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展國家數量實現新突破 第七屆中阿博覽會亮點紛呈
2025-11-04 22:07 1,817次浏览8月7日，立信諮詢針對高線城市的外賣高頻消費者開展專項問卷調研(以下簡稱「調研」)。結果顯示，這場「外賣大戰」雖然短期刺激外賣訂單增長，但卻導致堂食客流顯著下降，餐飲行業的價格錨點被拉低，消費者的「低價消費」心智被進一步強化。 ▲調研顯示有75%消費者因外賣更便宜而放棄堂食。 調研顯示，7月以來80%被調查者的就餐方式發生明顯改變，外賣就餐方式對堂食就餐方式的替代效應最為明顯：44%的被調查者近期外賣就餐頻次增加，堂食就餐頻次降低。75%的被調查者曾有「因外賣更便宜而放棄堂食」的情況。86%的被調查者表示，如果發現常去的餐廳外賣價格比堂食便宜時，更傾向於選擇「改點外賣」。 與此同時，半數被調查者認同「補貼後的外賣價格更加接近正常價格」，他們認為「沒人會做虧本的買賣，在當前的外賣價格下，商家仍然是有利潤的」。超六成被調查者認為，「即使補貼結束，外賣的價格也應長期維持在當前價格水平」。這說明，外賣價格戰強化了低價消費心智，行業價格錨點被拉低，利潤也進一步收縮。 ▲調研顯示「低價即常態」的消費認知正在被持續的大額補貼進一步強化。 而在「低價即常態」的消費心理下，86%的被調查者表示如果未來外賣價格回升，他們會選擇降低外賣消費頻次，尋找更加便宜的餐品。這意味著隨著未來補貼的減少，外賣訂單規模存在較大萎縮風險。此外，僅有15%的被調查者會在外賣價格回升後仍然選擇購買原來的商品。 調研提示，隨著外賣價格的回升，商戶原本的消費客群會面臨流失風險，應儘快調整經營模式適應行業新價格帶。 問卷結果顯示，超七成被調查者表示近期外賣消費體驗下降，其中排在前列的選項依次為：配送時長明顯變長、食品安全問題、菜品份量減少、菜品品質下降和商戶服務態度下降。 近期，多位專家也呼籲，外賣平臺的內卷式競爭造成價格扭曲，衝擊正常市場秩序，需努力優化相關政策與監管。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黃浩認為，補貼大戰帶來的低價競爭打破了原有的競爭平衡，帶來價格體系的混亂。其終究無法實現多方共贏，更無法達到「促進消費、實體受益」的良性目標。 經濟學家賈康也撰文指出，當前外賣平臺之間「內卷式」競爭，通過大規模、長時間、高力度的補貼來搶佔市場，已導致價格嚴重扭曲、市場調節機制失靈，並對從業人員、消費者、商戶以及整個市場秩序產生嚴重負面影響。 例如，短期外賣增長擠壓堂食市場，消費者習慣低價外賣後減少消費，餐飲品質下滑，以及中小商家因補貼減少而倒閉等。「總體看，補貼大戰沒有贏家，餐飲行業很可能要因此面臨進入『量價俱損』周期的威脅，這是需要全行業引起重視並理性地加以防範的。」
理論與實踐 育兒補貼制度的時代意義及其完善途徑 我國長期以來以困境兒童及其家庭為主的兒童福利制度出現了明顯拓展，由補缺型向補缺與普惠相結合的組合普惠型邁進的趨勢有所體現。 ——————————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日前聯合印發《育兒補貼制度實施方案》，規定從2025年1月1日起對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生育的3周歲以下嬰幼兒，發放每年每孩3600元的國家基礎標準育兒補貼，至其年滿3周歲。這是我國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民生領域首次採取大規模、普惠式、直接性的資金發放形式來實施惠民舉措，展現出國家高度關注生育問題並有力紓解家庭在育兒領域急難愁盼的堅定決心。 現代化國家在既往的工業化過程中都會普遍面臨生育率走低問題，各國通常會在生育率下行時期採取各類政策手段以降低其下降的幅度與速度。其中，最有力、最常見、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的建設。該政策體系一般包括三項具體的制度安排：一是以生育補貼、稅收減免、信託基金為代表的現金轉移支付制度，它側重於以資金形式對育兒家庭進行直接的經濟補償；二是以產假、育兒假為代表的育兒休假制度，它側重於為育兒者提供充裕的照料機會；三是以公共託育、學前教育、嬰幼兒免疫、早期發展探視、家庭教育指導、殘障兒童康復照料為代表的基本公共服務，它側重於為有兒童家庭提供專項服務支持——國務院辦公廳近日印發的《關於逐步推行免費學前教育的意見》，即屬於這個類別。 各發達國家普遍形成了資金、假期、基本公共服務相銜接的一攬子組合型生育支持政策。隨著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的逐步完善以及國家財政投入的增長，一些現代化國家的生育狀況的確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例如，美國、英國、瑞典等國家近20年的總和生育率長期維持在1.9-2.1左右的水平，法國、比利時、荷蘭等國家的總和生育率，甚至在近20年裡從1.6-1.7增長至1.8-2.0。 就我國而言，「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和激勵機制」「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已成為解決現階段少子化問題的關鍵舉措。實踐中，有關生育支持政策的建設在黨中央、國務院的高度重視下有序推進，中央和地方政府不但堅持了原有的針對特殊困難家庭的臨時/長期監護服務、收養寄養服務、康復服務、關愛保護服務等，還陸續針對普通家庭形成了個人所得稅抵扣、生育假、公共託育、嬰幼兒免疫、普惠性學前教育等制度支持，並在資金保障、信息協同、檔案管理、協調機制、基層服務隊伍建設方面給予了諸多配套。此次育兒補貼，不但是國家堅定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和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的生動體現，也是在民生保障領域中切實展現「投資於人」理念以及提升惠民體感溫度的標誌性事件。 具體而言，我國建立實施育兒補貼制度的時代意義主要有四點：首先，這開創了兒童福利制度乃至民生保障領域普惠型政策的先河，反映出國家充分利用惠民政策來打贏應對少子化風險關鍵戰役的堅定決心。其次，顯示出我國正在對普通家庭過重的育兒經濟負擔及家庭照顧赤字進行主動有為的幹預。第三，標誌著我國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在形式結構上補齊了短板，資金、假期與基本公共服務三種形態的政策工具箱已經初步齊備。最後，它標誌著我國長期以來以困境兒童及其家庭為主的兒童福利制度出現了明顯拓展，由補缺型向補缺與普惠相結合的組合普惠型邁進的趨勢有所體現。 當然，也必須正視我國育兒補貼制度的建立實施尚處於摸索階段，仍然需要在未來重視三大問題：一是要注重育兒補貼的持續、穩步增長。考慮到我國經濟發展水平與兒童規模，此次育兒補貼在年齡範疇上確定為嬰幼兒、在補貼額度上相對較低，與已有現代化國家普遍全周期、高標準的兒童津貼尚有一定差距，未來仍然需要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而穩步增長。二是要注重育兒補貼的地方差異。此次育兒補貼為部分地方政府提高標準留有一定餘地，但在政策監管過程中也要注意防止少量經濟發達地區的標準過高或標準增長過快，防止人為造成社會保障水平的參差不齊並進而影響我國區域人口增減的大局。三是要注重育兒補貼與其他政策工具的協同使用。從日韓等國的經驗來看，育兒補貼制度的建立實施並不意味著生育率會在短期內快速提高，它不但具有一定的政策滯後性，也與其他政策工具以及多重工具組合的配套協調有關，因此，育兒補貼制度仍然需要納入全生命周期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中去綜合考量，以設計出生育支持的最佳方案。 (萬國威，作者系華東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臨床社會工作研究中心主任)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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