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行基金代銷的「費率戰」再度升級。 繼國有大行、股份制銀行紛紛將基金代銷費率降至1折後,市場費率競爭進一步加劇。近日,部分中小銀行加入讓利陣營,將該費率壓低至0.1折,引發市場廣泛關注。 蘇商銀行特約研究員高政揚表示,中小銀行大幅下調基金代銷費率,根源在於市場競爭加劇與客戶流失的雙重壓力。受制於大型銀行與網際網路平臺的雙向擠壓,中小銀行客戶基數與業務規模有限,只能以降價為手段吸引客戶。 部分產品費率低至0.1折 8月4日,深圳農村商業銀行發布公告稱,自8月5日起,投資者通過該行手機銀行APP申購指定的9隻開放式基金(前端模式),可享申購手續費0.1折優惠,優惠涵蓋定期定額投資業務。 今年2月,常熟農村商業銀行推出類似政策:投資者通過該行手機銀行渠道辦理指定基金產品的申購(含定投)業務,可享申購費率0.1折優惠。所涉基金均為前端收費模式(即申購時扣除手續費)的指定公募基金。 高政揚表示,目前享受0.1折費率優惠的基金產品主要有三方面特徵:一是產品類型偏向保守,以低風險類為主,如部分指數型基金、債券類基金;二是申購渠道通常限定為手機銀行;三是費率優惠多針對前端費率。這一現象主要是為了定向激活線上流量。 相比之下,大型銀行及股份制銀行基金代銷費率仍維持1折優惠費率。例如,7月15日,平安銀行公告稱,對18隻指定基金產品的申購及定投費率實施1折優惠。而自去年起,農業銀行、交通銀行等國有大行已紛紛將基金代銷費率降至1折。 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楊海平認為,此次中小銀行將基金代銷費率降至0.1折,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在淨息差承壓背景下,更多中小銀行加入基金代銷行列並加大拓展力度;二是出於階段性獲客需求,通過營銷活動吸引客戶;三是公募基金費率改革深入推進,以降低投資者成本、推動基金公司與投資者利益更緊密綁定為核心,使得公募基金的盈利壓力向渠道端傳導。 仍需聚焦服務與產品深耕 依託網點布局與客戶資源的天然優勢,銀行長期以來都是基金代銷的主力軍。但隨著券商、獨立基金銷售機構快速崛起,中小銀行在這一領域尤其面臨不小的挑戰。 高政揚分析稱,中小銀行承受著多重競爭壓力:一是來自國有大行和股份制銀行的擠壓——大型銀行憑藉深厚的客戶積澱、強勁的品牌影響力、廣泛的渠道覆蓋,以及出色的選品與綜合服務能力,讓中小銀行難以在價格和產品上形成差異化優勢;二是網際網路平臺的直接衝擊,這類平臺以便捷性、低費率和豐富產品為抓手,依託海量用戶吸引大量年輕投資者,導致傳統銀行代銷業務客戶分流。 市場對0.1折超低費率的可持續性關注度較高。目前1折仍是行業主流最低優惠,0.1折超低價多限於中小銀行的特定產品和渠道,尚未形成規模效應。中國郵政儲蓄銀行研究員婁飛鵬認為,短期內受渠道和品牌劣勢制約,降價是中小銀行搶佔市場的直接手段,但「費率戰」可能引發監管關注,長期看或難以為繼。 業內人士認為,基金代銷市場的競爭最終要回歸產品與服務本身。「對中小銀行掀起的價格競爭應客觀看待,超低費率本質是通過犧牲短期利潤換取客戶流量,長遠看仍需在產品與服務上深耕。」高政揚表示,未來核心競爭力需聚焦四方面:提升選品能力,提供更優財富管理策略;豐富代銷產品種類,滿足多樣化需求;增強服務創新,提供資產配置與全周期陪伴服務,提升客戶滿意度;深耕區域客群需求,綁定本地化場景,避免同質競爭。 (證券日報)
準備好了迎接工作,工作卻臨時「爽約」了——據封面新聞等媒體報導,今年以來,多地師範類應屆畢業生在籤好「三方協議」後,擬入職的學校以招生不足為由,或不再錄用,或暫緩入職,或調崗。這幾乎是雙輸的局面:師範生錯過了最佳求職期,維權困難;學校則說自己很無奈——招生規模低於預期,不需要那麼多老師。 此前,2024年,有媒體報導,不少企業與已籤好「三方協議」的應屆畢業生解約,且這些公司大部分在行業裡發展勢頭較好,如新能源汽車、通信軟體等。其中,一部分畢業生落戶也受到影響。 所謂「三方協議」,全稱叫《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協議書》,由畢業生、用人單位、學校三方籤署,明確應屆畢業生戶籍、檔案、保險、公積金等一系列問題。它不同於勞動合同,不受勞動法保護。畢業生拿著它去用人單位入職後,才會籤署勞動合同。 曾經,一些高校畢業生是三方協議的毀約方,一些用人單位通過約定天價違約金來制約大學生毀約。2019年,為了更好保障應屆畢業生的權益,讓他們在選擇有變時不必承受過重的代價,教育部提出建議,違約金不得超過5000元。如今,企業「違約」時,違約金也是5000元。有學生對媒體說,幾千元錢難以彌補他們的損失,雙方很可能產生更多糾紛和爭執。 應屆生的就業保障好不好,是全社會關注的熱點。有專家說,可以將「三方協議」納入勞動法,遇到糾紛時,啟動勞動監察或勞動仲裁機制。也有學校把違約的企業拉入校園招聘的黑名單。 在我看來,只有引導招聘市場良性發展,才能更好地保護雙方的利益。社會既要充分保障應屆生的權益,也要保護企業校園招聘的積極性。如果對企業的處罰過重,企業縮小校園招聘的規模和範圍,將進一步壓縮應屆生的就業空間。 營造一個和諧、友好的就業環境,不只是求職者和企業雙方的事,還需要法律體系能跟得上就業形勢的新變化;政府部門積極有為,及時調和雙方的矛盾;教育系統能為「被違約」的學生提供更多支持。 比如,當企業確實因經營問題,不得不違約時,政府部門可以介入,讓「被違約」的畢業生保有應屆生的身份,不會喪失應屆生原有的權益。對多次、頻繁違約的企業,政府部門則要加強監管。 目前,「三方協議」的違約更多以提起民事訴訟的方式解決。面對越來越多的違約情況,是否可以考慮拓寬申訴渠道,讓被違約的學生反映情況更方便?又是否能夠為被違約者提供法律援助和就業指導,而不是讓他們陷入「自認倒黴」、不得不匆忙「落地」的境地? 如果用人單位確因經營狀況不佳要解約,也應該有更溫情、人性化的方式。比如,違約企業或許可以向同行業的其他企業推薦這些「被違約」的應屆生,讓他們有被看見、被錄用的機會。 據媒體報導,一些民辦學校違約,是因為招生人數「嚴重背離預期」。也許,提前做好人力資源調研與規劃,明確當年用人需求,可以減少這種令人惋惜的錯位。 此外,「契約精神」不是「自覺」發生的,明確企業違約的賠償標準,也應是法治發力的方向。 對於那些即將離開校園卻忽然失去落腳點的年輕人,高校也不妨給予更多支持。比如,有能力的學校可以為「被違約」的畢業生提供宿舍暫住、幫助他們接觸新的工作機會。針對來校開展校園招聘的單位,學校應該開展充分的背景調查工作,並在籤好「三方協議」後,積極跟進畢業生的入職進展。 一篇名為《信用法治視角下企業違反就業三方協議的治理路徑》的論文提供了新解法:高校可以在合法範圍內收集違約企業的信用信息,提交給當地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機構,經審核後對外發布。 高校作為「三方協議」的一方,披露違約企業的行為具有一定公信力。高校公開披露的信息數據也可以被納入國家信用體系,作為考核企業管理的硬指標。 靠學生「認倒黴」、企業「認罰款」,不是系統性解決就業違約問題的思路。真心想為這些年輕人做點事,能想的辦法還有很多。 魏晞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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