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臺辦悼念許倬云：他表達希看到「九州同」，受到讚許、值得學習
2025-11-30 08:33 2,218次浏览武漢8月5日電 題：中國如何拯救極度瀕危長江江豚？ ——專訪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員王丁 記者 馬芙蓉 今年7月，世界首頭人工繁育的長江江豚「淘淘」迎來20歲生日，這是中國長江江豚保護歷程中又一代表性標誌。 作為中國特有淡水鯨類動物，長江江豚曾陷入種群持續衰退困境。經採取保護措施，終於迎來止跌回升的轉變。 飼養員為長江江豚「淘淘」餵食(資料圖)。武漢白鱀豚保護基金會供圖 長江江豚種群得到怎樣的保護？世界上存在哪些與長江江豚類似的瀕危鯨類？中國的保護經驗有何世界性啟示？世界自然保護聯盟鯨類專家組成員、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員王丁日前就此接受「東西問」專訪。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記者：為什麼長江江豚是長江生態「晴雨表」？其種群數量經歷了怎樣的變化？ 王丁：長江江豚俗稱「江豬」，形似海豚，主要分布於長江中下遊幹流、部分支流以及洞庭湖、鄱陽湖等大型通江湖泊，是長江中現存唯一鯨類動物。 長江江豚以小型魚類為食，處於長江生態系統食物鏈頂端，加之對河床、岸線、水質、噪聲變化極為敏感，因此其種群分布及數量變化，可以直觀反映長江生態環境和魚類資源變化，是衡量長江生態的「晴雨表」。 20世紀90年代初，長江江豚約3600頭。後來，受水域汙染、航運幹擾、過度捕撈等帶來的棲息地破壞、餌料減少等影響，2012年僅剩約1045頭。2013年，世界自然保護聯盟將其列為極度瀕危物種。 2016年1月，中國提出把修復長江生態環境擺在壓倒性位置，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據2017年科考結果，其種群約為1012頭，與2012年相比，儘管數量依然有所下降，但是大幅下降趨勢得到初步遏制。 此後，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長江保護法》頒布實施，長江十年禁漁、長江岸線生態修復等系列措施落實，長江江豚身影頻現。2022年科考結果顯示，其種群約為1249頭，這是有監測記錄以來首次實現止跌回升。 2021年9月3日，江西南昌，幾隻野生長江江豚在贛江水域暢遊。記者 劉佔昆 攝 記者：自20世紀80年代起，中國探索建立了就地保護、遷地保護、人工飼養繁育三大保護策略。三大保護策略在長江江豚保護中發揮了什麼作用？ 王丁：三大保護策略相互支撐、協同聯動，既讓長江江豚等得起生態變好，又構建起物種存續的多重保障。 就地保護即在長江江豚分布相對密集的水域建立自然保護區。目前，中國在長江幹流及洞庭湖、鄱陽湖已建立8個就地保護區，保護區長度佔長江中下遊長度的30%以上。 遷地保護承擔「保種備份」功能，即將長江江豚遷入與長江生態環境相似的封閉或半封閉水域進行專門保護，待長江環境改善後再放歸。如今，中國已建立3個自然遷地保護種群和1個半自然遷地保護種群，長江江豚數量超160頭，每年有15頭以上幼豚出生。 2023年4月，經野化訓練，4頭生活在遷地保護區的長江江豚重返長江，標誌著遷地保護與野生種群恢復技術初步形成閉環。目前，又有3頭長江江豚正在接受野化訓練，將擇日放歸長江。 人工飼養繁育是在保護種質資源同時，通過對人工飼養群體繁殖生物學、發育生物學、行為學、生物聲學、營養學等研究，為野外種群保護提供技術支撐。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經過近30年努力，構建起人工環境下成熟的飼養繁殖技術體系。如今，武漢白鱀豚館飼養著12頭長江江豚，其中5頭在人工飼養條件下出生，包括3頭二代江豚。 在長江大保護背景下，中國長江江豚保護正從「拯救保種」轉入「種群復甦」階段，相信不久將迎來自然種群的再度繁榮。 2025年4月25日，生活在武漢白鱀豚館的長江江豚。記者 馬芙蓉 攝 記者：世界範圍內存在哪些與長江江豚類似的瀕危小型鯨類，其生存境況如何？ 王丁：據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物種生存委員會鯨類專家組統計，截至2020年7月，全世界已知鯨類動物有131種/亞種，其中22種為極度瀕危物種，20種為瀕危物種。 比如，生活在墨西哥加利福尼亞灣北部狹窄水域的加灣鼠海豚，是全球最小鯨類動物。因體形短小，極易被漁民使用的刺網纏繞誤傷致死，現存可能僅10頭左右。 為保護加灣鼠海豚，當地政府頒布禁令，禁止在其棲息區域使用刺網捕魚。然而，非法捕撈屢禁不止。2017年嘗試遷地保護時，因對其應激反應認知不足，一頭被捕個體起水後死亡，另一頭被迫釋放，計劃宣告失敗。 伊洛瓦底江豚同樣岌岌可危。其全球淡水種群僅存三個相互隔離的亞群，分別位於柬埔寨湄公河、緬甸伊洛瓦底江和印度尼西亞馬哈坎河，每個亞群數量均不足100頭。漁業誤捕、刺網纏繞是導致其意外死亡的首要因素。 目前，柬埔寨政府已設立保護區，明令禁止刺網捕魚，限制船隻速度和觀鯨活動；緬甸也與國際組織合作推行保護區管理計劃，通過培訓漁民和提供替代生計來減少漁業誤捕。然而，跨境協調、執法力度、替代漁具推廣等仍存瓶頸。 受水體汙染、灌渠工程建設、過度漁業、誤捕等影響，南亞的印河豚、恆河豚，生活在南美亞馬孫河流域、奧裡諾科河流域的亞馬孫河豚、土庫海豚，棲息於紐西蘭北島和南島沿岸海域的赫氏矮海豚，生存現狀同樣不容樂觀。 記者：在推動長江江豚保護經驗出海方面，您和團隊開展了哪些工作？ 王丁：世界自然保護聯盟專家評價：「中國長江江豚保護實踐，為全球小型鯨類保護點亮了黎明的曙光。」 作為世界自然保護聯盟鯨類專家組成員，我多次在國際會議上分享長江江豚保護經驗。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多次組織來自美國、英國、澳大利亞、紐西蘭、柬埔寨、印尼、泰國等國家的政府官員、專家學者，赴長江江豚自然保護區、遷地保護區、人工飼養繁育基地等地考察。 今年5月底，武漢白鱀豚保護基金會聯合相關企業啟動「國際小型鯨類保護研究計劃」，探索將AI技術應用於小型鯨類保護研究，並與相關國家政府部門、管理機構及國際組織開展深度合作，協同各方深入研究當地小型鯨類生存現狀，輸出長江江豚保護技術與創新科技，為當地定製保護技術解決方案。 如今，長江江豚保護經驗正向東南亞國家推廣，長江江豚被動聲學監測技術已應用於柬埔寨湄公河伊洛瓦底江豚的監測和保護。 王丁(右一)向外國專家學者介紹長江江豚保護經驗。武漢白鱀豚保護基金會供圖 記者：中國長江江豚保護經驗可以為拯救世界瀕危小型鯨類提供哪些啟示？ 王丁：長江江豚保護並非「單一措施的成功」，而是「生態治理、政策保障、科研支撐、跨域協作、公眾參與」的協同。 小型鯨類對於自然棲息地的喪失極為敏感，因此自然棲息地保護是鯨類動物保護最重要、最根本、最有效的措施。長江江豚保護經驗證明：僅劃定保護區不足以逆轉衰退，需對整個生態系統進行全要素修復。比如，針對汙染突出水域，建立汙染源追溯、治理、問責機制；對漁業依賴型區域，推行「階段性禁漁+生態補償」機制，同步做好漁民轉產安置。 長江江豚保護成效，離不開法律剛性約束與跨部門聯合執法。這一經驗提示，需通過立法明確禁漁區、航運限制等保護紅線，並強化執法力度，對非法捕撈、排汙等行為嚴格追責，避免政策空轉。針對跨境物種，可建立跨境保護網絡。 遷地保護可以作為瀕危小型鯨類保護的有效補充措施，特別是針對自然棲息地遭受嚴重破壞的物種，應及時考慮、在物種仍具一定種群規模時構建遷地保種種群。 人工飼養繁育成本高、效率低，其價值在於積累技術，而非替代野外種群，因此應控制規模，以滿足科研和科普宣教為基本遵循。 社會參與、提升全民保護意識同樣重要。需加強科普宣傳教育，聯合社會公眾、民間組織、志願者、媒體之力共促保護行動。(完) 受訪者簡介： 王丁。受訪者供圖 王丁，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員，從事鯨類學研究和保護工作逾40年，長期聚焦白鱀豚、長江江豚、中華白海豚、布氏鯨等鯨豚類研究和保護工作。兼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與生物圈計劃中國國家委員會秘書長、世界自然保護聯盟鯨類專家組成員等職務。先後主持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點項目等數十項課題，發表學術論文300餘篇、專著4部(合著)。2021年被國際海洋哺乳動物學會授予「榮譽會員」稱號，是唯一一位獲此榮譽稱號的中國學者。
■本報記者 吳雨倫 中國飛盤隊今日完成了世界運動會歷史首秀，在團隊飛盤項目中以8比13憾負德國隊。近年來飛盤運動在中國從校園社團悄然興起，經歷了城市俱樂部遍地開花的繁榮，最終從街頭走向國際賽場——這支由職員、老師、學生等組成的中國隊就是最真實寫照。 25歲的李鑫今年6月剛畢業於成都大學，9月將成為德陽市一所小學的體育老師。他至今記得2018年那個夏天。在成都大學的軍訓操場上，師兄們手中的飛盤令他十分好奇。「我試玩了一次，就徹底迷上了。」彼時的他不會想到，七年後自己會身披國家隊戰袍，站上世運會賽場。 飛盤運動起源於上世紀60年代的美國，1989年德國卡爾斯魯厄世運會，團隊飛盤首次作為邀請項目亮相，此後在2001年秋田世運會上成為正式項目。中國隊此前從未出戰，只因國內的飛盤運動起步較晚，就在七年前，還只是一項小眾運動。 李鑫加入成都大學飛盤社團時，整個社團僅20多人，身邊多數同班同學都對這項運動感到陌生。第一次在校園組織飛盤體驗活動時，半天下來只吸引了寥寥數人。如今，這個社團已發展到近百人規模，就連以前不理解他的朋友，也經常在朋友圈裡曬飛盤運動時的照片。 國家隊選手周安琪與飛盤的緣分始於2021年，那正是飛盤運動憑藉低門檻、強社交的特點成為都市青年運動新寵的階段。當時在運動品牌公司工作的她，偶然接觸到上海滬蛙飛盤俱樂部，瞬間被這項運動吸引。「有一個機會讓所有人在同一片場地爭奪飛盤，共享一塊盤，還能打破性別壁壘，這項運動太酷了。」 作為打工人，周安琪需要在工作與訓練間艱難平衡。她平時利用下班後和周末的時間訓練。她坦言，業餘運動員難免要面對「賺錢養家」與「追逐夢想」的矛盾，但她「願意這樣為愛折騰」。公司的支持更是讓她心懷感激：「我必須要感謝我的老闆，她給了我假期讓我有機會參加世運會，這份理解也是我堅持的動力。」 去年通過選拔進入中國飛盤隊，如今在世運會的舞臺上代表中國出戰，周安琪深知意義非凡：「這是飛盤被更多中國人看到的機會，能讓大家知道它是熱血、正規的運動。」目前，周安琪所在飛盤俱樂部的成員大部分是與她年齡相仿的都市打工人，這正是近年來飛盤運動在國內群眾基礎持續擴大的寫照。截至2024年底，全國31個省區市及港澳臺地區飛盤項目註冊協會超100家，俱樂部達900餘家，覆蓋近200個城市，高校飛盤社團增長率連續三年超過40%。 與群眾基礎同步提升的還有專業競技水平。在英國諾丁漢舉行的2023年U24世界青年飛盤錦標賽上，來自新加坡的何志豪經人推薦，成為中國飛盤集訓隊的主教練。彼時的他已與飛盤相伴19年，從18歲踏入大學校園初次接觸這項運動開始，便與飛盤結下了不解之緣。回憶起自己剛接觸飛盤運動時，何志豪坦言：「當時新加坡飛盤的發展狀況比現在中國糟糕得多，全國打盤的總共也就百來人。」 有了基礎，才有上層建築。中國飛盤隊直到2024年才真正完成組建，在此之前，甚至湊不出一支專業隊參賽。「中國這兩年的飛盤發展速度遠超預期。」何志豪對中國飛盤近兩年來的跨越式發展尤為感慨，「如果新加坡回到10到15年前，我們可能連與強隊對抗的機會都沒有，但現在中國隊在和德國隊比賽都能咬得住。」 在中國執教的一年又八個月後，何志豪坦陳，中國飛盤運動雖然進步飛速，但與頂尖水平依然存在五到七年的差距。他表示，日本、澳大利亞、新加坡等亞洲飛盤水平先進的國家已形成非常成熟的培養體系，而中國還在積累探索階段；以新加坡為例，高校和中學已將飛盤列為常規體育項目，全民參與度很高，而中國在青少年基礎、賽事體系等方面仍需完善。 周安琪眼中的未來是「飛盤的蛋糕越做越大」，並呼籲更多人透過爆火現象與社交屬性看到這項運動的專業性。不過相比兩三年前，如今國內的飛盤熱潮逐漸褪去，她對此並不避諱：「初期吸引大量愛好者是好事，這是擴大群眾基礎的第一步。」在周安琪看來，那些在浪潮中沉澱下來的愛好者，「才能支撐中國飛盤走得更遠」。 (本報成都8月12日專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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