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香港代表團矽谷國際發明節創佳績
2026-01-17 00:23 1,561次浏览聽有聲書、視頻「看」書、淘書社交…… 沒時間看書？年輕人愛上「花式」閱讀 閱讀提示 在全民閱讀熱潮中，年輕一代正成為閱讀消費主力。各種新興的閱讀方式，為他們提供了豐富的選擇。聽有聲書、視頻看書、淘書社交……這屆年輕人正愛上「花式」閱讀。 北京早高峰地鐵10號線上，上班族朱微熟練地戴上耳機，點開「微信讀書」APP裡的《三體》有聲書。「眼睛可以休息，耳朵不閒著。」她告訴記者，「通勤一小時，兩周就能聽完一本大部頭。」對她而言，有聲書是高效利用碎片時間的利器。 近日，一項面向青年群體的媒體調查顯示，受訪者的閱讀形式和場景呈現多元化：超七成受訪者仍購買紙質書，半數受訪者還選擇購買電子書、充值聽書平臺等；在閱讀場景上，圖書館、書店、書市、書展及讀書會均受青年群體青睞。 記者觀察到，在全民閱讀熱潮中，年輕一代正成為閱讀消費主力。多樣化的購書渠道與閱讀方式，為年輕人提供了豐富的選擇，「開卷有益」的閱讀生態也由此被重塑。 讀書有了新空間 在國家圖書館古籍閱覽區，23歲的歷史學研究生陳政婷喜歡在此讀書並抄錄。「紙頁的觸感、墨香，以及周圍翻動古書的窸窣聲響，能幫我更好地進入閱讀狀態，並『沉』進那個時代。」她說。 然而，每當周末，陳政婷會帶著輕鬆的小說讀物，溜達到北京亮馬河畔的「春風習習」特色書店。「巨大的落地窗外是河景與綠蔭，點杯咖啡，讀累了就發發呆，是另一種『充電』。」她說，她會伴著心境變化，選擇不同的讀書場所。 這種閱讀場景的靈活切換，正成為年輕人的常態。在潮流地標三裡屯，多抓魚循環書店內人流如織。喜歡讀書的首都師範大學研究生魏嘉駿觀察到，年輕人把淘書、看書變成了一種時髦的「輕社交」，「周末很多人約朋友一起來，選本書，在咖啡館區域聊聊天。」魏嘉駿認為，書是媒介，空間是載體，共同構成了舒適的文化休閒體驗。 暨南大學文學院中文系副教授鄭煥釗在接受《工人日報》記者採訪時表示，隨著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文化+」日益融入各種公共空間和消費場景中，在這一背景下，閱讀場景不再局限於公共圖書館，創意書店、圖書市集、城市書房等閱讀與消費融合的空間不斷湧現。各類具有消費性質和打卡特點的閱讀場景，不斷構建年輕人的閱讀生活新方式，「一邊喝咖啡、一邊讀書、一邊擼貓、一邊觀賞綠植，成為年輕人閱讀休閒的新選擇。」鄭煥釗說。 記者了解到，作為近年來興起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間，城市書房已在不少城市深入街區，成為年輕人觸手可及的「精神驛站」。截至今年4月，廣州已完成54個「花城書房」的建設；2025年底，青島城市書房將突破百家。 日前，記者走進位於北京市朝陽區朗園的良閱城市書房，眼見內部不少綠植裝點，閱讀區、書架陳列、咖啡廳一應俱全。工作人員告訴記者，這裡雖以書為名，卻並不只有書，更像是一間公共書房或客廳，不少年輕人常來這裡閱讀、自習、辦公，書房還會定期舉辦書友會、文化沙龍、微型藝術展等活動。 從音頻聽書到視頻「看」書 當圖書館、圖書市集、城市書房都成為書香的棲息地，年輕人除了靈活選擇閱讀場景，還擁抱著多樣化的閱讀形式。無論是電子書、有聲讀物還是視頻講書，都成為他們汲取知識的途徑。 中國音像與數字出版協會發布的《2024年度中國數字閱讀報告》顯示，2024年我國數字閱讀用戶規模擴大至6.7億，數字閱讀行業總營收達661.41億元，同比增長16.65%。「數字閱讀已從一種小眾選擇變為大眾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涵蓋全年齡段人群和各類閱讀場景，構建起完整的閱讀生態。」中國音像與數字出版協會理事長孫壽山說。 在一家新能源汽車公司工作的韓晨雪喜歡在蜻蜓FM上聽武俠小說、懸疑探案類有聲書，「以前以為有聲書只是機械朗讀，後來發現很多作品採用廣播劇形式，聲情並茂地演繹內容。」韓晨雪告訴記者。 除了聽書，視頻化閱讀也成為年輕人閱讀的新方式，不少讀者傾向於通過短視頻幫助自己快速理解、掌握書籍內容。短視頻平臺上，不僅有「5分鐘讀完《圍城》」的速覽，還有「450分鐘深度解讀《紅樓夢》」的長篇解析，二者各有受眾。 魏嘉駿很喜歡B站讀書區UP主「天真的和感傷的小說家」，「他憑藉對文學名著的深度拆解與幽默解讀，已經收穫了百萬粉絲。」魏嘉駿說，「有時自己讀原著有困惑，看這類UP主的視頻像上了堂生動的導讀課，再去讀就豁然開朗了。」 鄭煥釗認為，閱讀形式不斷推陳出新，是當下數字經濟和數字文化發展的一個縮影。無論是電子書、有聲讀物還是視頻講書，都是適應當下數字文化發展的具體閱讀形式，也適應了網生代青年群體數字閱讀的習慣。 堅守深度閱讀的意義 現象級電視劇《繁花》雖然早已完結，但記者在北京王府井書店內發現，金宇澄原著《繁花》依然穩居暢銷書架。據店員介紹，劇集的熱播帶動小說銷量激增了數倍，許多年輕顧客直言「看過劇，想來讀讀原著」。 記者了解到，近年多部熱播影視劇帶動了原著閱讀熱潮，影視與圖書的聯動使閱讀體驗更豐富有趣。《2024年江蘇省公共圖書館數據報告》顯示，江蘇113家區縣級以上公共圖書館最受歡迎的書籍中，《人世間》《平凡的世界》《狂飆》《盜墓筆記》《三體》等熱播影視劇的原著小說借閱量位居榜單前列。 閱讀與漫畫的「破壁」結合也俘獲了大量年輕讀者，《半小時漫畫中國史》《一分鐘經濟學小常識》等書籍在網絡購書平臺上銷量可觀。「這本書以漫畫形式讓歷史變得通俗易懂，風格獨特、語言幽默，能在歡笑中了解歷史，學習知識。」《半小時漫畫中國史》讀者夏焱告訴記者。 有業內人士表示，這種將專業知識與漫畫形式相結合的表達方式，降低了讀者的認知門檻，讓知識「可視化」，契合當下碎片化閱讀趨勢，重塑著不少年輕讀者的知識獲取方式。 孫壽山指出，隨著便捷性的提升，數字閱讀淺層次、碎片化問題應受到關注。他建議，應高度重視數字作品的質量，平臺和相關企業要加強內容審核與篩選，建立健全優質內容推薦機制，為讀者提供更多高質量的閱讀選擇。 鄭煥釗表示，應肯定數字閱讀形式在普及文化、滿足大眾精神生活方面的積極意義，與此同時，也需要把握好「普及」與「提高」，「快讀」與「深度」的關係，即要構建「數字信息性閱讀」與「數字滋養性閱讀」共生發展，構建「快速閱讀」與「深度閱讀」各具特色的數字閱讀文化。「尤其在碎片化、圖像化、短視頻化甚至遊戲化的閱讀新形式背後，要堅守深度閱讀、文字閱讀所具有的價值和意義。」鄭煥釗說。 本報記者 趙歡《工人日報》(2025年08月03日 03版)
閱讀提示 用人單位有權了解勞動者與勞動合同直接相關的基本情況，但是，開展背景調查應確保流程標準、渠道合規，遵循私權侵入最小化、必要性、非歧視原則。 「因為背調結果顯示『黃燈』，我們無法進行下一步了。」 不久前，應聘某食品公司的羅女士，突然接到該公司HR發來的這則不予錄用通知。經過反覆溝通，羅女士才得知自己被背調公司標為「黃燈」的原因——「有過訴訟記錄」「曾經是被告」，羅女士告訴《工人日報》記者。 近年來，背調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招聘流程中，在有的背調中出現了訴訟記錄、婚戀情況、職場「緋聞」等信息。多位受訪專家呼籲，用人單位開展背調須遵循私權侵入最小化、必要性、非歧視原則，同時明確法律邊界與公德邊界，保護求職者個人隱私，保障勞動者合法權益。 因有訴訟記錄，背調「亮黃燈」 「接到背調結果時人是懵的，想了很久都沒想到我什麼時候成過被告。」羅女士告訴記者，她後來推斷出唯一可能的訴訟記錄，「2018年，我們小區的業主跟物業有過糾紛。當時物業公司起訴了很多業主，估計我也是其中之一。」 後來，羅女士查閱案件公開信息發現，該案中，自己的確被列入了被告名單。最後，羅女士放棄了入職該食品公司的機會。 記者了解到，一些背調公司受用人單位委託對求職者開展背調，並在背調報告中標註「綠燈、藍燈、黃燈、紅燈」，以此代表求職者的「風險」由小至大。在上海市金山區人民法院近日審結的一起勞動糾紛案中，求職者張先生也因有訴訟記錄被用人單位拒絕錄用。 2024年4月，張先生接到一家軟體開發公司的錄用函。在與原公司辦理離職交接手續後，張先生在軟體開發公司旁租房、租車位，積極為入職做準備。 讓張先生未曾料到的是，當月，該軟體開發公司突然聯繫他，表明公司需要背調結果為「綠燈」或「藍燈」的候選人，而張先生的背調結果是「黃燈」，不符合其錄用標準。 後來，張先生從背調公司處得知，自己拿到「黃燈」評價的原因是其存在訴訟記錄。對此，張先生提出異議稱，訴訟記錄是其曾因被騙取錢財而發起的維權訴訟，且自己是原告。此後，背調公司將張先生的背調結果改為「藍燈」，但該公司仍以原理由拒絕錄用。 「誠信是勞資關係的基石，訴訟記錄本身並非拒絕錄用的正當理由。」對於該案，上海市金山區人民法院法官楊鋒分析認為，訴訟作為法律賦予公民的基本權利，不僅是解決糾紛的司法途徑，更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機制。 「勞動者若因行使訴訟權利而被拒絕錄用，等於變相剝奪了勞動者維護權益的法律救濟途徑，使得勞動者在就業與維權之間進退兩難。」楊鋒說。 最終，法院經審理認為，軟體開發公司的上述行為違背誠信原則。綜合考慮張先生支出的房租等費用，並結合後續張先生入職的工資報酬酌定的失業賠償，判處該公司向張先生賠償1.32萬元。 背調信息應與勞動合同直接相關 用人單位開展背調有何依據和意義？北京中首律師事務所主任胡勝國表示，依據勞動合同法等法律法規，用人單位有權了解勞動者與勞動合同直接相關的基本情況，勞動者應當如實說明，「其目的主要是降低用工風險，保障用人單位利益」。 在背調程序方面，北京澤盈律師事務所律師林屾提出，開展背調的相關主體應遵循6大程序，分別為籤署授權、確定範圍、多源驗證、結果反饋、加密存檔、到期銷毀，以此確保流程標準、渠道合規。 記者梳理公開案例發現，司法實踐中，一些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因背調提供的個人信息範圍、真實性、客觀性等產生爭議。 因前同事的一句「生活作風存在問題」評價被寫入背調報告，求職者王先生入職新單位後每月工資減少約5000元。該案訴至北京市豐臺區人民法院後，法院認為，案涉背調公司在未確認王先生前同事所述內容是否屬實的情況下，直接給其標註「黃燈」，並將該信息寫進背調報告，導致其名譽受損、社會評價降低。最終，法院判決背調公司停止侵權，向王先生賠禮道歉、恢復名譽，並賠償精神損害撫慰金。 「背調不能侵犯個人隱私權，須遵循私權侵入最小化原則。」胡勝國指出，相關主體應通過個人授權和法律規制兩個程序保障權利侵入最小化，即沒有勞動者授權不得調查，即使獲得授權也應遵守民法典和個人信息保護法等規定。 在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勞動經濟學院教授範圍看來，用人單位開展背調還須遵循必要性原則、非歧視原則。「必要性原則是指基於招聘必要進行背調，搜集、調查的信息也是基於招聘崗位的需要，且與勞動合同直接相關。此外，用人單位不得利用搜集的信息對勞動者作出歧視性的僱傭決策。」他說。 明確背調法律邊界與公德邊界 對於用人單位開展背調的邊界，林屾提出，應考量兩個標準下的邊界定義，即「法律邊界」與「公德邊界」。 林屾進一步分析稱，在「法律邊界」方面，可依據個人信息保護法確立的「最小必要原則」這一導向原則。一方面，「最小」指的是信息範圍，即法律僅允許開放最小限度的、與公共生活相關的、可能與他人和服務對象有必要關聯的個人信息，「所有的商業調查行為，均須在這個範圍內開展」。另一方面，「必要」是指信息相對必要，對調查者的權限做出限制。 對於「公德邊界」，在林屾看來，用人單位和背調機構在開展背調時應最大程度地保護被調查者的社會性利益。 範圍建議，勞動行政部門應明確背調具體規範，包括調查前提、調查獲取信息的範圍、調查獲取信息的引用等。此外，對於濫用背調等違法行為，應該依法追究其法律責任。「對於用人單位濫用背調、侵害求職者勞動就業權的，應該對求職者的權益予以保障，如認定用人單位違法拒絕錄用的締約過失責任等。」他說。 「可以利用區塊鏈存證、算法歧視治理等方式強化監管技術的應用。」林屾舉例稱，比如應強制授權書、調查過程上鏈固化，供勞動監管部門實時查驗，同時要求用人單位公開AI背調模型邏輯，防止關於年齡、性別等的隱性歧視。 此外，林屾提出，對於不同用途的背調行為可採取的手段、可提供給需方的信息，可以實施精細化的分類、分級管理。與此同時，確保勞動者擁有信息刪除權。通過立法明確勞動者離職後可要求相關主體刪除背調數據，用人單位亦需設立自動清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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