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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1-05 06:07 6,172次浏览哈爾濱8月13日電 題：從哈爾濱看音樂如何成為東西文化交流「柔」紐帶 ——專訪洛杉磯愛樂交響樂團終身職位演奏家、勳菲爾德國際音樂協會主席薛蘇裡 記者 劉錫菊 2025年，以「讓世界聽見哈夏」為主題的「第37屆中國·哈爾濱之夏音樂會」啟幕，期間舉辦了2025哈爾濱勳菲爾德弦樂比賽、第20屆薩克斯管大會及第7屆哈爾濱國際手風琴藝術周三大國際音樂賽事，以國際性、專業性吸引了39個國家和地區的800餘名選手參賽，再次架起東西音樂交流的橋梁。哈爾濱的多元文化底蘊如何為中西音樂對話提供獨特土壤？怎樣以賽事帶動城市文化傳承、發展？音樂在東西方文化交流方面起著哪些作用？近日，洛杉磯愛樂交響樂團終身職位演奏家、勳菲爾德國際音樂協會主席薛蘇裡接受「東西問」專訪，對此進行分享。 2025年7月13日，2025哈爾濱勳菲爾德弦樂比賽在哈爾濱音樂廳啟幕。圖為開幕式音樂會。 發 於琨 攝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記者：哈爾濱素有「東方小巴黎」之稱，您認為這座城市的多元文化底蘊，如何為中西音樂對話提供獨特土壤？哈爾濱為東西方音樂文化交流做了哪些貢獻？ 薛蘇裡：哈爾濱是中國最早接觸西方音樂的城市之一，這種歷史底蘊讓哈爾濱成為中西音樂交融的天然土壤。哈爾濱孕育了中國第一所音樂學校和第一支交響樂團，並將每年8月6日定為「哈爾濱音樂日」。 作為極具音樂基因的城市，哈爾濱如今已成為中西文化交融的一個典範：馬迭爾陽臺音樂會、中國·哈爾濱之夏音樂會、哈爾濱勳菲爾德弦樂比賽、哈爾濱國際手風琴藝術周……無不彰顯著這座城市對音樂的喜歡與熱愛。哈爾濱街頭巷尾音樂氛圍濃鬱，隨處可見的音樂文化活動令人印象深刻。 在我看來，哈爾濱本身就是東西方音樂交融的一個範例，我們既能看到西方古典音樂在這裡生根發芽，也能看到中國民族音樂的創新發展，這種交融不是簡單的疊加，而是產生了獨特的藝術反應。 2014年，哈爾濱引進勳菲爾德弦樂比賽，在演奏藝術和音樂教育方面搭建了國際級的交流平臺，使賽事逐漸成為連接東西方音樂文化的橋梁。今年6月，哈爾濱舉辦了第69屆世界國際音樂比賽聯盟(WFIMC)年會，在共同推動全球音樂文化交流融合方面做出了貢獻。 第69屆世界國際音樂比賽聯盟年會，聯盟成員和哈爾濱勳菲爾德少兒藝術團團員合影。受訪者供圖 記者：為何說哈爾濱作為「音樂之城」，其重要地位得到國際性認可？ 薛蘇裡：哈爾濱有著百年交響樂歷史，60多年「中國·哈爾濱之夏」音樂會積澱的基礎，既能展現中國音樂的傳統魅力，又以開放姿態接納世界音樂。2010年6月22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授予哈爾濱「音樂之城」的稱號，哈爾濱也是亞洲唯一獲此殊榮的城市。 「哈爾濱之夏」的金字招牌哈爾濱勳菲爾德弦樂比賽，經過十年深耕，已成功引入WFIMC年會。WFIMC有著「音樂界的奧委會」的美譽，是全球最具權威性的音樂賽事聯盟。聯盟成立68年來，年會首次在中國舉辦並選擇了哈爾濱，是國際音樂界對哈爾濱音樂文化積澱的高度認可，將進一步增強哈爾濱「音樂之都」的國際影響力。 聯盟主席彼得·保羅·凱恩瑞斯還代表全體成員為第37屆「中國·哈爾濱之夏」開幕式致辭，他盛讚哈爾濱是「優秀的橋梁建設者」，這座國際化大都市以其對世界的開放而聞名，是中國音樂生活的一扇窗口。 記者：以賽事帶動城市文化傳承、發展方面，您有什麼見解？ 薛蘇裡：在我看來，國際性音樂賽事不僅是一場競賽，更是一個對話平臺。自2014年勳菲爾德弦樂比賽被引入哈爾濱以來，該賽事已成為東西方音樂文化的橋梁，哈爾濱也成了國際音樂人才的一個匯聚地。這種音樂人才的持續流入，不僅提升了哈爾濱的國際知名度，也為城市注入了多元文化活力，進一步促進了中外文化交流。 2025哈爾濱勳菲爾德弦樂比賽中，中國選手鄒夢演繹西貝柳斯《d小調小提琴協奏曲》奪得小提琴組冠軍，韓國選手李在理則用柴可夫斯基的《洛可可主題變奏曲》打動評委，奪得大提琴組冠軍。哈爾濱勳菲爾德弦樂比賽不僅要求選手演奏西方經典作品，還設立「最佳中國作品演奏獎」，推動中國音樂國際化。 「以賽興文」是我們一直在做的，通過賽事評委音樂會、獲獎選手音樂會及公益性活動等，為哈爾濱古典音樂文化傳承打造新地標。我們成立的哈爾濱勳菲爾德少兒藝術團，培養小琴童定期進行公益性快閃演出，推動哈爾濱音樂文化傳承，也是「小琴童撬動大文化」的成功範式。 記者：音樂在東西方文化交流方面有哪些作用？您對這種交流有何期待？ 薛蘇裡：音樂之所以能成為文明對話的有效媒介，源於其超越語言障礙、直抵人心的情感力量。音樂作為加快推動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元素，需要融入國際文化交流交融的進程中，汲取各國優秀文化營養，同時擴大建立雙邊、多邊的文化藝術交流聯繫，讓更多的國家通過了解中國音樂，加強對中國文化的了解。 2025年6月4日，黑龍江省第三屆中俄地方文化藝術季街頭路演活動啟動，在哈爾濱中央大街，俄羅斯表演者為民眾帶來豐富多彩的節目表演。 記者 趙宇航 攝 同時，國際音樂賽事與舉辦城市之間，需要形成文化品牌與城市形象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哈爾濱通過與勳菲爾德弦樂比賽等賽事的深度結合，正在國際音樂版圖上確立自己獨特的地位，進一步向專業性、國際性邁進，使「音樂之城」形象更加多元立體。 我希望哈爾濱不僅是「音樂之都」，更要成為「音樂交流之都」，讓更多國際友人通過音樂認識、了解並愛上這座城市。也希望通過更多國際音樂活動，讓其成為國際音樂人才匯聚地，讓世界通過音樂了解中國，也讓中國音樂進一步走向世界。(完) 受訪者簡介： 薛蘇裡。 受訪者供圖 薛蘇裡，哈爾濱市榮譽市民，是當今活躍於國際樂壇的傑出美籍華裔小提琴家和音樂教育家。洛杉磯愛樂交響樂團終身職位演奏家、勳菲爾德國際音樂協會主席、哈爾濱勳菲爾德弦樂比賽主席和藝術總監、香港國際音樂節藝術總監，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小提琴教授、原美國南加州大學小提琴教授、博士生導師，原中央樂團樂隊首席，美國全球音樂獎大賽器樂獨奏與CD專輯雙金獎獲得者。
北京8月8日電 題：徐泓緬懷老師許倬云：中國、中華民族在他心中格外大 記者 楊程晨 著名歷史學家許倬雲於當地時間8月3日在美國匹茲堡逝世。作為許倬雲任臺灣大學歷史學系任主任時期的學生，臺大歷史學系前主任徐泓第一時間在社交平臺發文：「我們的老師許倬雲先生走了，享年九十五歲。」 接受「東西問」專訪，徐泓回憶了不同時期與許倬雲的交往。談及家國情感的升華，徐泓坦言，許先生是有些自我矛盾的，他一方面非常愛國；一方面又不同意僅以中國為中心研究中國史。到晚年，中國、中華民族在他心中的地位不斷加強。這也是他在受訪時談到「但悲不見九州同」有那麼大情緒波動的原因。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記者：您最近一次和許先生見面是什麼時候？ 徐泓：大約是十年前，他回臺，在(臺灣)政治大學作講座教授，主持一個重新解釋中國歷史的研究計劃，請我幫忙參與一部分。這是我們線下見的最後一面，也是工作場合，只是簡單敘舊。 後來他身體一直不太好，不良於行，不能頻繁回來。雖很多年沒見面，但我們有郵件往來。我近期有一篇關於明代國號研究的文章，還去信諮詢過許先生的意見。 許倬雲肖像。許倬雲個人微博 記者：許先生20世紀60年代中後期擔任臺大歷史學系主任，這和您在臺大歷史學系的求學時期高度重合。可以談談他對您治學等方面的影響嗎？ 徐泓：老師是30多歲從芝加哥大學返臺任教，那時剛剛拿到博士學位。1964年，他開了一門中國上古史的課，我們這些學生都去選。後來他擔任系主任、所長，一直做到1970年，他開的課我基本都去上過。 他儘量利用考古研究材料和文獻來授課，每次課分三個課時，前兩個課時會請「中央研究院」的專家來上課，考古學家李濟之(李濟)先生來講了大部分，談過很多安陽考古的事。剩下一個課時許先生會進行總結整理，並把他自己的想法講給我們。國民黨當局來臺後，封禁大陸的很多老期刊、書籍，不讓我們看，我們上課一般是聽老師講、抄筆記，許先生指導我們讀期刊論文。 臺灣過去也有人開過中國上古史，但像他這樣系統運用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治史，教大家寫現代的期刊論文，是沒有的。他那時還編了一本《中國上古史論文選輯》，教我們用新方法學歷史。 那些年，許先生對我的影響，還有精神層面。他不良於行，但上課不會一味坐著，有時會拄拐站起身子。後來他在臺大改裝了一輛摩託三輪車，方便行動。許先生堅韌不拔的精神讓我們很敬佩，所有的困難他都想克服，學生要幫他，他不肯。在家時，他還洗碗，即便摔了還堅持洗。 許先生一輩子就是這麼一個性格，在我看來是了不起的。更了不起的，是他的夫人(孫曼麗女士)，一輩子幫他、包容他。她和芝芝(徐泓夫人、世界史學者王芝芝)是同班同學，這也加深了一層我們的關係。 記者：1970年，許先生去了美國。之後就一直留在美國匹茲堡大學任教。在有這麼大影響力的時候卻選擇赴美，當年他做這個決定的原因是什麼？ 徐泓：這和當時臺灣教育界發生的幾件事有一定關係。首先是當了快20年臺大校長的錢思亮在1970年卸任，學校氛圍出現變化，許先生覺得自己格格不入。另外，由於「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受美國福特基金會資助，一些人指責臺灣史學界被美國控制，由臺大和「中研院」合聘的許倬雲是被重點批評的對象之一。 許先生當時仍參與了臺灣很多的文化、學術方面的公共事務，到美國後也經常在《中國時報》《聯合報》上發表文章。蔣經國去世後成立的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許是創始會員之一，資助了美國多所研究機構設立中國研究教職、提拔年輕學者。許先生不僅在史學界影響大，在社會層面影響也大。 許倬雲在網絡節目《十三邀》中感慨「但悲不見九州同」。《十三邀》視頻截圖 記者：去美國後，直到去世，許先生對於兩岸關係的看法以及對大陸的觀感是否發生了變化？ 徐泓：許先生一直堅定反對「臺獨」。對大陸，許先生前後態度是有變化的。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後的大陸，他跟許多從大陸去美國讀書、工作的學者接觸，也看了很多新聞，慢慢對大陸的看法改觀，後來也去香港、去大陸。 但對於中國史研究的視角問題，他一直沒變。許先生主張將中國史放入世界史視野做研究，晚年出版的《萬古江河：中國歷史文化的轉折與開展》對這一觀點有系統性闡釋，許先生要尋找世界主義的中國。這與他的老師、同鄉錢賓四(錢穆)先生等人以中國為中心研究中國史的態度相左。 所以，許先生是有些自我矛盾的：一方面他非常愛國；另一方面他不同意僅以中國為中心看中國史，認為要以更大的歷史格局研究中國。到了晚年，可能是看到美國在發展過程中不斷暴露弊端，在他心中，中國、中華民族的地位不斷加強，這一塊的「面積」格外大了。我想這也是他之前在受訪時談到「但悲不見九州同」有那麼大情緒波動的原因。 許倬雲先生在江蘇無錫為自己準備的墓。受訪者供圖 另外，他在青少年時期經歷過抗日戰爭，見過中國人遭遇到的摧殘和磨難。另一位史學家何炳棣先生曾說，在抗戰中成長的中國人沒有不愛國的。我想這句話在許先生身上也是體現得淋漓盡致，尤其越到晚年對他的影響越大。許先生和何先生都是美國籍，但二人在晚年都表達過，百年之後希望將自己的墓地移回大陸老家，落葉歸根。據我所知，許先生生前已在無錫找好了墓園的地方。(完) 受訪者簡介： 徐泓。記者 楊程晨 攝 徐泓，現任臺灣暨南國際大學榮譽教授，曾任該校代理校長、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主任、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講座教授兼人文學部部長，2016年始先後在南開大學、廈門大學、浙江大學任職教書。徐泓專註明清社會史研究，在明清鹽業、社會風氣、婚姻與家庭、人口遷徙、城市發展等議題上著作等身，包括《明清社會史論集》《二十世紀中國的明史研究》《明代的私鹽》《明北京行部考》《明代社會風氣的變遷》。他還曾任「中國明代研究學會」理事長，在臺灣發起明代典籍研讀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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