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臺辦：近期各地兩岸交流活動豐富多彩
2025-11-02 07:56 2,439次浏览天津8月10日電(記者 劉越)「我為抗日而亡，絕不能讓你從我的背後開槍。你要從我的面前開槍，我要親眼看到敵人的子彈是怎樣打死我的。來啊，開槍吧！」 在天津市和平區花園路5號的吉鴻昌舊居，「何以中國·和合共生」媒體採訪團成員看到了一場特殊的表演。演員霍正斐身著軍裝，眼神堅毅地重現了抗日英雄吉鴻昌臨刑前的壯烈場景——這正是「紅樓」沉浸式展演《國魂》中最動人的一幕。 天津市吉鴻昌舊居，演員沉浸式重現抗日英雄吉鴻昌臨刑前的壯烈場景。 劉越 攝 場景重現 讓紅色記憶在「紅樓」中生長 盛夏的和平區中心花園，綠樹成蔭中一座紅磚小樓格外顯眼——這座被稱為「紅樓」的建築，曾是抗日英雄、愛國將領吉鴻昌生前最後的居所，也是他在天津開展抗日活動的地下聯絡站、秘密印刷所。 如今，通過精心設計的場景還原與真人演繹，讓當年的革命印記愈發清晰。二樓第七展室設置七扇門，每一扇門都對應著警戒撤離的逃生路線，演員推門、閃身的動作利落乾脆，瞬間將觀眾拉回那個危機四伏的年代。 天津市吉鴻昌舊居，演員沉浸式重現抗日英雄吉鴻昌生前場景。 劉越 攝 「我們從一開始就認定，要讓遊客站在吉鴻昌真實生活過的空間裡，觸摸到歷史的溫度。」吉鴻昌舊居館館長胡鵬宇道出沉浸式創意的由來。作為擅長沉浸式話劇製作的團隊，他們在展館修繕籌建時就明確：「傳統講課式講解已難以吸引觀眾，尤其是年輕人。而沉浸式能讓人身臨其境，這種代入感是傳播紅色精神的最佳載體。」 從今年3月創排至今，團隊用數月時間打磨細節。演員需先了解吉鴻昌生平事跡，再通過情緒訓練貼近角色在入黨宣誓時的堅定、秘密印刷時的警惕、臨刑時的凜然。「吉將軍一米九六的身高很難完全復刻，但我們堅持選正氣足、中氣盛的演員，外形要貼合『闊面壯漢』的形象，這是對歷史的尊重。」胡鵬宇說。 天津市吉鴻昌舊居外，抗日英雄吉鴻昌雕像。 劉越 攝 演員霍正斐已扮演吉鴻昌四個月，每場演出都讓他心潮澎湃。「最觸動我的是就義那場戲的臺詞：『我要親眼看到敵人的子彈是怎樣打死我的』。每次說這句，我都能感受到吉鴻昌將軍對信仰的執著和對敵人的蔑視。」 他記得，一次有位大學生觀眾看完演出後哭了，這讓他更加確信演繹的意義，「文字可能抽象，但演戲能讓歷史『活』起來，觀眾能直觀感受到將軍為國家、為百姓做事的赤誠。」 作為吉鴻昌的外孫女，鄭吉安見證了紅樓的「重生」。讓她動容的是，不僅有老年人帶著敬意來緬懷先烈，青少年更在沉浸式演繹中與英雄「對話」。甚至有小朋友參觀後能完整背誦「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的絕筆詩。 從變賣家產支援抗戰的家國抉擇，到獄中遺書裡「為時代而犧牲」的豪情與柔情，吉鴻昌的精神通過演員的演繹、場景的還原，跨越近百年時空，在年輕一代心中紮根。 跨界融合 讓歷史建築在「城市劇場」中煥彩 從「建築標本」到「城市劇場」，天津的歷史建築活化正走向更廣闊的跨界融合。在曹禺創作《日出》的靈感之地——惠中飯店，一場別開生面的街頭沉浸式話劇正持續上演。 伴隨著「玫瑰玫瑰我愛你」的旋律，「陳白露」執扇從歷史深處走來，黃包車夫、油頭小生、可憐孤女等角色次第登場，觀眾時而為劇情揪心，時而因互動發笑，不經意間就成了「百年前天津往事」的參與者。 天津市和平區大銅錢廣場，《日出》正在「沉浸式」演出中。 劉越 攝 「太陽出來了，黑暗留在後面，可太陽不是我們的，我們要睡了。」當「陳白露」站在惠中飯店二樓露臺念出這句經典臺詞時，不少觀眾紅了眼眶。這種打破「第四堵牆」的演繹，讓文學經典與歷史建築產生了奇妙共鳴。 從李叔同故居「叔同之夜」的劇情解謎，到曹禺故居《尋找戲劇家》的感官體驗，天津正將一座座名人故居轉化為「城市劇場」。在這裡，靜態的展櫃被生動的場景替代，單向的講解變成雙向的互動，遊客不再是歷史的旁觀者，而是走進故事裡的「體驗者」。 曹禺故居內，觀眾參與《尋找戲劇家》沉浸式演出。 劉越 攝 歷史建築的「重生」，離不開城市文旅戰略的精準布局。天津市推動文化傳承發展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要「提升沉浸式、融入式體驗，創新旅遊產品和服務，打造旅遊休閒新熱點」。如今，在「五新二十策」實施方案等政策加持下，天津的名人故居活化形成了「保護—活化—傳承」的良性閉環。吉鴻昌舊居、北洋法政學堂等修繕開放後，迅速成為文旅新地標。 數據見證成效。2024年，天津舉辦特色文旅活動和惠民演出1.3萬場次，接待遊客2.6億人次。這些數字背後，是「讓歷史說話、讓文化發聲」的理念落地。 天津市吉鴻昌舊居，又稱「紅樓」。 劉越 攝 正如胡鵬宇所說：「形式是次要的，核心是把紅色故事、文化精神說好。」如今，漫步天津街頭，吉鴻昌舊居的「紅樓」訴說著家國情懷，惠中飯店的《日出》演繹著時代悲歡，李叔同故居的琴聲傳遞著藝術哲思。這些歷史建築不再是孤立的「標本」，而是串聯成線、融合成面的文化景觀，既守護著城市的歷史根脈，也為文旅發展注入源源不斷的活力。 歷史的長河奔湧向前，文化的傳承生生不息。天津以歷史建築為支點，撬動文旅融合新發展的實踐證明，當歷史場景被精心還原，文化精神被創新表達，老建築就能煥發新生機，成為滋養城市文化自信、連接過去與未來的「密碼」。這不僅是天津的探索，更為全國歷史建築資源的活化提供了生動範本。(完)
北京8月10日電 題：學者史海鉤沉十五年再現鄭振鐸抗戰期間搶救珍本古籍 記者 應妮 歷時十五年深入日本各大圖書館、藏書機構，挖掘眾多日方視角的新文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吳真完成了著作《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重現一介書生鄭振鐸在1937年至1945年留守上海的日常生活史，講述他在深陷被敵偽追捕、生計無著的極端環境中，如何為國家搶救珍本古籍周旋於各方勢力之間，堅守在文化抗戰的第一線。 日前接受記者專訪時，吳真坦言這本書的寫作思路是書籍史角度下的文化抗戰。「書籍同樣是戰爭的受難者，從中可以看到書籍和人的命運的共振。」 鄭振鐸個人資料照片。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為什麼聚焦鄭振鐸？ 2009年，吳真在日本東京大學做研究期間偶然看到一條日寇隨軍記者關於戰時搜集與匯總中國珍稀圖書的記載，激發了她探究抗戰時期中國古籍遭受「書厄」的好奇心，並隨之不斷積累資料。其中一個重要個案是在1938年，稀世孤本《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驚現於亂世，幾經易手，最終在鄭振鐸的努力之下收歸國有，她由此將目光聚焦在這位文化大家身上，再延展到以鄭振鐸為中心的、以往少為人知的地下文獻保護工作。 事實上，淞滬會戰爆發，時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的鄭振鐸面臨著抉擇：走，還是不走？他任教的暨南大學依然堅持在上海辦學，而且他的家裡上有老祖母、下有剛剛出生的小兒子，全家十口人一起撤退不太現實。他決定，不躲、不逃、不撤退，留居上海，等待天亮。 吳真告訴記者，面對日軍的文化暴行，鄭振鐸意識到自己應該有所作為，他為自己選擇的報國途徑是「收異書於兵荒馬亂之世，守文獻於秦火魯壁之際」。 這一決定並非抗戰時期一般知識分子認為應該擔負的責任，而是鄭振鐸自覺承擔起來的文化責任。站在更深遠的人類文明長河中拼命打撈這些古籍文物，鄭振鐸認為文物古籍散佚了就不可復得，毀滅了就無從彌補。吳真指出，當責任落到個人的肩膀上，而且還是在上海「孤島」苦守的個人身上時，又多加了一層「萬一失敗則成罪人」的歷史負擔。 《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書影。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暗鬥」既是一個人的抗戰，也是一幅書生報國的文化群像。作者將形形色色的人物置於抗戰風雲之下，又串聯起一部由鄭振鐸勾連起的抗戰群像史：開明書店文人圈、「文獻保存同志會」、唐弢、許地山，一同搭建了購買、貯藏、運輸、保存的線路，也構成了互相幫扶、沉默抵抗的團體。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該書還披露了2023年面世的鄭振鐸1939年日記的內容，為理解其抗戰生活提供了更完整的鮮活資料。 鄭振鐸寫於1949年的文章曾總結：「抗戰中為國家得宋元善本明清精槧一萬五千餘種。」事實上，「一種」古籍可能是幾十冊，也可能是上百冊。「通過這些年的研究，根據不同數據來源，我的統計是這一萬五千餘種大約是6萬冊」，吳真引用鄭振鐸《求書日錄》中的話，「我從劫灰裡救全了它，從敵人手裡奪下了它……我在躲藏裡所做的事，也許要比公開的訪求者更多更重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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