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勝利與光復」抗戰勝利暨臺灣光復80周年紀念展在臺北開展
2025-10-23 11:18 1,245次浏览城鄉黨組織結對幫扶是上海基層黨建工作的一項重要經驗。兩年來，普陀區駐村第一書記紮根奉賢鄉村，勇當振興「領頭雁」。他們以黨建引領發展，用智慧謀劃產業，傾情服務民生，成為激活鄉村發展活力的關鍵力量。駐村書記的鄉村振興三重奏在奉賢區奉城鎮護民村，駐村第一書記龔良華的身影活躍在田間地頭。兩年間，他帶領村「兩委」以「黨建紅」引領「發展綠」，探索出一條「組織強村、產業富村、治理興村」的振興新路。龔良華堅信「建個好支部」是關鍵。他帶頭講黨課，推動護民村成為「上海市學習型鄉村建設試點村」。促成村黨組織與7家職能單位、企業「結對共建」，引入道路修繕、數字鄉村、智慧養老等惠民項目及幫扶資金超30萬元，將「組織力」轉化為「發展力」。「黨建引領盤活資源、探索農文旅融合」實踐模式，在全市駐村工作交流會上入選優秀案例。護民村通過盤活閒置資源，打造了一系列特色文旅項目：將廢棄花棚改造為集多肉植物展示與村史文化於一體的"花藝多肉村史館"；讓百年非遺琉璃工藝重煥生機；在蝦稻田中開闢親子體驗區；把閒置空地打造成生態蝴蝶莊園。其中，寵物樂園和蝴蝶莊園尤其受歡迎，成功舉辦的首屆萌寵嘉年華暨鄉村旅遊美食節單日吸引遊客超千人。通過開展「城鄉黨建聯盟」「滬上好物·書記帶路」等系列活動，實現助農銷售十餘萬元，拉動村集體經濟發展、合作社消費升級增效、助農銷售增100餘萬元，村可支配收入較駐村前增長95.3%。 龔良華駐村後與村「兩委：共同創辦了鎮首家村級運營的長者食堂，每天中午飄出的飯菜香溫暖著老人們的心；5個睦鄰驛站解決送餐「最後一公裡」；發放大病補助超10萬元；組織義診講座22場；「貝碧嘉」等颱風夜，龔良華帶頭巡查的身影讓村民安心；為獨居老人安裝「電力脈象儀」守護安全。創新「屬長制」讓老黨員化身「鄰裡管家」…….這些生動圖景，正是龔良華用實幹對「黨建如何落地、產業如何生根、民心如何凝聚」作出的最好回答。從「隻身進駐」到「支援加持」「跨域聯動、組織聯建、需求聯合，在跨域互聯中奠定鄉村振興的堅實基礎。」駐村第一書記殷健在奉賢區梅園村開展工作時，始終秉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理念。他深入走訪村民，傾聽群眾心聲，將村民反映最強烈的問題作為工作重點。針對「最後一公裡」的照明問題，殷健多方奔走，最終爭取到25萬元資金，為村民集中居住區安裝了路燈，真正「點亮梅園」。為改善104名殘疾人的生活，他積極聯繫資源建設村康復站，並定期開展困難黨員群眾慰問活動。面對存在多年的農產品佔道銷售問題，他創新思路，通過建設規範的村民自產自銷疏導點，既解決了佔綠毀綠、垃圾清運等治理難題，又保留了村民重要的銷售渠道。殷健充分發揮橋梁紐帶作用，將辦公室打造成資源「調度中心」。他促成梅園村與中鐵建工集團等12家單位籤訂黨建共建協議，聯動市區園林部門改造「梅園禮·賢公園」，節省綠化費用10餘萬元。在健康服務方面，不僅組織普陀區多家醫院到村義診，還創新開設「普健康」線上諮詢平臺。通過對接普陀區總工會，打造了深受都市職工喜愛的「職工農場」。在農產品銷售方面，殷健搭建起了「線下+線上+單位」的銷售網絡。線下在普陀、長寧30餘個社區開展直銷活動，累計實現銷售額220餘萬元；線上入駐「賢品」等電商平臺，實現農產品從田頭直達餐桌；同時對接機關企事業單位食堂，累計訂單額突破50萬元。 這些舉措有效解決了農產品銷售難題，實現了農民增收和市民受益的雙贏局面。從工作思路拓展、跨域聯合到目標設定和推進，他總是以黨建引領出發，以村民所需、所盼落地。這位「跨域書記」用最樸實的行動證明：鄉村振興，既要會「接天線」整合資源，更要能「接地氣」讀懂民心。「聯戶書記」的振興密碼清晨的柘林鎮法華村，90後駐村第一書記桂英傑背著雙肩包匆匆走在田埂上。包裡裝著兩樣「法寶」：一本記滿村民訴求的"聯戶清單"，一袋準備送往國企食堂的"吳米"樣品。這兩樣物品，恰是他在法華村兩年駐村工作的生動寫照。在基層治理方面，桂英傑創新推行"紅色治理法"，通過一本A4紙大小的"聯戶清單"，記錄下村民的急難愁盼。村民老湯的宅基地翻新訴求，就是通過這個清單得到及時解決。她構建起四級聯戶網格，將矛盾化解細化為12類治理事項，僅2024年就成功調解宅基地糾紛60餘起。在2025年如意暢園安置分房工作中，法華村平穩完成了全鎮三分之一農戶的分房任務。產業發展上，桂英傑帶著「吳米」闖出了一片新天地。2023年底，她在普陀區創青協年會上的一場推介，為村裡大米打開了銷路：不僅對接上國企食堂實現穩定供貨，還爭取資金建起冷鏈倉庫，更設計出文創禮盒，使每斤大米淨利潤超過2元。如今，她正帶領村民試種花卉，計劃通過「合作社+技術單位+農戶」模式，推動村莊從單一稻作轉向「花卉+大米」的多元發展。民生服務中，桂英傑用點滴行動溫暖著村民的心。2024年重陽節，志願者為20對老夫妻拍攝紀念照，老人們特意換上珍藏的中山裝。在她的「資源對接表」上，記錄著更多暖心舉措：普陀團區委捐贈5萬元修復蝦塘設施、組織義診服務200餘人次、節日慰問覆蓋全村困難群眾。這些看似微小的「小確幸」，匯聚成了鄉村振興的「大民生」。從一本聯戶清單到一袋大米樣品，桂英傑用最樸實的方式詮釋著駐村工作的真諦。兩年間，法華村村集體收入穩步增長，矛盾糾紛明顯減少，村民幸福感持續提升，這個傳統村落正煥發出新的生機。
恢宏的龍首，精巧的佛像，一磚一瓦、一盞一缽……在白洋澱畔，古鎮煙火之間，來自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單位的考古工作者們，歷時8年，喚醒了一座沉睡千年的古城——古州城。 8年來，考古工作者對古州城遺址展開系統性考古工作，勘探面積累計約30餘萬平方米，發掘面積累計2600平方米。考古勘探勾勒了遺址內外雙城垣的布局，考古發掘搭建了遺址漢唐至五代的時空框架。 日前，「長安二千三百裡——雄安古州城遺址考古成果展」在中國考古博物館開展。該展覽首次面向公眾系統展示雄安新區古州城遺址的重大考古成果，生動展現了雄安新區深厚的歷史底蘊。 發現古州城遺址 古州城遺址古稱鄚城，是漢唐時期鄚縣縣治、唐代鄚(莫)州州治所在地。這座城址見證了漢唐盛世，也經歷過五代的金戈鐵馬，最終和不少古城一樣，湮沒在歲月之中。目前在遺址南部地表，外城城牆仍然巍然矗立，向人們訴說著一座古城的過往與新生。 時間回到1976年，古州城遺址在文物普查中被發現，後來對其進行過數次考古調查。 2017年，雄安新區設立。同年，古州城遺址的考古之路開啟。6月起，雄安新區聯合考古隊對轄區內的文物遺存進行全面調查。2019年，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及雄縣文化和旅遊局聯合組成考古隊，對古州城遺址進行了無人機航測，繪製了古州城現狀一體地形圖，初步建立了地理信息系統。此外，還初步建立起了古州城歷史文獻的編年。 「2020年，古州城遺址首次進行了全面考古勘探，初步釐清遺址為1號與2號城址的雙重城址結構。綜合研究表明，2號城址可能為漢唐時期鄚縣縣城(縣治)，1號城址可能為唐代鄚(莫)州州城(州治)所在，二者存在歷史沿革。」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雄安考古隊隊長何歲利說。 值得關注的是，2020年，考古隊在1號城址東南部城牆內側道路解剖發掘時，發現了疊壓於道路之下的一處隋唐磚砌水井，水井開口距離地表1.5米。井內靠近底部發掘出土了較完整的紅陶罐、石刻殘塊、小木梳等北朝及隋唐時期的遺物。 在專家看來，水井遺存的發現與研究為確定古州城1號城址城牆的營建年代提供了有力證據。 次年，考古隊對2號城址城牆、護城河以及城牆內外道路等進行了考古發掘。同時，新發現了3號、4號建築遺址。「在發掘過程中，出土大量唐代磚、瓦等建築構件，青掍瓦、瓦當揭示了此處可能存在唐代較高等級的建築。」何歲利說。 這在後續的考古發掘中得到了證實，2023年，考古隊對3號遺址西側的4號遺址進行了發掘，初步確定了古州城內唐代較高等級寺院遺址的存在。同年，在3號遺址東北部勘探發現了18號建築址，並於去年對其進行了考古發掘，出土了學界和社會廣泛關注的唐代龍首等遺物。 「漢唐城牆、隋唐水井、石刻殘塊、唐代龍首等豐富遺存的發現，實證了這片土地延續千年的城市文脈。」何歲利說。 考古成果勾勒歷史圖景 何歲利還清晰地記得龍首出土時的情形，「出土時表面覆蓋泥土，雖然外形比較完整，但內部已碎為數百塊」。在考古隊員的毛刷下，龍首的灰陶胎體上顯露出彩繪遺存——黑色眼珠、綠色眼線等。 發現龍首的那天是去年10月28日，考古隊在發掘18號建築址西北部的磚瓦坑時，於地表下1米左右處，發掘出土了2件陶質龍首。「結合地層堆積與磚瓦坑中同時出土的唐代磚瓦、瓦當、開元通寶錢幣，以及相關科技測年數據，判定為唐代龍首。」何歲利說。 相關專家表示，唐代的陶質龍首存世量極少，考古發掘出土的更是少之又少，目前僅有黑龍江、山東、河南等地有零星出土，也不太完整。這次考古發掘出土且保存相對較完整的唐代陶質龍首十分罕見。 不到一周，這兩件龍首被送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考古方艙，對其的保護修復和研究工作同步展開。 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助理研究員、實驗室考古方艙負責人劉勇介紹，為了讓龍首重煥光彩，在龍首保護和修復過程中，課題組採用了室內清理、多視角三維成像、遺存提取、超聲波清洗、曲面微區X射線螢光分析、三維雷射掃描、虛擬拼接、實物拼接、補配等技術，在今年5月成功修復了2件龍首，還原了唐代龍首建築構件原貌。 「研究表明，9號龍首應為垂獸，10號龍首應為戧獸。通過復原，發現它們所在的建築垂脊寬度達45釐米、戧脊寬度達30釐米，可以想像非常宏偉壯麗。」劉勇說，「兩件龍首的形象生動逼真、圓潤壯實、氣宇非凡，顯示出唐代龍文化的兼容並蓄。」 在此次展覽中，除了展出兩件修復完成的龍首之外，還展出了古州城遺址出土的陶器、瓷器、瓦當、鎏金小銅佛等。 展櫃中的一件標註為陶量的文物引得不少觀眾駐足。「這件文物的修復最重要的是對其上面的幾個字的保護，不能在修復過程中讓其產生磨損。其實，每一件文物的修復手法、技術都是不一樣的，都需要採取獨特的修複方案。」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文物修復師郭正臣說。 「為了確認這件文物的用途，我們把修復好的陶量套上保護袋放在秤上，緊接著往裡注水，直至注滿，顯示重量是2067克，經過換算，陶量的容積是2067毫升，正好相當於漢代的一鬥，即10升。所以，可以確定這個器物是量器。」劉勇說。 「陶量上面的4個字經考證為『都鄉定裡』，『都鄉』正是秦漢時期郡縣治所所在的行政單位，這也成為古州城(古稱『鄚城』)作為鄚縣治所的實證。」何歲利說。 從鄚城到長安城 《舊唐書》記載：「(莫州)去京師二千三百一十裡。」 何歲利表示，有唐一代，從中央到地方，聯繫非常緊密，顯現出強大的向心力。「長安和鄚城就體現了這樣的關係，長安用的一些建築構件、器物等，在地方依然可以使用，這從古州城遺址的出土文物就可以看出。」他說，「長方形手印磚、蓮花瓦當、白瓷碗……此次展覽專設的『長安遺珍』單元展出了唐長安城，包括宮城、大明宮、三清殿、麟德殿出土的一些重要遺物。我們不難發現，長安城出土的一些建築構件，比如磚、瓦、蓮花瓦當等，還有一些陶瓷器、日用品等，在古州城有它的影子。」 和何歲利一起參加古州城遺址考古發掘的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盧亞輝介紹，在水井中發現的文物中，有兩個瓷罐，「一件是青瓷、一件是白瓷，從其造型來說，和在長安城發現的相近，這反映了當時的鄚城和長安聯繫緊密」。 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安家瑤表示，從建築構件上來看，古州城遺址出土的青掍瓦、蓮花瓦當、龍首等，在長安城也出土了不少。「但是兩者稍微有些區別，在古州城出土的更生動一些。一個原因可能是鄚城離長安城遠一些，工匠們可以更自由地發揮。從二者對比的角度來說，古州城遺址的考古發掘是非常有意義的。」 專家表示，「長安遺珍」單元以唐長安城為宏大背景，展出蓮花紋瓦當等代表性遺物，揭示出長安和鄚城兩城雖遙距二千三百一十裡，卻共同詮釋了唐代「開放包容、多元一體」的文明特質。(記者 趙曉霞) 《人民日報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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