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書記的人民情懷 | 「中國式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
2026-02-22 22:54 3,821次浏览上海8月9日電 (記者 陳靜)今年正值豐子愷的第一本畫集《子愷漫畫》結集出版100周年，豐子愷去世50周年。記者9日獲悉，豐子愷去世前創作的書法作品——《回鄉偶書》在珍藏五十年之後首度與公眾見面。 《豐子愷城市生命》主題講座在滬舉行。(「靜安愛屋」文化月組委會供圖) 作為「靜安愛屋」文化月系列活動之一，在8日舉行的《豐子愷城市生命》主題講座上，豐子愷的外孫楊子耘和著名收藏家王金聲分別向公眾講述了豐子愷與上海城市之間的故事。他們講述了豐子愷在創作生涯中不為人知的故事和生活中的點滴趣事。 1924年7月，朱自清和俞平伯在新文學社團社刊《我們的七月》創刊號上，登載了豐子愷的古詩新畫《人散後，一鉤新月天如水》。1925年5月《文學周報》第172期開始逐期刊發豐子愷畫作，鄭振鐸將它們冠名為「子愷漫畫」，一經發表，廣受好評，「漫畫」一詞被大眾接受，豐子愷也因此被人們譽為現代中國「漫畫的鼻祖」。1925年12月，豐子愷的第一本畫集《子愷漫畫》結集出版，共收錄60幅作品。 楊子耘告訴記者：「這本畫集名字就叫《子愷漫畫》，裡面分兩個部分。前面一部分是豐先生用古詩詞作為題目創作的畫作，後面一部分畫的是豐老的子女與他的朋友。選畫作的時候來了好多人，有葉聖陶、鄭振鐸，還有胡愈之；編輯的時候，茅盾也參加了，編輯好之後很快出了第二版。」 1954年，豐子愷用6根「小黃魚」(金條)買下了最後的住所——陝西南路39弄長樂邨93號的三層樓房子，並把二樓書房並取名為「日月樓」。他在此完成了《護生畫集》以及多部譯著，直至生命終點，留下了「星河界裡星河轉，日月樓中日月長」的名聯。 1973年開始，豐老逐漸感覺身體不適，總想著回家鄉浙江桐鄉石門灣去看一看。著名收藏家王金聲向記者介紹，豐老曾經在一篇散文叫《家》中這樣寫過，時常惦記故鄉的「緣緣堂」，那裡有故鄉的環境，有惦記的親友，有自己的房子，有自己的書齋以及親手種的芭蕉、櫻桃和葡萄等。豐老非常喜歡畫的題材就是芭蕉和櫻桃，叫「綠了芭蕉紅了櫻桃」。 豐子愷為胡治均寫的《回鄉偶書》。(「靜安愛屋」文化月組委會供圖) 1975年4月13日，豐子愷在學生胡治均和次女豐林先的陪同下從上海回到了闊別39年的家鄉。他寫下了唐代詩人賀知章的《回鄉偶書》：「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摧。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離鄉三十九年，乙卯百花時節重遊舊地，但見建築全新，園林昌茂，如入一新世界。寫賀知章贈親友留念。」後來，他又為胡治均寫了一幅《回鄉偶書》。王金聲說，詩中「鄉音無改鬢毛摧」中的「摧」為筆誤，賀知章的原文為「衰」，讀音為「cui」。因為現在這個版本是胡治均的，在家鄉書寫的因為沒有資料查詢到，無從考證是否有筆誤。 之後不久，豐老被送醫院檢查，已是肺癌晚期。9月15日，豐老在醫院去世，享年77歲。豐老過世後，胡治均一直珍藏這幅豐老作品。胡治均過世後，幾經周折，王金聲終於從胡治均後人手中得到。 「靜安愛屋」文化月系列活動中，還將舉辦「建築全新，園林昌茂」「陳雲與評彈」「靜安情話——七夕梁祝」等主題，邀請豐子愷家人、丁芷諾、王金聲、王池良等文化名人講述城市的故事。(完)
在美國關稅政策再成焦點之際，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近日接受英國《金融時報》播客節目邀請，與《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展開對話，製作推出六期特別節目《沃爾夫-克魯格曼對話》，討論了美國在川普政府政策下面臨的信任危機和治理崩潰的風險，特別對川普政府的貿易與關稅政策進行了罕見的系統性批評。 △克魯格曼在《金融時報》播客節目中，對川普政府的關稅政策進行了尖銳批評 克魯格曼在訪談中說，川普政府正將關稅從一個經濟調節工具變為赤裸裸的「政治威脅手段」，不僅破壞了全球對美國制度的信任，也正在侵蝕美國國內的治理基礎。 「談則減稅，拒則懲罰」的新秩序 克魯格曼認為，川普在任期間對中國、歐盟及其他經濟體不斷揮舞關稅大棒，意在逼迫對方就範，這種「威脅即政策」的做法已成為一種新型經濟外交常態。克魯格曼直言，該策略正在顛覆自布雷頓森林體系以來美國所主導的「規則型貿易秩序」，將其引向一個以「力量至上」為導向的非制度化時代。 △在《沃爾夫-克魯格曼對話》第一期節目中，克魯格曼批評川普常以「一條推文決定政策」的方式來調整關稅，其無序性與不可預測性導致全球市場對美國失去信心 「這不僅是對經濟學理性分析的否定，更是對合作機制的根本破壞。」克魯格曼強調。他舉例稱，川普政府對墨西哥、加拿大和中國等主要貿易夥伴頻繁更改關稅威脅言辭，嚴重打擊了投資者和企業對未來政策環境的預期穩定性。「當經濟行為者不再相信規則本身具有連續性，而是擔心哪天總統發一條推文，稅率就變了，這不是市場經濟，而是政策投機。」 從制度經濟體滑向「尋租國家」？ 這次訪談中，克魯格曼提出一個判斷：如果關稅政策工具繼續被武器化，美國將愈發像一個「尋租型國家」(rent-seeking state)，即決策權不再由制度和法治約束，而成為政治集團或個人謀取短期利益的手段。 「在某種意義上，川普的關稅政策展示了他眼中『總統權力』的極限邊界——不是去調和利益，而是用威脅製造服從。」克魯格曼表示，這種做法讓他想起一些治理脆弱國家的「強人統治」模式。 克魯格曼進一步表示，正是這種任意性極強的行政權使用方式，正在導致「制度信任的崩塌」，不僅損害了美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正當性，也動搖了其作為「安全資產提供者」的地位。克魯格曼說：「你不能一方面要求全球資金繼續信任美元、美國國債，一方面又在國內政治與國際政策上大搞不確定性。」 關稅邏輯背後的「美國優先」困境 克魯格曼強調，川普對關稅的使用並非源自嚴謹的產業保護主義邏輯，而是一種民族主義情緒的表達工具，是其「美國優先」政策的直接延伸。 他分析稱，這種情緒政治化的關稅政策雖然短期內可帶來選舉紅利，但長期來看，其實際經濟收益微乎其微，甚至可能引發全球供應鏈脫鉤和美國製造業成本上升。 克魯格曼警告說：「關稅從來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必然引發連鎖反應。而這種反應的最大受害者，往往是本國消費者與小企業。」 經濟學家的「悲觀旋律」 在訪談節目結尾，當主持人請嘉賓選擇一首代表當前情緒或觀點的歌曲時，克魯格曼選擇了美國已故著名女歌手卡羅爾·金(Carole King) 的名曲《為時已晚》(It's Too Late)。克魯格曼表示，雖然這首歌並非關於政治，但它的憂鬱旋律和「為時已晚」的主題，卻恰如其分地表達了他自己對美國制度滑坡的無奈與悲觀。 《金融時報》評論認為，克魯格曼的言論，在當下的美國政壇語境中頗具警世意味。美國是否會徹底從「制度主義」滑向「工具主義」，將是全球密切關注的焦點。(央視記者 武衛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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