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臺辦回應民進黨當局借所謂「國籍」問題打壓大陸配偶
2025-11-04 11:42 8,726次浏览中國新聞周刊記者：李靜 發於2025.8.11總第1199期《中國新聞周刊》雜誌 浪浪山的風又吹過來了，帶著小妖怪們燃起的柴火味、一點未滅的火星和小豬妖的那句追問：「我想離開浪浪山。跟著大王是挺好，可是一輩子待在浪浪山也是無趣，是不是應該出去闖闖？」 2023年的新年，一部豆瓣開分9.5的國產短片集《中國奇譚》引發不小的轟動，打頭陣的《小妖怪的夏天》單集播放量已經突破1億。一隻小豬妖就這樣撞進觀眾的心裡，他不過是浪浪山微不足道的「邊角料」，在「大人物」的陰影下「搬磚」，在妖洞的最底層嘆息，卻還揣著去外面看看的卑微夢想。 如今一晃兩年半過去，小妖怪有了自己的大電影。2025年暑期檔，《浪浪山小妖怪》上映。小豬妖不再是獨行，他拉扯起幾個同樣潦草、同樣被宏大敘事遺忘的夥伴——沉默的猩猩怪、聒噪的黃鼠狼精和吐槽不停的蛤蟆精，倉促拼湊起一支「草根取經團」，跌跌撞撞，踏上了屬於自己的、充滿荒誕與荊棘的西行路。 他們沒有大聖的金箍棒，沒有哪吒的風火輪，更不是來改寫結局的，甚至從頭到尾尋不到他們的姓名。但是這群「nobody」仍然在已知的命運齒輪下，回答了一個問題：這滿身泥濘的路，為何還要走？ Nobody的故事 《浪浪山小妖怪》剛定檔時，不少同行給影片監製、藝術總監陳廖宇發來消息：「你們也太快了！2023年推出短片，2025年長片就出來了？」其實，和人們想像的不同，《浪浪山小妖怪》並不是《小妖怪的夏天》火了之後趁熱打鐵。「如果真是這樣，那今年夏天大家就看不到這個電影，至少還得兩年。」陳廖宇對《中國新聞周刊》說。真實情況是，2021年，短片劇本剛完成不久，長片計劃就啟動了，也就是說，電影項目幾乎與短片同步立項。 原因不難猜，短片的劇本相當紮實且有創意，《中國奇譚》的製片人崔威看完，馬上就對《小妖怪的夏天》導演、編劇於水說：「構思個長片吧，做電影。」於是，在短片進入製作階段的同時，於水開始了長片劇本的創作。 當然想過在短片的基礎上擴寫成長片，把短片情節豐富化，在最後的危機到來前，寫寫最底層的小妖怪如何在「大王洞」掙扎生存。大綱都已經完成，於水想了想，又把它推翻了。「今天的觀眾還是需要新東西，短片劇本再有潛力，畢竟大家都看過。」於水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短片的結尾基礎上續寫，也想過，但是「往後寫也有點怪」，故事就和《西遊記》和孫悟空沒有多大關係了。左思右想，於水最終決定，在短片的故事背景下，寫個新的劇本出來。 方向確定，寫作就頗為順利了。第一版大綱一氣呵成，在做短片的空隙裡，一年多時間，長片劇本就完成了。主角當然還是那些在神話故事中連甲乙丙丁都算不上，頂多是背景板的小妖怪。如果你看過短片，應該還記得和小豬妖一起在熊教頭手下做事的另外三個小妖吧——黃鼠狼精、蛤蟆精和兔子精，垂頭喪氣，透著微微死感，連眼睛都睜不開。短片熱播那陣子，這四位幾乎成為最熱門表情包和頭像，網友說他們是最佳「牛馬代言人」。 電影裡，蛤蟆精和黃鼠狼精順利進入「取經隊伍」，從龍套變為主角，兔子的形象在動畫影視中非常常見，且誕生過一眾經典動畫形象，因此選擇了其他不常是主角的小妖怪。哪怕在小妖怪的品類這個層面，於水也希望選取真正的nobody——不典型的、似乎永遠上不了臺面的小動物，在以往的動畫影視參與度上，他們都屬於「邊角料」和「邊緣人」。兔子精的空缺，由猩猩怪補上。「大聖本身是猴，好歹隊伍裡得有兩個和師徒四人稍稍像一點的，要不然一路遇到的這些人，也太容易騙了吧。」於水說。 四個畫風完全不搭的小妖怪，就這樣組了隊，他們各有各的難處和盼頭：猩猩怪身材高大卻深度社恐，恨不得把自己藏進地縫裡，跟誰說話都發怵；蛤蟆精就想在「大集團」裡當個螺絲釘，都去取經了還捨不得扔掉在大王洞的工牌；小豬妖算隊伍的創始人，可心裡那點「出去闖闖」的念頭，總被現實潑冷水；黃鼠狼精出發時是十級話癆，偏偏要扮演取經人裡最沉默的沙僧。 幾個主要角色，黃鼠狼精的角色設計最難，因為於水發現，寫完前三個人物後，留給他的空間不多了。為了讓人物有弧光變化，黃鼠狼精的初始設定是嘴皮子不停，啟程一路西行後開始思考人生，思考什麼是正義，影片結尾，他有了獨立判斷力，變得謹言慎行，完成了自己的修行。 這四個人假扮唐僧師徒去取經，本身就透著荒誕和喜感。身份一錯位，麻煩和笑話就跟著來了——一會兒被真妖怪追著打，一會兒被錯認成唐僧差點下鍋，一路雞飛狗跳，笑聲底下卻藏著生活的澀味。小豬妖在短片裡是悲催的「打工人」，到電影裡，又成了四處拉人入夥的創業者。於水坦言，他想通過這些人物展現普通年輕人的故事與困境，創作時，他並沒有把小妖怪明確設定為「打工人」之類，而是底層小人物，從小人物的視角出發去講述他們會遇到的問題，但正因為這個世界絕大多數人都是小人物，小妖怪的經歷才喚起了最大程度的共鳴和共振。 作為中國動畫歷史最悠久的廠牌，《浪浪山小妖怪》的出品方之一的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曾創作過不少與《西遊記》相關的作品，包括幾代觀眾耳熟能詳的《大鬧天宮》和《金猴降妖》。相比之下，《浪浪山小妖怪》可以說是個「非主流」的西遊故事。「如果於水寫的不是那些從未被詳細書寫過的小妖，不是這種獨特視角，可能也就不會被《中國奇譚》選中了。」陳廖宇說，「因為在過去的故事裡，英雄人物被寫過太多遍，而生活中絕大部分的人，你、我、他可能都是無名之輩，難道就不值得去表現嗎？」在他看來，無論古典神話還是科幻題材，都應該具備當代性，讓觀眾照見當下的自己，產生情感共鳴。 正是因為觀照當下，於水讓故事聚焦於小人物，而且還是傳統意義上的「反派」。「一說妖怪我們老有刻板印象，認為一定是壞的，其實不一定，他們就是神話中的一個族群而已。有些大妖怪可能壞，下面的小妖只是在他那兒討口飯吃而已，他們也有生活，有困擾，有家庭。」於水特別想「破一破」這種刻板印象，他覺得現在一個人太容易被貼標籤了，尤其在網絡上，有時候也許只是犯個小錯或是一時疏忽，整個人都被否定，而人是立體的。就像故事裡的小妖怪，確實為大王做過幫手，但是他們本質善良，甚至可以為拯救別人豁出自己的性命。於水希望人們在生活裡，也能這樣多轉變視角，那麼也許大家對世界的看法會變得溫和一些。 「最好的技巧是觀眾感受不到技巧」 在神話的外衣下，「小妖怪」當然是一則現實的寓言，而用早已被酷炫3D特效餵飽的眼睛去觀看，又感覺它有些復古。畢竟如今大銀幕上，不炫不酷不扎眼的二維動畫電影，實在不多見了。 陳廖宇覺得，無論二維還是三維，並不是一部電影成敗的關鍵，哪種形式都沒有先天的優勢或者豁免權，關鍵要看自己適合什麼。「『小妖怪』的短片就是二維，已經有了積累，何必另起爐灶？而且，你看看他們，長得就是這麼地隨意、潦草。」陳廖宇指著後面背板上的「小妖怪師徒四人」說，如果用三維製作精緻、光滑的建模，不如用二維能更加直接地打造拙感，畢竟角色並非光鮮亮麗的大英雄，因此線條不適合處理得太過絲滑，而是帶著一絲笨拙的氣質。 「比如小豬妖的兩顆獠牙，弧線保留了手繪感，這些細節正是最難的地方。」陳廖宇說，這也是二維動畫的獨特優勢，因為質感筆觸是人手畫出來的，帶有一種溫暖感和親近感。 如今觀眾眼前的畫面，無論松石、遠山還是村莊，無不充滿古意，景物是水墨氤氳的山川雲氣，人物又是工筆勾勒的精細國畫。在筆墨意韻中，加進了現代繪畫中的光影、色彩和空間透視，二者交融彌合，在古與今、神話和現實、作者與大眾之間找到了一條中間道路。陳廖宇發明了一個詞叫「水墨意鏡」——不是用鏡頭表現一幅畫，而是在鏡頭裡加入畫意。這背後，是600多人團隊、1800多組鏡頭和2000餘張場景手繪，實現了「大處寫意，小處寫實」。 為了讓角色形象適應大銀幕，「小妖怪」的主創進行了不少探索。比如小豬妖外輪廓線的線條粗細會根據鏡頭遠近有相應變化，遠景、中景、近景的線條像素各不相同。還有大反派黃眉怪的造型，黃眉怪並非一個臉譜化的「工具人」，因此主創將他設計成一個英俊中透出一絲邪惡的中年帥哥，有顏值也有能力。黃眉怪在片中的造型有戴披風的、穿鎧甲的，還有終極大戰裝扮，造型套數甚至不低於主角。 很多觀眾說，似乎又與記憶中的上美影重逢了，回到了童年時的暑假。這份熟悉感並非偶然——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作為出品方，將締造過《哪吒鬧海》《猴子撈月》《邋遢大王奇遇記》《大耳朵圖圖》等中國動畫史上經典作品的老動畫人常光希、周克勤、凌紓、姚光華、速達等請出山，作為顧問對影片整體內容、藝術風格提供支持。影片監製、藝術總監陳廖宇是北京電影學院動畫專業第三屆學生，他的老師，有執導過《天書奇譚》的錢運達，《驕傲的將軍》《哪吒鬧海》的動畫設計浦家祥，曾經由於現實原因而「斷裂」過的上美影品格、秉性與風貌，某種程度上，在他所在的這個班級裡，得到了繼承。 在陳廖宇眼中，無論「小妖怪」的短片還是長片，都呈現出傳統美學與無釐頭搞笑的兼容，因為反差而產生魅力，正符合上美影的調性，也就是當年動畫拓荒者「萬氏兄弟」立下的創作箴言——「不模仿別人，不重複自己」。在他看來，創作者的人格先於作品存在，一個作品的創作周期其實遠不止人們所見的3年、5年，而是從這個創作者出生就開始了，一個人所受的教育、經歷過的事情、建立的價值觀，都潛移默化地體現在作品裡。 導演於水生長在古建大省山西，有個在山西大學美術學院教書的父親，讓他從小讀的書是繪畫本《中國通史》，父親課餘也給出版社繪製插畫、連環畫。20世紀80年代的畫家，出手便是煙霧嫋嫋、紫袍玉帶的古意，那些充滿寫意與留白的傳統畫法啟發了常趴在一邊看父親作畫的於水。長大一些後，他最喜歡上美影的動畫短片《三個和尚》，簡單的線條和幽默且不失諷刺的品格，深刻影響了他成年後的創作。如果有人看過於水的早期作品《禽獸超人》，會發現無論是小人物視角、搞笑戲謔或映射現實，都與《三個和尚》有精神上的相似。而今天的《浪浪山小妖怪》，又能看到《禽獸超人》的影子。 製作《小妖怪的夏天》時，於水的父親曾「出山」幫他寫片頭和片中的毛筆字，這次製作電影，父親又幫了忙。小雷音寺那場戲，當小妖怪取經四人組進入大殿，「假如來」和身後的一眾菩薩、羅漢有個集體亮相，劇組找了很多畫師來設計這幅畫面，始終不理想。「總覺得氣場和氣勢不夠，差點意思。」陳廖宇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因為這幅畫面需要的不僅是技術，更多的是傳統文化底蘊和審美修養。這時候，『老於老師』出手了，果然『薑還是老的辣』。」「老於老師」的畫稿一拿出來，大家馬上覺得，「這張對了」！最終，在於水父親畫稿的基礎上，做出了小雷音寺眾佛亮相的場面。 陳廖宇覺得，不同影片團隊都有自己的基因，有些偏技術背景，有些偏藝術背景。「小妖怪」的團隊無疑屬於後者，他們都不太追逐時髦和酷炫，雖然他認為影片的最高潮部分「也挺炫的」，但這個「炫」歸根到底在為故事服務，是因為情節走到那兒了。在他看來，最好的技巧是觀眾感受不到技巧，只記住了故事和人物。 取得「真經」 往日傳統美學的積累成為《浪浪山小妖怪》的創作基因，但即便基因相同，卻因為不同的理解、手法、風格與思考方式，它與此前的國風作品又全然不同。 雖然整個作品透出濃厚的中國風，但在於水眼中，中國風並非國畫、石獅子、紅燈籠等那麼簡單的符號展示，這些符號只是對所謂國風的最表層理解。在表層之下，還有中國美學，例如畫面的留白，這需要觀眾通過理解才能意識到其中的特別之處。而最深層的中國風格，其實是一種性格，是只有隨著敘事推進，才能慢慢感受到的、最為厚重的層次。 無論哪個層次，其實都不需要刻意。陳廖宇感慨：「你每天出門不會琢磨半天自己穿什麼才會凸顯自己是中國人吧？不需要琢磨，因為本來就是。」他認為，國風也好傳統美學也好，不是束縛人的東西，而是可以為創作者所用的，它們也不是標籤，而是動態的，只要創作者真實地反映自己的生活，忠誠地表達自己的情感，自然而然，就是「國風」。 「我大兒子回來了，他現在在大王洞受重用，大王派他們去取經吶！」「哎哎，快別說了媽！」電影裡，小豬妖把在山洞口對著鄉親大肆「顯擺」的媽媽拉回去，大概很能讓人會心一笑。 於水認為，這種民族性格和特點是難以在導演的作品中抹去的，就像李安哪怕在好萊塢拍電影，觀眾依然會從他的作品裡感受到中華品格。於水把動畫中的「中國性」比喻為冰山和山尖，「表現青山綠水這些都沒問題，但是在它之下應該有一個更龐大的、我們看不到的山體，那恰恰是最主要的部分。只有具備了這個部分，中國性才會自然而然地以某種形態呈現出來」。 影片的結尾，決戰之後迎來的平靜時刻，大概就更是屬於中國人的留白與哲思。他們的一切努力被修正，沒有得道成仙，沒有逆天改命，甚至未來得及說出自己的名字。從哪裡來，回哪裡去，緣起緣滅，不增不減。但作者的悲憫又留給了觀眾一絲希望——哪怕拼盡全力最終仍是歷史中的塵埃，卻依然可以被「看見」——村子裡的百姓修起一座小小神龕，裡面供奉的不是齊天大聖和西遊師徒，而是那四個直到影片結束也沒有姓名的小妖怪。 去西天取經、成聖成佛的意義是什麼呢？如果是拯救他人，被他人信任、依賴甚至尊崇，那麼他們四人，其實已經做到了，他們已經「取到真經」。 《中國新聞周刊》2025年第29期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邱啟媛 發於2025.8.11總第1199期《中國新聞周刊》雜誌 每天騎著摩託車在沙漠邊緣轉悠，是寧夏回族自治區中衛市國有林業總場護林員的日常。雖然安有監控，但由於面積太大，沙漠仍需要人工巡護。護林員白天巡護沙漠，晚上吃住在沙漠邊緣的護林房中，為的是保護好一條「邊」。 6月30日，騰格里沙漠寧夏境內鎖邊完成。這條「邊」由草方格、灌木帶和喬木林構成，長約153公裡，最窄處10公裡，最寬處則達到了38公裡。 「鎖邊栽的檸條、花棒(灌木)、沙米和沙蒿(草本植物)長起來之後，會有駱駝、牛、羊來吃。護林員要防止這些植被被動物破壞，另外也要防火。」中衛市沙坡頭區迎水橋鎮黑林村村民董連山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騰格里沙漠不是中國第一個被鎖邊的沙漠。去年11月28日，隨著最後一枝玫瑰花苗被栽入沙土，中國最大沙漠、世界第二大流動沙漠塔克拉瑪幹沙漠的邊緣，也被一條3046公裡長的綠色阻沙防護帶「鎖」了起來。 兩大沙漠的鎖邊，可以追溯到共同的背景。2023年6月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內蒙古自治區巴彥淖爾市考察並主持召開加強荒漠化綜合防治和推進「三北」等重點生態工程建設座談會(下稱「六六座談會」)時強調，2021年到2030年是「三北」工程六期工程建設期，是鞏固拓展防沙治沙成果的關鍵期，要全力打好黃河「幾字彎」攻堅戰、河西走廊—塔克拉瑪幹沙漠邊緣阻擊戰，以及科爾沁和渾善達克兩大沙地殲滅戰這三大戰役。騰格里沙漠和塔克拉瑪幹沙漠的鎖邊，正是前兩場戰役的標誌性成果。 三北工程研究院綜合辦公室副主任、中國林業科學研究院生態保護與修復研究所副研究員崔桂鵬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鎖邊的背後，是我國「三北」工程47年，乃至防沙治沙70餘年理念、技術的革新。 危險而複雜的沙漠邊緣 在中衛市國有林業總場正高級林業工程師唐希明的記憶裡，中衛人的生活，最初就是與沙共存。「一年一場風，從春刮到冬。天上不見鳥，地下不見草。」這是唐希明出生的20世紀60年代流傳的幾句諺語，一場風沙能吹彎莊稼，能把家門堵住，能把鐵路給埋了。 到董連山出生的20世紀80年代依然如此。「過去，沙坡頭有果園、莊稼地，沙塵暴一來，果樹的花沒了，農田也沒了。」在他13歲那年，沙坡頭颳了一場很大的沙塵暴。當時是5月，村民們正在育秧，準備栽稻子。一場風暴後，稻苗上覆蓋的薄膜全部被刮飛，「10來分鐘啥都沒了」。還有一個孩子被刮到水渠裡，淹死了。 治沙是中衛的必然選擇。從地圖上看，寧夏三面環沙：東邊是毛烏素沙地，北邊是烏蘭布和沙漠，西邊是騰格里沙漠。其中，中衛地處蒙甘寧三省區交界、騰格里沙漠東南緣，是祁連山和賀蘭山的交匯處，也是騰格里沙漠向東擴張的唯一出口。 「中衛在西北風的下風口，騰格里沙漠的風沙每年會向東南方移動四五米，如果不把邊緣鎖住，我們的農田、鐵路公路等基礎設施都會遭到風沙侵害，黃河的泥沙含量也會增加。而且中衛還是西氣東輸通道的重要節點，所以這個區域的風沙治理尤其重要。」唐希明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中衛人的治沙嘗試開始得很早。20世紀50年代，第一條穿越沙漠的包蘭鐵路建設時，全國首個專業性治沙林場「中衛固沙林場」成立，沙坡頭村民就開始扎草方格以保衛鐵路。在董連山的記憶中，從小，二大伯和許多鄉親就在扎草方格。2012年，他也成為其中一員。 草方格是一種工程治沙方式，也是沙漠鎖邊最主要的手段之一。董連山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扎草方格通常是一個男工、一個女工兩人一組。女工把草鋪成1米×1米的方塊，男工用鐵鍬把草攔腰一踩，使草一半扎入沙裡，一半留在外面。這些留在外面的草，就能發揮阻擋風沙的作用。 雖然聽起來簡單，但草方格紮起來也有很多講究。董連山說，草方格的尺寸要嚴格控制在1米×1米，不能大；深度至少要扎10到15釐米；每個草方格還要用夠0.5到0.6斤的草料，「否則風一大就吹跑了」。唐希明就曾因為草方格質量不過關開除過工人。「工人們一天吃不夠5頓飯，幹不動活。」董連山說。 儘管如此，傳統的草方格2到3年就會風化，需要重新紮設。在鎖邊過程中，董連山等工人需要一邊扎著新的，一邊補著舊的。 在現實的需求和技術的發展下，唐希明和中國科學院西北生態環境資源研究院共同研發出「刷狀網繩式草方格」。這是一種機械編織的瓶刷狀草繩，與傳統草方格不同，刷狀網繩式草方格只需固定四周和網繩交叉處，無須人工用鐵鍬將麥草扎進地裡，但使用壽命卻能夠達到6年。大家反覆試驗後發現，刷狀網繩鋪設後，風阻較小，並不會被風颳走，而且颳風時沙子在草方格裡打轉，能「借風使力」，起到固定草繩的作用。 「像我們扎草方格的熟手，每人每天能扎二畝來地，刷狀網繩式草方格比人工扎設草方格的效率提高了60%，在鎖邊工程中大面積應用。」董連山說。 不過，草方格並非所有地區鎖邊的最有效方式。「沙漠邊緣極為複雜，鎖邊絕不是像一盆水滿了往外流，我們把這個盆加高這麼簡單。水、風沙的物理運動，都會影響沙漠邊緣形態以及鎖邊的方法。」中國科學院新疆生態與地理研究所研究員、乾旱區防沙治沙與沙產業國家創新聯盟理事長雷加強對《中國新聞周刊》指出。 草方格適用於降水條件較好的地區。中國科學院新疆生態與地理研究所正高級工程師範敬龍說，在騰格里沙漠寧夏境內和內蒙古的庫布齊沙漠，當地的降水足以支撐草籽生長，使其達到減少近地表風沙流動的效果。「但同樣的措施如果放到降水量較低的塔克拉瑪幹沙漠，草籽根本無法生長，一場風就把它埋了，這時最簡單的蘆葦沙障反而最有效。」 風向、風力大小也決定著如何鎖邊，沙粒大小會影響風沙的擴散範圍，沙粒能跳多高也影響著沙障設置的高度和間距。高鑫是中國科學院新疆生態與地理研究所研究員，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通常情況下，阻沙設施要與風向垂直，才能起到防護效果。但鎖邊過程中，有些地方的防護措施和沙丘走向是平行的，不僅沒有起到防護效果，還浪費了很多材料。 此外，也並非「是邊都要鎖」。僅是塔克拉瑪幹沙漠南緣，就有沙漠、戈壁、荒草地、人工綠洲、鹽鹼地等多種形態土地類型，因此，判斷哪裡是「邊」也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 崔桂鵬解釋說，鎖邊遵循的原則是因害設防。「是否鎖邊和沙漠邊緣的擴張方向、自然環境變化以及人類活動有關。鎖邊的重點區域通常位於人類活動區域的上風向，人們在這些地方有生產生活的需求。而在沙漠腹地的無人區，就無須開展大規模的鎖邊。」 從被動響應到主動攻堅 這些年裡，在治沙領域，鎖邊是重要工程。 多位受訪者對《中國新聞周刊》指出，六六座談會後，鎖邊明顯更受重視，得到的財政支持力度增大。為打好黃河「幾字彎」攻堅戰，中衛市編制《中衛市荒漠化防治和防沙治沙規劃(2023—2030年)》，先後投入資金26億元。 重視鎖邊的背後，是我國「三北」工程的經驗以及荒漠化防治理念的變革。「鎖邊工程包含了很多層面的防沙治沙工作，比如調水解決天然綠洲缺水問題、治理鹽鹼地。鎖邊是『三北』工程集成性的成果體現。」崔桂鵬說。 早在1950年，國務院就牽頭成立了治沙領導小組。這一階段的荒漠化防治強調動員群眾，「向沙漠進軍」，試探出了一系列治沙技術，如陝西榆林和甘肅民勤等沙區的飛播造林種草試驗，以及從蘇聯引入、經本土化成為「中國魔方」的草方格。同時，這一階段也是「摸清家底」的過程。「1959年第一次開展全國沙漠的綜合科考，這是我們第一次知道中國沙漠的總面積。」崔桂鵬說。 1978年11月，國務院批准了原國家林業總局《關於在「三北」風沙危害和水土流失重點地區建設大型防護林的規劃》，「三北」工程正式啟動，我國防沙治沙進入了依靠國家意志、重大工程帶動的階段。 「三北」工程建設期規劃了73年(1978—2050年)，共分三階段八期，當前正處於第三階段(2021—2050年)、第六期(2021—2030年)。 啟動47年，「三北」工程的成效無疑是巨大的。去年，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科學院瀋陽應用生態研究所所長朱教君等研究人員發表了一篇關於「三北」工程在1978年至2022年所取得的成效研究，研究結果顯示，三北區域防護林總面積相較1978年增加91.8%，沙區農田糧食增產提升明顯，固沙植被對減少荒漠化的貢獻率為37.8%，水土保持林減少水土流失的貢獻率為61%，固碳增匯作用顯著。 在崔桂鵬眼裡，當前，「三北」工程已從最初旨在應對荒漠化地區日趨嚴重的危害和水土流失等災害的「被動施治」有了轉變。「三北」工程前五期，主要工作是防護林的營建。「相比前五期，六期的治理理念更加綜合、系統。現在我們不只是造林了，還要綜合考慮氣象、地下水和土壤等要素，推廣抗旱防風沙的喬木、灌木和灌草，建立更加綜合的植被體系。」崔桂鵬說，這也是為什麼六六座談會之後，「三北」防護林工程被統稱為「三北」工程。 「過去我們步步為營，穩紮穩打。現在除了保生態，還要保發展，到了攻堅克難的階段，所以我們抓住東中西部重點地區，根據其不同的自然條件來分類施策。」在崔桂鵬看來，六六座談會「三大戰役」的提出，標誌著我國荒漠化防治的治理邏輯，從被動應急響應，轉向了主動戰略攻堅。 以內蒙古巴彥淖爾市磴口縣的劉拐沙頭為例，烏蘭布和沙漠的風沙如果吹進黃河，會造成黃河泥沙量增加、河道堵塞。「過去，我們的治理方式是把這一小段鎖住，保護黃河。但現在，我們會主動對正在往黃河方向移動，但還沒有對黃河產生危害的沙丘進行處理，保護該區域的原生植被，像治未病一樣，起到預防的作用。」崔桂鵬說。 雷加強也提到，過去，人類活動以綠洲為中心，所以防沙治沙也以保護綠洲為重點，鎖的是綠洲的「邊」。如今給沙漠鎖邊，既是防沙治沙工作的延續，又是一種「從保衛戰到阻擊戰」的拓展。 如何進一步科學治沙？ 儘管「三北」工程成效顯著，政策、資金、科技的投入力度都在增大，但根據全國第六次荒漠化和沙化調查公布數據，截至2019年，全國荒漠化土地面積佔國土面積的26.8%；全國沙化土地面積佔國土面積的17.6%；全國還有27.92萬平方公裡的土地具有明顯沙化趨勢。每年因荒漠化問題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超過540億元，將近4億人直接或間接受到荒漠化問題的困擾。 六六座談會也提到，我國荒漠化防治和防沙治沙工作形勢依然嚴峻。防沙治沙工作存在長期性、艱巨性、反覆性和不確定性。 首先是「以水定綠」的挑戰。2021年5月印發的《國務院辦公廳關於科學綠化的指導意見》指出，要堅持因地制宜、適地適綠，充分考慮水資源承載能力，宜喬則喬、宜灌則灌、宜草則草。六六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也強調，堅持以水定綠、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產，把水資源作為最大的剛性約束，大力發展節水林草。 不過，朱教君曾在研究中指出，由於農田防護林是「三北」工程前兩期的重點，為儘快建立起防護林體系，儘早發揮防護效益，不少地方選擇了適應性強、生長迅速的楊樹為造林樹種。但由於未考慮水資源承載力、樹種選擇不當、片面追求造林面積/密度，造成了防護林的死亡或衰退。 在崔桂鵬看來，受當時經濟和科學條件的限制，這是基於歷史條件的一種權衡。「楊樹種植簡單，好存活、壽命長，長得又快又高，是當時別無他選、最現實的選擇。現在，科研人員正在研發更加抗乾旱、防蟲害的楊樹樹種，種得也不那麼密了。」 唐希明也經歷過這種探索。他曾引進14個樹種，最後發現只有檸條、花棒、楊柴、沙柳等五六個種類能夠活下來。在種植密度上，他先後嘗試過每畝地種330棵、220棵。結果趕上2022年和2023年比較乾旱少雨，許多樹都死了。 「種植的密度越大，需水量越大，通過實驗，我們現在採用灌木+灌草的方式，每畝種110棵樹，最終能夠保證80顆左右的成活量，再加上灌草，既減少植被死亡，也能有效防治沙害。」唐希明說。 但也有業內人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不以水定綠的現象目前仍然存在。「有的地方水資源條件不適合種樹，但隨著『三北』工程的推進，地方意志很強，一定要種，驗收通過就行，不管樹能不能活下來。」 中國地質大學土地科學技術學院教授白中科也在《國土空間生態修復若干重大問題研究》一文中指出，我國存在「生態修復的形式主義」。比如地方政府為追求政績的形象工程，要求「大種樹、種大樹」，強行推進，勞民傷財。 這就引出了我國防沙治沙工作長期存在的第二大問題，重建輕管。「植樹造林簡單，但後期的管理對林草部門是很大的負擔。大家能義務植樹，但不能義務管護。」範敬龍說。 朱教君對「三北」工程成效進行過評估，他指出，「三北」工程的造林效率仍相對較低：短期造林成功率為65.4%，長期造林成功率僅為40.1%。造林後管理不到位，是導致這一問題的重要原因。國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也曾將這一問題列入未來沙化土地治理的難點問題之一：後期管護沒有資金保障，保護不到位，治理成果鞏固壓力較大。 除了資金，後期管護的困難還體現在水資源供給上。崔桂鵬指出，只要能供上水，大部分防護林能活得很好。而生態灌溉用水的指標和份額，需要跟水利部門協調。「水利部門和林草部門對生態用水的理解不一樣：前者的生態用水是用於維持河道生態，後者則是用在岸上造林綠化，所以以前不同行業主管部門之間協調的時候會遇到困難。」 這一問題在六六座談會後得到了一定改善，特別是國務院建立了「三北」工程協調機制並制定印發「1+N+X」工作方案，明確相關部門重點任務和責任分工。「現在有了協調機制，各部門溝通起來順暢了許多。大家都意識到，荒漠化防治靠一個部門、一個地方單打獨鬥，是行不通的。」崔桂鵬說。 另外，他進一步提到，在工程規劃中，各地的林草部門已經形成了前期規劃、中期建設和後期管護的全鏈條監督機制，重建輕管的問題基本得到有效管控。「每項工程都要經過嚴謹的專家論證，相應主體要籤字、負責。」 防沙治沙工作面臨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治沙成本越來越高了。自2024年起，「三北」工程被國家發展改革委納入「兩重」建設範圍，已下達超長期特別國債和中央財政資金577億元，全面推動三大標誌性戰役在重點區域落地實施。 崔桂鵬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目前中央財政的補貼標準是一畝地2000元左右，但對於治理難度較大的地方，這個數字仍然不充裕。 董連山也提到，隨著畜牧業增多，本地的稻草不夠用，需要從山東、東北運草過來，運輸成本從之前的每噸100多元，漲到了400多元，人工成本也在不斷增加。 大家都明白，解決這個問題不能只依靠財政補貼，還需要靠新材料、新機械、新技術的研發。「現在已經有科研人員研發出一些低成本的綠色固沙材料，比如植物材料製成的尼龍袋等，不僅能固沙，還能在老化後為植物生長提供養分。」崔桂鵬說。 不過，正如此前栽種楊樹卻導致防護林死亡或者衰退一樣，新材料、新技術想要被納入「三北」工程，應對其生態效益進行科學、系統、持續的評估。崔桂鵬說，這也應該是「三北」工程接下來要做的事。除了評估防風固沙、保持水土、固碳增匯、穩產增收等正效應，也要評估水資源消耗、佔地遮陰、病蟲害等負效應。 「我們經常打一個比方，工程固沙類似於做手術時打麻藥的過程，只是止疼，之後還要進一步治療。」因此，鎖邊是一個階段性勝利，但也只是一個開始。 《中國新聞周刊》2025年第29期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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