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鵝要賣了？波司登、安踏均否認將收購加拿大鵝
2025-12-18 17:21 1,675次浏览由上海戲劇學院舞臺美術系教師葉皛著寫的《新世紀戲曲現代戲舞臺美術的當代性追求》一書，日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我國改革開放40多年來，各個劇種、古今中外的戲劇作品以百花齊放的態勢呈現，戲劇舞臺出現了繁榮景象。「忽如一夜春風來」，各種傳承創新的戲曲佳作也繽紛呈現，新人輩出，「戲曲消亡論」被一風吹散。國外新奇的影視、戲劇作品的引進，也促使國內的戲劇從觀念、內容到形式，尤其是在舞臺美術設計和製作上，出現了令人驚詫的改變，有許多可喜的創造。從理論上研究這些巨大的變化和新穎的創造，無疑是一項十分有意義的工作。但時下國內關於舞美設計的理論研究，遠遠落後於戲劇作品的實踐。在上海戲劇界，繼胡妙勝、周本義、金長烈、吳光耀之後，有影響的舞美理論大家實在是太少了。本書作者葉皛系上海市戲劇家協會舞美專委會專家委員、中國電影電視技術學會照明專委會委員，書中她結合大量的戲曲現代戲舞臺實踐成果（其中有許多導師創作和自己親身參與創作的作品），上升到理論上進行研究和探討：什麼樣的舞美設計是符合劇情需要的，是錦上添花；什麼樣的舞美設計是不符合戲曲美學精神的，是畫蛇添足。兩者用戲劇作品的實踐成果來做對比說明。據統計，本書提到的中外戲劇作品共有130餘部，涉及的劇種有京劇、越劇、崑劇、淮劇、話劇、滬劇、評劇、晉劇、歌劇、甬劇、花鼓戲、畲歌劇、台州亂彈、贛南採茶戲等。由於作者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理論聯繫實際，努力用中、西方美學、戲劇和美術理論來闡釋我國戲曲現代戲舞臺美術改革，上升到理論的層面上加以分析比較，因而具有較強的理論意義；對廣大的舞美工作者而言，又很有實用價值。作者對戲曲現代戲舞臺美術時空的基本特徵，概括很得當。舞美設計可通過舞臺體現的各種載體營造氛圍和情境，為表演增光添彩，從而使舞臺的「有意味的形式」得到更好展現。在戲曲現代戲舞臺美術創作中，其時空創作既可以按照生活的原型加以表現，也可以按照想像的方式進行自由的表現。它可以在現實生活的土壤中，汲取生活的養分，來對生活進行提煉和升華；它也可以創造一個與現實生活並行的假定性世界，在虛化空靈的時空表現中，對生活的本質進行揭示。隨著2001年崑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票通過列入首批「人類口頭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加上國家對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視、提倡和扶持，新時期我國戲曲藝術出現繁盛局面，200多種地方戲曲百花競放，還創排了相當數量的現代戲。戲曲現代戲的舞臺美術，千姿百態，有的趨向寫實，有的依然寫意；有的運用科技手段為戲加分，也有因布景太實太擠或過度炫技，影響了戲曲表演的發揮和展示，整體效果反而減了分。新世紀20多年來戲曲現代戲豐富的舞臺呈現的成就得失，經驗教訓，確實值得從美學上進行總結。葉皛在分析了40多年來舞臺上出現的大量戲曲現代戲後指出：「也有一些不成功的探索，離開了戲曲的本體，或照搬西方的一些舞臺樣式，或生硬地借鑑其他戲劇門類的表現形式，使戲曲現代戲舞臺美術喪失了應有的寫意之美。」「最為突出的例子之一就是濫用舞檯燈光、濫用舞臺機械、濫用舞臺特技效果等。這些新科技手段的濫用，看似豐富、增強了舞臺表現手段，而事實上則是幹擾了演員的表演，擾亂了觀演關係中最為本質的審美共情。」這些論述是正確的，也是切中時弊的。高水平的舞美設計家，善於將靈感思維與社會思維、形象思維與抽象思維水乳交融，形成一個多元化的思維複合體，將舞臺設計的實踐和創新，進行理性的思考總結，以再進一步指導新的實踐。當今，處於科技大爆炸的時代，在舞美設計中，科藝融合，應用數字媒體技術、影像視頻，虛擬形象和空間來拓寬設計的創意與想像，將以往的固定靜態發展成多元化的動態時空，促使舞臺效果發生數量級提升，更是大有可為。正如上海戲劇學院教授戴平評價的，葉皛的《新世紀戲曲現代戲舞臺美術的當代性追求》一書，回答了這些新時代戲曲現代戲舞臺美術的課題，是非常有意義的。本書的研究成果，對於推動時下舞臺科技與藝術的融合發展，推動戲劇觀念和形式樣態、手段方法的發展創造，具有理論指導和實用參考價值。 本書作者簡介葉皛，博士上海戲劇學院舞臺美術系教師上海市戲劇家協會舞美專委會專家委員中國電影電視技術學會照明專委會委員國家社會科學藝術學重大項目「戲曲現代戲創作研究」「新中國舞臺美術發展研究」子課題成員；撰寫《黃梅戲藝術》教材舞臺美術部分；論文獲得2022·長三角青年戲曲論壇優秀論文三等獎，並被收錄《中華藝術論叢》（第28輯）；多篇論文發表於《戲劇》《戲劇藝術》《民族藝術研究》《中國戲劇》《四川戲劇》等核心期刊。創作劇目曾獲「中國崑劇藝術節」優秀劇目，上海舞臺藝術優秀劇目，湖南藝術節「田漢大獎」，山西省「五個一工程」優秀作品獎，雲南省「優秀劇目獎」，中國戲劇節優秀劇目獎，「雲南文化精品工程」入選作品，中國舞臺美術學會及上海舞臺美術學會「燈光設計獎」「舞臺設計類作品獎」等多個國內省部級獎項。同時入選《國際專業照明設備輯要》、提比里西國際舞臺設計雙年展等國際獎項。獲全國十大中青年設計師、新銳設計師等稱號。
恢宏的龍首，精巧的佛像，一磚一瓦、一盞一缽……在白洋澱畔，古鎮煙火之間，來自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單位的考古工作者們，歷時8年，喚醒了一座沉睡千年的古城——古州城。 8年來，考古工作者對古州城遺址展開系統性考古工作，勘探面積累計約30餘萬平方米，發掘面積累計2600平方米。考古勘探勾勒了遺址內外雙城垣的布局，考古發掘搭建了遺址漢唐至五代的時空框架。 日前，「長安二千三百裡——雄安古州城遺址考古成果展」在中國考古博物館開展。該展覽首次面向公眾系統展示雄安新區古州城遺址的重大考古成果，生動展現了雄安新區深厚的歷史底蘊。 發現古州城遺址 古州城遺址古稱鄚城，是漢唐時期鄚縣縣治、唐代鄚(莫)州州治所在地。這座城址見證了漢唐盛世，也經歷過五代的金戈鐵馬，最終和不少古城一樣，湮沒在歲月之中。目前在遺址南部地表，外城城牆仍然巍然矗立，向人們訴說著一座古城的過往與新生。 時間回到1976年，古州城遺址在文物普查中被發現，後來對其進行過數次考古調查。 2017年，雄安新區設立。同年，古州城遺址的考古之路開啟。6月起，雄安新區聯合考古隊對轄區內的文物遺存進行全面調查。2019年，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及雄縣文化和旅遊局聯合組成考古隊，對古州城遺址進行了無人機航測，繪製了古州城現狀一體地形圖，初步建立了地理信息系統。此外，還初步建立起了古州城歷史文獻的編年。 「2020年，古州城遺址首次進行了全面考古勘探，初步釐清遺址為1號與2號城址的雙重城址結構。綜合研究表明，2號城址可能為漢唐時期鄚縣縣城(縣治)，1號城址可能為唐代鄚(莫)州州城(州治)所在，二者存在歷史沿革。」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雄安考古隊隊長何歲利說。 值得關注的是，2020年，考古隊在1號城址東南部城牆內側道路解剖發掘時，發現了疊壓於道路之下的一處隋唐磚砌水井，水井開口距離地表1.5米。井內靠近底部發掘出土了較完整的紅陶罐、石刻殘塊、小木梳等北朝及隋唐時期的遺物。 在專家看來，水井遺存的發現與研究為確定古州城1號城址城牆的營建年代提供了有力證據。 次年，考古隊對2號城址城牆、護城河以及城牆內外道路等進行了考古發掘。同時，新發現了3號、4號建築遺址。「在發掘過程中，出土大量唐代磚、瓦等建築構件，青掍瓦、瓦當揭示了此處可能存在唐代較高等級的建築。」何歲利說。 這在後續的考古發掘中得到了證實，2023年，考古隊對3號遺址西側的4號遺址進行了發掘，初步確定了古州城內唐代較高等級寺院遺址的存在。同年，在3號遺址東北部勘探發現了18號建築址，並於去年對其進行了考古發掘，出土了學界和社會廣泛關注的唐代龍首等遺物。 「漢唐城牆、隋唐水井、石刻殘塊、唐代龍首等豐富遺存的發現，實證了這片土地延續千年的城市文脈。」何歲利說。 考古成果勾勒歷史圖景 何歲利還清晰地記得龍首出土時的情形，「出土時表面覆蓋泥土，雖然外形比較完整，但內部已碎為數百塊」。在考古隊員的毛刷下，龍首的灰陶胎體上顯露出彩繪遺存——黑色眼珠、綠色眼線等。 發現龍首的那天是去年10月28日，考古隊在發掘18號建築址西北部的磚瓦坑時，於地表下1米左右處，發掘出土了2件陶質龍首。「結合地層堆積與磚瓦坑中同時出土的唐代磚瓦、瓦當、開元通寶錢幣，以及相關科技測年數據，判定為唐代龍首。」何歲利說。 相關專家表示，唐代的陶質龍首存世量極少，考古發掘出土的更是少之又少，目前僅有黑龍江、山東、河南等地有零星出土，也不太完整。這次考古發掘出土且保存相對較完整的唐代陶質龍首十分罕見。 不到一周，這兩件龍首被送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考古方艙，對其的保護修復和研究工作同步展開。 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助理研究員、實驗室考古方艙負責人劉勇介紹，為了讓龍首重煥光彩，在龍首保護和修復過程中，課題組採用了室內清理、多視角三維成像、遺存提取、超聲波清洗、曲面微區X射線螢光分析、三維雷射掃描、虛擬拼接、實物拼接、補配等技術，在今年5月成功修復了2件龍首，還原了唐代龍首建築構件原貌。 「研究表明，9號龍首應為垂獸，10號龍首應為戧獸。通過復原，發現它們所在的建築垂脊寬度達45釐米、戧脊寬度達30釐米，可以想像非常宏偉壯麗。」劉勇說，「兩件龍首的形象生動逼真、圓潤壯實、氣宇非凡，顯示出唐代龍文化的兼容並蓄。」 在此次展覽中，除了展出兩件修復完成的龍首之外，還展出了古州城遺址出土的陶器、瓷器、瓦當、鎏金小銅佛等。 展櫃中的一件標註為陶量的文物引得不少觀眾駐足。「這件文物的修復最重要的是對其上面的幾個字的保護，不能在修復過程中讓其產生磨損。其實，每一件文物的修復手法、技術都是不一樣的，都需要採取獨特的修複方案。」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文物修復師郭正臣說。 「為了確認這件文物的用途，我們把修復好的陶量套上保護袋放在秤上，緊接著往裡注水，直至注滿，顯示重量是2067克，經過換算，陶量的容積是2067毫升，正好相當於漢代的一鬥，即10升。所以，可以確定這個器物是量器。」劉勇說。 「陶量上面的4個字經考證為『都鄉定裡』，『都鄉』正是秦漢時期郡縣治所所在的行政單位，這也成為古州城(古稱『鄚城』)作為鄚縣治所的實證。」何歲利說。 從鄚城到長安城 《舊唐書》記載：「(莫州)去京師二千三百一十裡。」 何歲利表示，有唐一代，從中央到地方，聯繫非常緊密，顯現出強大的向心力。「長安和鄚城就體現了這樣的關係，長安用的一些建築構件、器物等，在地方依然可以使用，這從古州城遺址的出土文物就可以看出。」他說，「長方形手印磚、蓮花瓦當、白瓷碗……此次展覽專設的『長安遺珍』單元展出了唐長安城，包括宮城、大明宮、三清殿、麟德殿出土的一些重要遺物。我們不難發現，長安城出土的一些建築構件，比如磚、瓦、蓮花瓦當等，還有一些陶瓷器、日用品等，在古州城有它的影子。」 和何歲利一起參加古州城遺址考古發掘的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盧亞輝介紹，在水井中發現的文物中，有兩個瓷罐，「一件是青瓷、一件是白瓷，從其造型來說，和在長安城發現的相近，這反映了當時的鄚城和長安聯繫緊密」。 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安家瑤表示，從建築構件上來看，古州城遺址出土的青掍瓦、蓮花瓦當、龍首等，在長安城也出土了不少。「但是兩者稍微有些區別，在古州城出土的更生動一些。一個原因可能是鄚城離長安城遠一些，工匠們可以更自由地發揮。從二者對比的角度來說，古州城遺址的考古發掘是非常有意義的。」 專家表示，「長安遺珍」單元以唐長安城為宏大背景，展出蓮花紋瓦當等代表性遺物，揭示出長安和鄚城兩城雖遙距二千三百一十裡，卻共同詮釋了唐代「開放包容、多元一體」的文明特質。(記者 趙曉霞) 《人民日報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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