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駛車輛遭閃電擊中 雨天行車注意防雷
2025-11-30 19:09 3,583次浏览當前，我國城鎮化正從快速增長期轉向穩定發展期，城市發展正從大規模增量擴張階段轉向以存量提質增效為主的階段。實施城市更新行動，是推動城市高質量發展、不斷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舉措。廣州應採取針對性措施，高質量推動城市更新，加快城市「三生」(生產、生活、生態)共進，更好地構築「產城人」融合發展的新局面。 其一，激發城市空間新活力。城市空間兼有物理承載和價值產出意義。基於此，對城市空間的調整應指向空間產出的優化，以實現「產城人」融合目標。從產業產出的空間視角看，產業空間的調整將促進城市更新治理的優化。一是依託城市原有產業基礎和資源優勢，為戰略性產業集群創設適宜空間，為數字經濟、智能製造、綠色能源等新興產業營造生長空間，合理配置土地資源、交通設施、公共服務等要素，為產業升級發展提供有力支撐。二是通過產業布局調整等方式，促進產業與城市空間的互動和融合。例如，將老舊工業區改造為文化創意產業園區或現代科技產業園區等。三是加強產城融合示範區建設，以此引領和帶動「產城人」融合發展。 其二，提升城市更新風險治理效能。城市更新是推動城市治理現代化的重要抓手。著眼於風險防範與治理，可從以下幾方面展開。一則，構建政府主導、企業參與的風險管控機制。由政府主導、規劃統籌，搭建管理平臺；企業及其他專業力量參與其中，提供專業技術和風險防控信息資源。二則，加強風險監測與評估。監測識別可能存在的各類風險，並進行全面深入的評估。特別要重視城市產業風險與自然災害風險的識別、評估、預警和幹預。三則，強化風險意識與認知。注重「人防」力量的使用，有效提升市民群眾對更新治理風險的認知，使其成為推動「產城人」融合的重要依託力量。 其三，完善城市更新治理制度。要切實以「產城人」融合為實踐導向，在城市更新規則中融入「產城人」融合目標及要求，確保更新改造活動在制度框架中運行。第一，注重統籌規劃和政策扶持，加強城市更新治理制度建設。在城市更新規劃中明確「產城人」融合的發展目標、空間布局和產業定位等；通過財政補貼、稅收優惠、土地供應等政策措施，支持融合發展。第二，制定關於產業發展與升級、人才「引育用留」、生態環境保護和綠色發展等相關制度，為城市更新治理提供可操作、能落地的規則指引。第三，加強監測評估制度建設。建立健全融合發展的監督評估規則，及時對城市「三生融合」發展情況開展評估分析，發現和糾正偏差，適時調整城市更新治理策略。 其四，加強責任落實及部門協作。城市更新，不是簡單的「除舊布新」，而是著眼於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嚮往、激發城市發展潛能活力、提升城市安全韌性的系統工程。所以，需要明確各職能部門職責範圍、工作內容，加強部門間協作和配合，完善城市更新治理體系，統籌各方合力。要根據「產城人」融合的具體任務和目標，確定對應部門的職責範圍、工作內容；建立跨部門的協調機制，加強統籌和日常協調，確保信息暢通；建立跨部門的信息共享平臺，推動信息共享和溝通協調，實現更新改造項目情況的實時更新及互通有無，減少「信息遺漏」與「信息失真」；針對複雜問題，整合各方力量和資源，共同研究形成綜合性解決方案。 其五，匯聚多方力量參與。引入社會力量和市場機制參與城市更新實踐，形成多元共治的城市更新治理格局，有助於充分提升治理效能，實現「產城人」融合發展目標。一則，充分聽取各方意見，協調各方利益訴求，有助於在達成城市更新改造目標的過程中解決遇到的問題，助力「三生融合」。二則，多方參與城市更新治理，推動治理資源下沉基層，有助於激發城市更新治理的內生動力和內在活力。三則，多方主體廣泛參與實踐和監督，形成合理的矛盾化解長效機制，為「產城人」融合提供持續的動力和保障。 【作者系中共廣州市委黨校文獻信息中心副教授。本文為該校2025年度新型智庫及黨建研究基地(中心)課題「基於『產城人』深度融合的廣州存量空間開發利用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ZDZKT202501)
烏魯木齊8月9日電 題：探「方圓」絕代雙塔 觀絲路文化交融 作者 苟繼鵬 在新疆喀什市城區外荒漠中的莫爾寺遺址現場，矗立著一高一矮、一圓一方兩個高大的「土墩子」惹人注目。今年，莫爾寺遺址入選「202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後，搭乘火車的人們途經此處，總不免透過車窗搜尋絕代雙塔的身影。 「這是迄今發現中國最西部、保存較完整的大型地面土建築佛寺遺址，是中國早期大型地面佛寺和佛教中國化的典型代表。」負責上述遺址考古發掘的中央民族大學教授肖小勇說。 圖為莫爾寺遺址。 苟繼鵬 攝 2019年，中央民族大學與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開啟莫爾寺遺址主動性考古發掘。「第一次去現場勘察，從地面上看感覺幾乎沒有多少工作的餘地。」肖小勇回憶說，但發掘不到半個月，第一座僧房就出現了，讓考古團隊看到了希望。 6年間，在考古人員不斷深挖下，僧舍、迴廊式佛殿、長方形大佛殿、講經堂、廚房、儲物間、餐廳等建築浮出地面。累計發掘4600平方米，發現遺蹟包括18座單體建築共計62個房間、2條階梯式踏道，出土上萬件各類文物和文物殘片。 圖為莫爾寺遺址現存圓塔。 苟繼鵬 攝 「莫爾寺既有自身特色，也能在其中看出印度、犍陀羅、中亞、當地和中原等不同地方的元素。」肖小勇說，其提供了中國早期佛寺布局及其發展演變的樣本，推進了古疏勒及絲綢之路佛教考古和中國早期佛寺起源研究。 根據考古研究，莫爾寺遺址始建於公元1世紀，約9世紀末10世紀初廢棄，前後延續約900年，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的建築主要為帶有印度、中亞風格的覆缽式塔(即現存的圓塔)及僅見於本地的獨棟多室僧房。第二階段在原有建築基礎上，新增方形大塔和帶迴廊的佛殿，寺院禮拜中心逐漸演變為「塔殿並重」。7世紀以後，還新修講經堂和大佛殿，應是受到了中原文化影響。 肖小勇認為，佛教於公元前1世紀左右傳入新疆後，在喀什地區形成一個佛教傳播中心，並影響到庫車及更遠的地方，繼而向中原地區傳播，與當地文化形成交融互動格局。後來，隨著歷代中央政權對西域的有效管轄，中原佛教又「西漸」至此，對當地產生重要影響。 在2024年考古發掘中，一塊泥瓦片的出現讓肖小勇十分驚喜。「泥瓦是唐代大型高規格建築中常被使用的構件。結合史料記載，武周時期曾在疏勒鎮修建大雲寺，我們有理由推測莫爾寺可能是一座國家級寺廟。」肖小勇說，這不僅證明了新疆地區宗教的多樣性，更彰顯了中央王朝對西域地區的有效管轄和宗教管理。 肖小勇表示，多年來對該遺址的考古發掘表明，中原文化在商品經濟、佛教建築和佛教藝術等方面對西域地區產生深遠影響，實證了中原和西域交往交流交融、中央政權對西域有效管治和宗教管理、人類不同文明交流互鑑。莫爾寺遺址也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兼容並蓄的有力見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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