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運河成京津冀文化紐帶
2026-01-05 21:12 8,917次浏览近年來，以人工智慧、具身智能為代表的新興技術發展，以及就業市場形勢的整體演變，在改變眾多行業生態的同時，也影響著眾多青年的職業軌跡。產業迭代加速、崗位結構重塑、用工方式日益靈活，許多職場人都在這場變革中調整方向、重新規劃職業路徑。 在此背景下，或出於個人特質與當前職業的錯位，或出於對新興行業的熱情與嚮往，不少職場人萌生出了改變職業路徑，通過轉行開闢嶄新事業道路的想法。然而，「轉行」既意味著新希望，也意味著新挑戰。如何高效學習新技能、重建職場人脈網絡、適應新的行業環境，都是有意轉行者必須面對的問題。 對此，職場人應如何理解、看待轉換行業的過程？又該如何釐清機會成本，作出理性決策？日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圍繞相關話題，分別採訪了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教授李育輝、招聘行業分析師單恭、人力資源專員林心，邀請他們從學者與專業人士的角度出發，對職場青年與轉行相關的常見疑問作出回應與解答，並提出實用建議。 要不要轉：認清職業本質，避開情緒誤區 中青報·中青網：從職業發展的角度看，轉行的本質是什麼？在您的經驗中，年輕人該如何理解轉行，又要避開哪些誤區？ 李育輝：從人力資源管理的角度看，轉行的本質其實就是人力資源的重新配置。具體到個人，就是要對自身的職業價值進行重新定位，並以增加職業價值為目標，對自己與崗位進行再匹配。現在年輕人最大的誤區，是把轉行看作擺脫困境的一種手段，而不是增加職業價值的途徑。我身邊的許多年輕人都覺得，只要換一個環境和行業就能擺脫當下的問題，這本質上是一種情緒化的決策，並不合理。 中青報·中青網：如果要避免這種情緒化，您認為轉行應遵循怎樣的原則？ 李育輝：轉行始終是一個連續的職業決策過程，好的轉行一定是在現有基礎上進一步增加職業價值，它遵循的是一種「增長」的邏輯。盲目地在轉行中寄託情緒與壓力，很可能會否定過去長期的投入，讓職業生涯陷入割裂、不可持續的狀態。所以，轉行必須從增長的邏輯出發，而不是逃避的邏輯。 如果真的想轉行，不妨先問自己3個問題，並儘量找到明確答案：第一，這份新工作是否與我的核心競爭力更匹配？第二，我現在的困境是否真的無法在現有環境中解決？第三，轉行的成本是否在我的可接受範圍之內？ 中青報·中青網：轉行成本是很多年輕人容易忽略的因素。轉行成本該如何計算？是否有可供參考的科學框架？ 李育輝：有參考框架，可以粗略分為量化和非量化兩類。 非量化的決策工具我推薦兩個。一個是基於對未來職業的想像，另一個是基於對當前離職理由的理性梳理。第一個工具，就是想像一下自己轉行後10天、10個月、10年的狀態，以及繼續留在現有行業相同時間段的狀態，並對比差異。第二個工具，是給自己寫一封離職信，在信中理性列出不得不轉的理由。不要小看這個由想法變成文字的過程，這個時候理性會發揮作用，你會逐漸擺脫情感衝動，避免因為一時的情緒作出錯誤決定。 量化工具我也推薦兩個公式：一個是計算轉換成本的公式，另一個是計算預期收益的公式。轉換成本指進入新職業賽道必須投入的成本，主要包括技能補充的成本和重建社會網絡的成本，最好細化到金錢和時間，算清自己會損失多少。除了轉換成本，還要計算預期收益，即「新行業的平均收入×晉升概率+新技能帶來的成長空間」。我建議年輕人一定要試著算一算，因為轉換成本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部分。 轉向何方：用兩個維度判斷崗位的長期價值 中青報·中青網：在當下，職業早已不再是「一選定終身」的選擇。您認為年輕人在看待職業發展方向時，應抱有什麼樣的總體心態？ 單恭：對許多年輕人來說，職業已經是一個可以隨著時間不斷遷移與修正的動態過程，而不是一勞永逸的終身命題。不同的人對工作的價值排序也各不相同——有人一開始就有條件去追求「月亮」(熱愛、創造力、意義)，有人則必須先顧好「六便士」(生存、收入、穩定)，而更多人會在兩者之間不斷搖擺、試探與調整。 中青報·中青網：面對風口行業或熱門崗位，年輕人如何理性判斷它是否值得長期投入？ 單恭：進入某個行業或崗位後，可以參考兩個核心維度來判斷它的長期價值。 第一個維度是個人是否具備長期動力：這份工作是否能持續激發你的好奇心與主動投入，是否與你的優勢能力相匹配，未來的成長路徑與回報機制是否符合你的期待？此外，這個行業裡的人與文化，是否是你願意融入並能產生認同感的，也很重要。 第二個維度是行業或崗位是否具備結構性機會：它是否處於增長期，並能持續受益於技術、政策或人口等長期趨勢；是否具備正向反饋機制，讓經驗與能力得以累積、產生複利；以及你能否在這份工作中沉澱出可遷移的知識、技能與方法，從而支撐未來多種發展的可能性。 如何操作：把握時機、展現能力 中青報·中青網：從企業用人周期來看，轉職的黃金窗口期一般在什麼時候？在不同行業是否會有差異？ 林心：這個問題需要結合具體行業甚至具體公司來看。以網際網路行業為例，從員工自身利益出發，比如，不同公司會有不同的發年終獎節點，這些時間點前後往往會影響員工的離職與入職選擇。從企業需求的角度看，其快速變化的特性決定了新增用人需求可能隨時出現。對於常規需求，通常會在企業財年前後進行調整，包括人員編制、費用預算和業務方向等方面的變化。 中青報·中青網：跨行求職者想贏得企業的認可，應重點展示哪些能力和價值？在能力展示上有哪些有效做法？ 林心：我們最看重員工的學習能力。好的學校背景是學習能力的一個直觀體現，這也是很多企業關注第一學歷的原因。但進入企業後的項目經歷更重要，關鍵在於能否在一個項目中快速學習並展現自身價值。其次，一個人的包容程度同樣重要，這裡的包容主要指對新鮮事物的開放態度，願意接受變化，並能適應新技術、新流程帶來的挑戰。因此，在能力展示環節，要有意識地體現這兩方面的優勢。可以分階段向領導呈現成果，逐步增強領導對你的信任。 中青報·中青網：對於簡歷中出現的短期工作經歷，求職者應當如何解釋？ 林心：實事求是地說明原因，切勿編造，否則一旦背調結果與描述不符，會帶來更不利的評價。如果確實是因個人原因導致頻繁跳槽，就要清晰表達對下一份工作的規劃，證明自己有長期穩定工作的決心與動力。 實習生 符文迪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楊鑫宇 來源：中國青年報
中日甲午戰爭結束後，清政府以戰敗國的身份付給戰勝國日本2.3億兩白銀作為戰爭賠償，日本藉此大力發展了重工業、軍火工業和教育事業。 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按照有關國際法和國際慣例，日本理應對中國人民進行賠償。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國卻沒有得到日本應有和及時的戰爭賠償。此後，由於時事變換，最終中國放棄了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這段歷史背後有著複雜的成因。 美國違背諾言，從中作梗 在處理日本問題上，美國認為其在對日戰爭中起了巨大作用，便以盟主的身份自居，操縱和包攬了日本賠償等事宜。當時的國民黨政府雖然表面上躋身四強，但在賠款事宜中所起的作用很有限。 1945年由中、美、英三國發布的《波茨坦公告》明確了日本賠償的原則，即可以保留維持其經濟運轉所必須的工業設備和實物，其餘的用來賠償。 資料圖：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國發表《波茨坦公告》。 戰後初期，美國曾推行「先期拆遷」計劃，即將提日本工業設備實物的30%作為直接受日本侵略國家的賠償物資，其中中國可得15%。但隨著美蘇對立加劇和中國解放戰爭的推進，美國為扶持日本作為反蘇反共基地，不斷縮減賠償範圍。 中國戰時損失，據國民黨行政院賠償委員會的估計，按當時價格計算，不下620億美元，而中國分得的賠償物資才約值2250萬美元，只佔萬分之三。中國分得的賠償物資中，最大、最新、最完整、最切合需要的成套設備首推吳港「11—5—5」海軍兵工廠的1.5萬千瓦發電設備一套；其次是同廠的200噸碼頭式起重機一具。中方得到通知後，立即派了幾位專家前往拆遷。 就在這兩套設備拆卸時，美國政府於1949年5月13日向盟總頒發臨時指令，取消了「先期拆遷」計劃的執行，停止了日本對各盟國的賠償。至此，戰後對日索賠的事宜實際上已被美國腰斬。 國民黨為己私利，出賣民族大義 1949年下半年，中國的局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人民解放戰爭節節勝利，國民黨政權土崩瓦解。12月底，國民黨當局全部撤到了臺灣。 臺灣當局為獲取美國支持及維持所謂「中國合法政府」代表的形象，在對日賠償問題上態度大變，甚至表示可酌情核減或全部放棄賠償。 國民黨對日索賠態度的轉變，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還在於蔣介石堅持反共而對日本反共政府採取的所謂寬大、不進行報復的政策，以實現它以中國合法政府的身份參加對日和約的籤字。因為日本曾在此前威脅說，要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談判，籤訂雙邊條約。 1952年2月17日，臺灣與日本和約談判正式開始。談判幾經周折，臺灣當局多次妥協讓步，最終在戰爭賠償等實質問題上徹底放棄。1952年4月，臺灣當局與日本籤訂所謂的「日華條約」，為一黨一派之私利出賣民族大義。 資料圖：1952年4月，「日華條約」在臺北籤署。 中國政府從大局出發，放棄戰爭賠償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合國大會恢復了中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並立即將蔣介石的代表從聯合國的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中國成為聯合國成員國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70年代初，由於國際戰略格局發生變化，美國外交政策實施了兩項重大轉變：一是美國承認中國並對建立外交關係進行談判；二是徵收10%的進口稅，主要目的是打擊日本，同時停止美元和黃金的兌換。這兩項與日本關係極為密切的政策出臺，狠狠打擊了精神上毫無準備的日本。這一切大大刺激了日本政界。他們不能不反躬自問，對華政策上緊跟美國是否做錯了。 不久，不得人心的佐藤政權垮臺，田中角榮出任內閣總理大臣。田中就職後立即宣布把日中邦交正常化作為自己的首要任務。中日邦交正常化時機漸趨成熟，戰爭賠償問題再次被提上日程。 1972年7月以後，中國為實現與日本邦交正常化進行積極的準備，周恩來總理就放棄戰爭賠償問題作了下述指示：第一，中日邦交恢復以前，臺灣的蔣介石已經先於我們放棄了賠償要求，共產黨的肚量不能比蔣介石還小。第二，日本為了與我國恢復邦交，必須與臺灣斷交。在賠償問題上採取寬容態度，有利於使日本靠近我們。第三，如果要求日本對華賠償，其負擔最終將落在廣大日本人民頭上，這樣，為了支付對中國的賠償，他們將長期被迫過著艱難的生活。這不符合中央提出的與日本人民友好下去的願望。 資料圖：1978年8月12日，《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籤字儀式在人民大會堂舉行。 1978年8月12日，在北京發表了《日中共同聲明》，中日兩國籤訂了《日中和平友好條約》，同年10月23日生效。中國政府從中日人民世代友好的願望和長遠利益出發，放棄了1200億美元國家間的賠償要求。 資料圖：1978年10月23日，《日中和平友好條約批准書》互換儀式在日本首相官邸舉行。 中國政府雖然放棄了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但是，就日本軍國主義戰爭罪行的賠償要求——1800億美元的國民賠償要求，中國政府在任何場合都沒有宣布予以放棄。 這種對受害賠償要求的保留，給我們留下了一個符合國際法的向日本提出受害賠償的機會。 中國新聞社綜合自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策劃：於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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