麗水8月12日電(傅飛揚 李陳欣 雷沈英)眼下正值翠冠梨採摘旺季,走進浙江省麗水市景寧畲族自治縣紅星街道綠草源村的翠冠梨基地,飽滿的翠冠梨綴滿枝頭,果香四溢。梨園裡,果農們忙著摘果、裝兜、入筐。翠冠梨通過單軌運輸機抵達分揀中心後,再由工人分揀、打包,銷往各地市場。 近日,果農採摘翠冠梨。李陳欣 攝 「今年陽光、雨水豐沛,翠冠梨的品相和口感都不錯。我們種植了100多畝翠冠梨,產量超過5萬公斤,全部銷售完大概有100多萬元收入。」該基地負責人葉忠友介紹說。 除翠冠梨外,綠草源村還種植了「蘋果梨」「秋月梨」「老雪梨」三個優質品種,通過科學規劃種植結構,實現從6月至10月梯次成熟、錯峰上市,有效帶動村民和村集體增收,讓「甜蜜梨」成為「共富果」。 翠冠梨是紅星街道發展梨產業的生動縮影。近年來,當地大力實施雪梨產業振興工程,充分發揮「金鐘雪梨」百年品牌優勢,通過擴面種植、產業延鏈、文旅融合等方式,以「畲鄉雪梨」振興帶動鄉村發展。 紅星街道相關負責人表示,他們把楊綠湖村、金鐘源村作為雪梨產業培育點,以產業振興帶動鄉村振興,並通過「基地+農戶」模式,創新「三免一獎補」、梨園「共富學堂」等措施提升周邊農戶積極性,持續擴大「畲鄉雪梨」種植面積。 截至目前,紅星街道建有嶺根、綠草等5處專業基地,雪梨種植面積已達2000餘畝。步入豐產期後,當地雪梨年產量可達25萬公斤,產值可達1000萬元。 與此同時,紅星街道謀劃引進雪梨深加工先進生產線,利用機器標準化生產雪梨膏、雪梨糖、雪梨酒等精深加工產品;當地強村公司完成了「畲鄉雪梨」商標註冊和品牌包裝設計,以品牌、品種、標準、標識「四統一」助推雪梨產業走向更廣闊的舞臺。 雪梨「搭臺」,文旅「唱戲」。如今,紅星街道還將庫區峽灣、梨園、垂釣、歷史文化等資源深度整合,引資打造金鐘「梨花峽」水旅融合項目,積極探索舉辦「雪梨採摘節」「雪梨生活節」等文旅活動,不斷激發鄉村振興內生動力,為經濟發展注入新活力。 據介紹,下一步,紅星街道將堅持以品牌運營為抓手,持續打響「畲鄉雪梨」金名片,推進品種優化、品質提升、品牌打造和農旅融合,讓雪梨產業帶動更多鄉親在家門口致富。(完)
理論與實踐 育兒補貼制度的時代意義及其完善途徑 我國長期以來以困境兒童及其家庭為主的兒童福利制度出現了明顯拓展,由補缺型向補缺與普惠相結合的組合普惠型邁進的趨勢有所體現。 ——————————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日前聯合印發《育兒補貼制度實施方案》,規定從2025年1月1日起對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生育的3周歲以下嬰幼兒,發放每年每孩3600元的國家基礎標準育兒補貼,至其年滿3周歲。這是我國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民生領域首次採取大規模、普惠式、直接性的資金發放形式來實施惠民舉措,展現出國家高度關注生育問題並有力紓解家庭在育兒領域急難愁盼的堅定決心。 現代化國家在既往的工業化過程中都會普遍面臨生育率走低問題,各國通常會在生育率下行時期採取各類政策手段以降低其下降的幅度與速度。其中,最有力、最常見、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的建設。該政策體系一般包括三項具體的制度安排:一是以生育補貼、稅收減免、信託基金為代表的現金轉移支付制度,它側重於以資金形式對育兒家庭進行直接的經濟補償;二是以產假、育兒假為代表的育兒休假制度,它側重於為育兒者提供充裕的照料機會;三是以公共託育、學前教育、嬰幼兒免疫、早期發展探視、家庭教育指導、殘障兒童康復照料為代表的基本公共服務,它側重於為有兒童家庭提供專項服務支持——國務院辦公廳近日印發的《關於逐步推行免費學前教育的意見》,即屬於這個類別。 各發達國家普遍形成了資金、假期、基本公共服務相銜接的一攬子組合型生育支持政策。隨著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的逐步完善以及國家財政投入的增長,一些現代化國家的生育狀況的確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例如,美國、英國、瑞典等國家近20年的總和生育率長期維持在1.9-2.1左右的水平,法國、比利時、荷蘭等國家的總和生育率,甚至在近20年裡從1.6-1.7增長至1.8-2.0。 就我國而言,「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和激勵機制」「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已成為解決現階段少子化問題的關鍵舉措。實踐中,有關生育支持政策的建設在黨中央、國務院的高度重視下有序推進,中央和地方政府不但堅持了原有的針對特殊困難家庭的臨時/長期監護服務、收養寄養服務、康復服務、關愛保護服務等,還陸續針對普通家庭形成了個人所得稅抵扣、生育假、公共託育、嬰幼兒免疫、普惠性學前教育等制度支持,並在資金保障、信息協同、檔案管理、協調機制、基層服務隊伍建設方面給予了諸多配套。此次育兒補貼,不但是國家堅定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和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的生動體現,也是在民生保障領域中切實展現「投資於人」理念以及提升惠民體感溫度的標誌性事件。 具體而言,我國建立實施育兒補貼制度的時代意義主要有四點:首先,這開創了兒童福利制度乃至民生保障領域普惠型政策的先河,反映出國家充分利用惠民政策來打贏應對少子化風險關鍵戰役的堅定決心。其次,顯示出我國正在對普通家庭過重的育兒經濟負擔及家庭照顧赤字進行主動有為的幹預。第三,標誌著我國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在形式結構上補齊了短板,資金、假期與基本公共服務三種形態的政策工具箱已經初步齊備。最後,它標誌著我國長期以來以困境兒童及其家庭為主的兒童福利制度出現了明顯拓展,由補缺型向補缺與普惠相結合的組合普惠型邁進的趨勢有所體現。 當然,也必須正視我國育兒補貼制度的建立實施尚處於摸索階段,仍然需要在未來重視三大問題:一是要注重育兒補貼的持續、穩步增長。考慮到我國經濟發展水平與兒童規模,此次育兒補貼在年齡範疇上確定為嬰幼兒、在補貼額度上相對較低,與已有現代化國家普遍全周期、高標準的兒童津貼尚有一定差距,未來仍然需要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而穩步增長。二是要注重育兒補貼的地方差異。此次育兒補貼為部分地方政府提高標準留有一定餘地,但在政策監管過程中也要注意防止少量經濟發達地區的標準過高或標準增長過快,防止人為造成社會保障水平的參差不齊並進而影響我國區域人口增減的大局。三是要注重育兒補貼與其他政策工具的協同使用。從日韓等國的經驗來看,育兒補貼制度的建立實施並不意味著生育率會在短期內快速提高,它不但具有一定的政策滯後性,也與其他政策工具以及多重工具組合的配套協調有關,因此,育兒補貼制度仍然需要納入全生命周期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中去綜合考量,以設計出生育支持的最佳方案。 (萬國威,作者系華東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臨床社會工作研究中心主任)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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