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前7個月河北對共建「一帶一路」國家進出口超2000億元
2026-02-01 00:51 6,437次浏览杭州8月5日電(藍伊旎)8月4日，《浙江省涉外營商環境評價報告2024/2025》(以下簡稱「報告」)解讀交流活動在杭州舉行。報告顯示，過去一年，受訪外資企業對浙江涉外營商環境整體滿意度達96%，87%的受訪企業在浙投資利潤率實現增長或持平，對未來5年的投資收益預期向好。 聚焦在浙外資企業對涉外營商環境滿意度的評價以及對經營前景的預期展望，2024年，浙江省貿促會首次發布該系列報告。過去一年，浙江省貿促會實地調研在浙外資企業1599家次，召開158場座談會，徵集了378條具體意見，形成此報告。 活動現場。 主辦方 供圖 當前，浙江省正全力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建設高能級開放強省，並明確了「服務最優、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目標。今年，報告將該標準更新至評價體系，並將國際外部環境變化對在浙外資企業的影響和應變情況寫入報告。 報告顯示，受訪企業對浙江在政務、生活、法律、中介、商業5方面服務的滿意度均超94%，其中對政務服務滿意度最高；浙江共有6項成本明顯低於其他省份；浙江在辦事、基建、物流、通關等4方面效率均獲得企業高分評價，93%的受訪企業對浙江政府速度「點讚」，91%受訪企業表示浙江基礎建設效率「較高」或「非常高」。 報告顯示，在關於涉外營商環境的12方面測評中，受訪企業對國際人員往來便利化、外籍人員和引進人才生活環境、市政公用基礎設施、經營場所獲取、納稅5個方面最為滿意。「市場規模大、前景廣闊」「產業鏈、供應鏈完整」「全方位對外開放新格局」「數字、綠色、新興消費快速發展」是外資企業目前及未來最看重的四大因素。 「這裡不僅有活躍的消費市場，還有高效的物流網絡和完善的供應鏈體系，更有優質的營商環境，讓我們能快速響應消費者需求，這對零售行業來說至關重要。」沃爾瑪中國公司事務浙江區域總經理範寅表示，對「浙江溫度、浙江速度、浙江態度」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當前，涉外營商環境的優化正在向外資企業釋放更強大的吸引力。 「除了房地產和金融服務等傳統行業，越來越多港資企業的在浙投資正向高新技術和綠色產業延伸。」浙江省香港商會副會長沈佳穎注意到，目前不少港資科創企業、生物醫藥企業、綠色能源項目已在浙江落地，她認為，這不僅為港資企業帶來了更廣闊的發展空間，更進一步促進了兩地產業協同發展。 「優化營商環境的基本要求是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今年的評價報告在這三個方面都反映了新的變化。」浙江省貿促會相關負責人表示，浙江作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先行省份，持續釋放對外開放的強大磁吸力，希望該報告能幫助各國企業和人士了解中國、投資浙江。(完)
理論與實踐 育兒補貼制度的時代意義及其完善途徑 我國長期以來以困境兒童及其家庭為主的兒童福利制度出現了明顯拓展，由補缺型向補缺與普惠相結合的組合普惠型邁進的趨勢有所體現。 ——————————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日前聯合印發《育兒補貼制度實施方案》，規定從2025年1月1日起對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生育的3周歲以下嬰幼兒，發放每年每孩3600元的國家基礎標準育兒補貼，至其年滿3周歲。這是我國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民生領域首次採取大規模、普惠式、直接性的資金發放形式來實施惠民舉措，展現出國家高度關注生育問題並有力紓解家庭在育兒領域急難愁盼的堅定決心。 現代化國家在既往的工業化過程中都會普遍面臨生育率走低問題，各國通常會在生育率下行時期採取各類政策手段以降低其下降的幅度與速度。其中，最有力、最常見、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的建設。該政策體系一般包括三項具體的制度安排：一是以生育補貼、稅收減免、信託基金為代表的現金轉移支付制度，它側重於以資金形式對育兒家庭進行直接的經濟補償；二是以產假、育兒假為代表的育兒休假制度，它側重於為育兒者提供充裕的照料機會；三是以公共託育、學前教育、嬰幼兒免疫、早期發展探視、家庭教育指導、殘障兒童康復照料為代表的基本公共服務，它側重於為有兒童家庭提供專項服務支持——國務院辦公廳近日印發的《關於逐步推行免費學前教育的意見》，即屬於這個類別。 各發達國家普遍形成了資金、假期、基本公共服務相銜接的一攬子組合型生育支持政策。隨著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的逐步完善以及國家財政投入的增長，一些現代化國家的生育狀況的確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例如，美國、英國、瑞典等國家近20年的總和生育率長期維持在1.9-2.1左右的水平，法國、比利時、荷蘭等國家的總和生育率，甚至在近20年裡從1.6-1.7增長至1.8-2.0。 就我國而言，「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和激勵機制」「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已成為解決現階段少子化問題的關鍵舉措。實踐中，有關生育支持政策的建設在黨中央、國務院的高度重視下有序推進，中央和地方政府不但堅持了原有的針對特殊困難家庭的臨時/長期監護服務、收養寄養服務、康復服務、關愛保護服務等，還陸續針對普通家庭形成了個人所得稅抵扣、生育假、公共託育、嬰幼兒免疫、普惠性學前教育等制度支持，並在資金保障、信息協同、檔案管理、協調機制、基層服務隊伍建設方面給予了諸多配套。此次育兒補貼，不但是國家堅定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和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的生動體現，也是在民生保障領域中切實展現「投資於人」理念以及提升惠民體感溫度的標誌性事件。 具體而言，我國建立實施育兒補貼制度的時代意義主要有四點：首先，這開創了兒童福利制度乃至民生保障領域普惠型政策的先河，反映出國家充分利用惠民政策來打贏應對少子化風險關鍵戰役的堅定決心。其次，顯示出我國正在對普通家庭過重的育兒經濟負擔及家庭照顧赤字進行主動有為的幹預。第三，標誌著我國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在形式結構上補齊了短板，資金、假期與基本公共服務三種形態的政策工具箱已經初步齊備。最後，它標誌著我國長期以來以困境兒童及其家庭為主的兒童福利制度出現了明顯拓展，由補缺型向補缺與普惠相結合的組合普惠型邁進的趨勢有所體現。 當然，也必須正視我國育兒補貼制度的建立實施尚處於摸索階段，仍然需要在未來重視三大問題：一是要注重育兒補貼的持續、穩步增長。考慮到我國經濟發展水平與兒童規模，此次育兒補貼在年齡範疇上確定為嬰幼兒、在補貼額度上相對較低，與已有現代化國家普遍全周期、高標準的兒童津貼尚有一定差距，未來仍然需要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而穩步增長。二是要注重育兒補貼的地方差異。此次育兒補貼為部分地方政府提高標準留有一定餘地，但在政策監管過程中也要注意防止少量經濟發達地區的標準過高或標準增長過快，防止人為造成社會保障水平的參差不齊並進而影響我國區域人口增減的大局。三是要注重育兒補貼與其他政策工具的協同使用。從日韓等國的經驗來看，育兒補貼制度的建立實施並不意味著生育率會在短期內快速提高，它不但具有一定的政策滯後性，也與其他政策工具以及多重工具組合的配套協調有關，因此，育兒補貼制度仍然需要納入全生命周期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中去綜合考量，以設計出生育支持的最佳方案。 (萬國威，作者系華東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臨床社會工作研究中心主任)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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