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急管理部工作組趕赴尖扎黃河特大橋事故現場
2026-03-07 00:29 5,984次浏览北京8月10日電 題：不具名的助學金 作者 曾玥 葉子 不公開獲獎名單、不出具獲獎證書、不對受助者進行個人宣傳，一項擁有「三不」原則的「陳傳才助學金」，始於中國人民大學一對已故伉儷的遺願。 中國人民大學原中文系主任陳傳才與新聞學院副教授嶽同於1957年在人大相遇相識，後結為連理，自1978年起在校任教。二人一生無兒無女，晚年決定變賣房產，將賣房所得和畢生積蓄共360萬元悉數捐贈給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用以資助貧困學生。 1999年陳傳才(右)、嶽同合照，攝於中國人民大學校園一角。(中國人民大學供圖) 陳傳才曾與癌症鬥爭十年。其好友、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趙勇在紀念文章中回憶，患病後的陳老，處之泰然，淡定如常。2018年，陳傳才逝世。嶽同說：「在醫院時我與陳老師就商量好了，等我走了，就把房子賣出的錢作為助學基金，資助貧困學生。」 後來在病榻上，嶽同仍反覆叮囑「要把錢用好，用到真正需要的孩子身上」。2024年，嶽同離世，留下遺願，喪事從簡。 為實現陳傳才、嶽同二人生前心願，陳傳才的學生們自發組織落實捐贈事宜，成立「陳傳才學生扶貧基金」，並特別設立「陳傳才助學金」，每年資助20名家庭經濟困難的全日制在校本科生開展學術交流、社會實踐等。據計算，這筆捐贈能持續發放48年，惠及近千名學子。 陳傳才的學生、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陳陽是參與落實捐贈事宜的一員。他向記者回憶，當得知陳傳才和嶽同的心願時，學生們都深受感動。儘管推進過程中遇到一些困難，但大家合力克服，最終不負恩師囑託。 2019年，嶽同(右一)向來家看望的志願者展示收藏的剪紙、中國畫作品。(中國人民大學供圖) 時至今日，陳陽仍對陳傳才、嶽同為人和治學的細節歷歷在目。 陳傳才在主管全系研究生教學培養工作時，開列了120部書目，要求學生三年內必須精讀40本學術專著。他堅持「嚴進嚴出」，要求文藝學學生必須要有「藝術感受力」「理論分析力」和「寫作基本功」。 1993年以後，陳傳才辭去中文系系主任的職務，專心從事學術研究和培養碩、博研究生的工作。他曾先後出版學術專著(教材)12部，主編大型類書和叢書兩套12本，並在重要報刊雜誌發表論文96篇。 「陳傳才先生對傳統理論有深厚的學養，但他從不固守成見，畫地為牢。」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金元浦如此評價。 中西文化之辨、中西文論傳統的繼承與創新問題曾一度困擾中文系學科建設和發展。陳傳才一直密切關注國內外理論發展的新動向，批判看待、合理吸收新觀念，並與自身體系融會貫通。他主張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世界觀、方法論的指導下，「不斷地從人類文明的新創造(包括各種不同的理論、思路、方法)中獲得豐富和發展自身的思想資源和實踐經驗」。 陳老將其一生奉獻給了文藝理論教學和研究事業，嶽同則在新聞學領域深耕不輟，傳道授業解惑。 在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任教期間，嶽同主要講授新聞採訪、新聞寫作等專業課程。課堂上，她時常結合自身從事新聞寫作的實踐經驗剖析採寫方法，切中肯綮。 「只要新聞的政治意識、經濟意識和文化意識是來自廣闊、複雜、多變的時代變革的實踐，那就不管是從正面報導入手還是從批評反面和消極現象出發，抑或是進行歷史深度的開掘還是加以橫向的比較剖析，都必定能從不同角度和層次上觸動社會的神經，產生『一枝一葉總關情』的情感效應。」嶽同在其編撰的教材《新聞寫作論》中寫道。 陳傳才(右)、嶽同夫婦合照。(中國人民大學供圖) 在學術上潛心問道，在生活中抱樸守真，是許多學生對陳傳才、嶽同夫婦的共同印象。如果說杏壇耕耘數十載有如春風化雨，那麼以二人遺願設立的「不具名的助學金」，則延續著這份潤物無聲的關懷。 今年6月，「陳傳才助學金」完成首次評審與發放。一位受助學生匿名寫下感言：「這份低調而深沉的大愛，激勵著我在困境中堅守，在平凡中進步。往後的學習和生活中，我將延續您所傳承的意志，以謙遜與執著，守護文學的信念，用日益豐盈的所學，回報這份跨越時空的託付。」(完)
烏魯木齊8月9日電 題：探「方圓」絕代雙塔 觀絲路文化交融 作者 苟繼鵬 在新疆喀什市城區外荒漠中的莫爾寺遺址現場，矗立著一高一矮、一圓一方兩個高大的「土墩子」惹人注目。今年，莫爾寺遺址入選「202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後，搭乘火車的人們途經此處，總不免透過車窗搜尋絕代雙塔的身影。 「這是迄今發現中國最西部、保存較完整的大型地面土建築佛寺遺址，是中國早期大型地面佛寺和佛教中國化的典型代表。」負責上述遺址考古發掘的中央民族大學教授肖小勇說。 圖為莫爾寺遺址。 苟繼鵬 攝 2019年，中央民族大學與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開啟莫爾寺遺址主動性考古發掘。「第一次去現場勘察，從地面上看感覺幾乎沒有多少工作的餘地。」肖小勇回憶說，但發掘不到半個月，第一座僧房就出現了，讓考古團隊看到了希望。 6年間，在考古人員不斷深挖下，僧舍、迴廊式佛殿、長方形大佛殿、講經堂、廚房、儲物間、餐廳等建築浮出地面。累計發掘4600平方米，發現遺蹟包括18座單體建築共計62個房間、2條階梯式踏道，出土上萬件各類文物和文物殘片。 圖為莫爾寺遺址現存圓塔。 苟繼鵬 攝 「莫爾寺既有自身特色，也能在其中看出印度、犍陀羅、中亞、當地和中原等不同地方的元素。」肖小勇說，其提供了中國早期佛寺布局及其發展演變的樣本，推進了古疏勒及絲綢之路佛教考古和中國早期佛寺起源研究。 根據考古研究，莫爾寺遺址始建於公元1世紀，約9世紀末10世紀初廢棄，前後延續約900年，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的建築主要為帶有印度、中亞風格的覆缽式塔(即現存的圓塔)及僅見於本地的獨棟多室僧房。第二階段在原有建築基礎上，新增方形大塔和帶迴廊的佛殿，寺院禮拜中心逐漸演變為「塔殿並重」。7世紀以後，還新修講經堂和大佛殿，應是受到了中原文化影響。 肖小勇認為，佛教於公元前1世紀左右傳入新疆後，在喀什地區形成一個佛教傳播中心，並影響到庫車及更遠的地方，繼而向中原地區傳播，與當地文化形成交融互動格局。後來，隨著歷代中央政權對西域的有效管轄，中原佛教又「西漸」至此，對當地產生重要影響。 在2024年考古發掘中，一塊泥瓦片的出現讓肖小勇十分驚喜。「泥瓦是唐代大型高規格建築中常被使用的構件。結合史料記載，武周時期曾在疏勒鎮修建大雲寺，我們有理由推測莫爾寺可能是一座國家級寺廟。」肖小勇說，這不僅證明了新疆地區宗教的多樣性，更彰顯了中央王朝對西域地區的有效管轄和宗教管理。 肖小勇表示，多年來對該遺址的考古發掘表明，中原文化在商品經濟、佛教建築和佛教藝術等方面對西域地區產生深遠影響，實證了中原和西域交往交流交融、中央政權對西域有效管治和宗教管理、人類不同文明交流互鑑。莫爾寺遺址也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兼容並蓄的有力見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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