 過去，這類精神損失的賠償通常是不被支持的，但近幾年的判例中，有所改變。主人可獲取的精神損失費從幾百元到幾千元不等。 被需要的律師 法官對精神損失費的支持從某一個側面映照了這些律師選擇成為一名「寵物律師」的原因。在國外，為動物打官司不算一個新鮮事。寵物律師的稱呼，在美國已出現多年，年薪大約為9萬美元。在我國，案件標的小，寵物律師並不算個賺錢的生意，還可能會被罵「狗律師」「不分青紅皂白替寵物說話的那些人」。 但這些律師發現，隨著人們對寵物的認知逐漸改變，與寵物相關的市場正在發生變化。半年前，崔燦和同行建立了一個寵物律師的交流群，很快，群成員就突破了1000人。 有律師發現寵物經濟越來越繁榮，這意味著這條產業鏈上的每一個公司都可能需要法律顧問，這賺得到錢。 有的人因為案源少，恰巧發現年輕人越來越捨得給寵物花錢，覺得這裡頭有法律業務。甚至有保險行業的從業者聯繫到寵物律師，發現這個領域糾紛多，想發明「寵物訴訟險」，補貼主人，也補貼律師。 崔燦在成為專職的寵物律師之前，先給自己維權了一把——買來的貓咪有嚴重的疾病，但賣家拒絕退押金。這是寵物律師經常面對的一類案子：寵物買賣，消費者可能遇到「貨不對板」「病貓病狗」等問題。 做了這行，崔燦才發現，很多賣家的繁育並不合規，還認為沒有人會因為一兩千塊錢跨市起訴。但偏偏崔燦是個認死理的人，「如果律師都不去維權，那說明普通人更加維權無門」。 和崔燦一起建立寵物律師群的律師安嘉然也曾辦過線上寵物買賣的案子。一個女孩購買了一隻絕育的公貓，收到的卻是一隻尚未絕育的母貓。賣家不予處理，並拉黑了她。還有寵物主人請人上門餵兔子，兩天後，兔子死了，維權時也同樣被拉黑。 安嘉然發現，找來維權的都是90後、00後，他們交易的渠道都是「線上」，提供的最主要證據都是聊天記錄。 「單獨留家，帶不走的寵物」造成的糾紛太多了，崔燦接過不少諮詢，上門餵養時被抓傷是誰的責任？代遛狗，狗咬傷了人，是狗主人承擔責任還是代遛人承擔？寵物樂園租用的狗狗模特咬傷了外來的人，責任應該是狗狗模特的主人來負還是樂園來擔？流浪貓在外抓傷了人，持續餵養流浪貓的人是不是要承擔侵權責任？ 這是當下城市生活中常見的糾紛。 畢馬威中國發布的《2025年中國寵物行業市場報告——「它經濟」的消費升級與市場洞察》顯示，2024年，我國城鎮寵物(犬貓)市場規模超過3000億元，預計至2027年有望突破4000億元。寵物正逐步從「功能性伴侶」向「家庭成員」的角色轉變。與此同時，寵物消費行業以「情感價值」為核心，向食品、醫療、服務、科技等多個產業鏈條輻射。 年輕人為寵物付出的金錢上限在不斷提高。為鸚鵡治病，為四肢斷裂的螃蟹餵蝦，為蜥蜴打造恆溫別墅，為救貓花3萬多元…… 崔燦為了救貓花過幾萬元，「寵物醫院太貴了」。他隱約察覺到了這個市場中的問題，而且這個行業的試錯伴隨著很多小動物生命的逝去。 呼籲合理構建規則的「狗律師」 寵物主人不都是對的。崔燦代理過寵物醫院的案子，有寵物被治療好了，主人反手一個舉報醫生違規用藥，進行醫鬧；或者寵物醫院遭遇職業打假人。崔燦認為，不僅是寵物醫院，其他寵物機構也面臨類似的問題，把「合規」做在前面，才能抵禦風險。 對提供服務的寵物機構是這樣，對寵物主人亦是如此。寵物律師鄧凱是一隻邊牧的主人，作為中型犬的飼養者，他希望「先管理、後福利」，只有寵物主人先履行自己的義務，才能在公共空間發生糾紛後主張自己的權利。 比如，泰國要求給寵物「上戶口」，寵物飼主不得虐待、隨意遺棄動物，不得放任寵物對他人、在公共場合造成困擾或破壞。雖然我國也要求主人持有狗證，但讓鄧凱感到為難的是，有些城市的養犬條例數十年未改。沉睡的條例已經不再能解決日益複雜的爭端了。 據他了解，目前不少地方性法規已經寫入「不得遺棄、虐待寵物」。但對違反此規定的處罰條款未做任何約定，導致沒有相應的處罰依據。 瑞士人曾提起一個法案，要求無論是豬、狗，還是魚，都有律師替它們發言。一位律師曾代理149隻貓被虐待的案件，主人被判罰款800瑞士法郎，律師費由政府承擔。 在我國，每當發生動物虐待的案件，很多人會發聲，對於寵物律師來說，他們希望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在法律沒有到位之前，築起一道牆。但這道牆始終是一道「矮牆」。 崔燦想到他們曾援助過的一個案子。一個虐殺流浪貓的人被網友發現，但因為流浪貓沒有主人，法律體系中沒有人可以起訴他，最後只被行政處罰，最嚴重的後果是15天。 律師曹靖爽也接過這樣一個案子，日常參與救助的熱心人士將小貓領養給一位「虐貓人」，卻只能以領養服務合同糾紛起訴，一審輸了，考慮到證據缺失的實際情況，從節約訴訟成本的角度，曹靖爽為其闡明繼續訴訟可能帶來的不利結果，但她仍然要堅持，「她覺得是自己的錯，總要做點什麼」。 在崔燦看來，虐待和遺棄如此常見就是因為「違法成本低」，但他又保持著樂觀，總不會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個又一個「全國首例」的判例出現，然後推動行業法規、地方性法規、司法解釋的出臺。 今年全國兩會，全國人大代表、安徽省農業科學院副院長趙皖平聯合31名人大代表，提出《制定伴侶動物保護和管理法》的議案。 趙皖平指出，我國現行法律在伴侶動物管理方面呈「碎片化」狀態，導致虐待、遺棄、非法交易等惡劣現象屢禁不止。他建議通過立法明確飼養者責任、規範繁殖交易、建立流浪動物救助體系，並將虐待行為納入法律懲戒範圍，用法律的威嚴守護伴侶動物的權益。 寵物律師周雨婷正在期待那樣一天的到來。她和小區的朋友一起在小區裡餵養過4隻流浪貓幼崽，其中有兩隻因投毒致死。遺憾的是，周雨婷甚至連調取監控立案的資格都沒有，因為「小貓不是屬於我的財產」。她期待未來某時，哪怕僅以一名律師的身份，也可以為小貓的生命權訴訟。 (應受訪者要求，安雨為化名)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王雪兒 實習生 趙家藝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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