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印發《關於深入實施「人工智慧+」行動的意見》
2025-11-11 09:35 3,594次浏览懷化8月13日電 (黃建建 胡敏)「今年是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湖南芷江作為抗日戰爭勝利受降紀念地而聞名於世，這條路正好通向抗日戰爭勝利受降紀念館，因此建議將這條路命名為『勝利大道』。」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受降紀念館館長吳建宏，在芷江侗族自治縣地名專家論證會議上如此提議。 抗戰勝利受降地——湖南芷江縣城航拍圖。 芷江縣委宣傳部 供圖 湖南芷江作為抗戰勝利受降之地、侗鄉文化薈萃之城，地名工作不僅關乎民生服務，更肩負著傳承紅色基因、弘揚民族文化的重要使命。為進一步推進「鄉村著名行動」，當地民政部門以「制度建設」和「人才建設」為抓手，錨定地名建設目標，紮實有序開展工作，為「第六屆中國芷江國際和平文化節」舉辦營造優質軟環境。 「到底是㵲水路，還是舞水路？」「滬昆高速出口的那座橋為什麼一直沒有名字？」「紅色旅遊路的名稱太拗口了，能不能換個簡單又好記的？」「民族文化廣場在哪？那不是鼓樓廣場嗎？」…… 芷江縣民政局的地名工作人員靠著「鐵腳板」「厚臉皮」「爛筆頭」等笨辦法，通過實地走訪、社區訪談、資料查證等方式，尋找解決辦法、籌劃解決方案。但是，面對「部門協調難度大、歷史遺留問題多、保護發展有矛盾、維護更新難落實」的現狀，民政部門孤掌難鳴。 芷江縣完成了169條地名的命名(更名)。 芷江縣委宣傳部 供圖 要解決「有地無名、有名無標、一地多名、名實不符」等地名亂象，必須全縣地名工作一盤棋，才能「遏制增量、清理存量」。作為縣級地名主管部門的民政局，通過建立由27個縣直單位和18個鄉鎮組成的「全縣區劃地名工作協作配合機制」，釐清各部門職責分工，確保地名管理工作科學化、規範化、常態化。 「我縣的住宅區名稱大多都不能體現本地特色，也沒有多少文化內涵，建議地名管理部門邀請相關領域的專家，擬出一些能體現我縣歷史文化、風土人情的特色地名，建立地名儲備庫，便於今後的建設項目提取使用。」這是地名命名(更名)工作聽證會議上一位參會代表的發言。 「專業的事情交給專業的人來做！」在芷江縣委縣政府的支持下，芷江縣民政部門邀請了十位來自史志研究、城市規劃、文博保護、文旅宣傳等領域的專家學者和新秀達人，組建了一支跨學科、高水平的專家團隊，旨在為全縣地名工作注入專業力量和創新活力。 芷江讓路牌不僅能指路，而且能為文旅助力。 芷江縣委宣傳部 供圖 自「地名專家庫」組建以來，專家們充分發揮各自的專業優勢，有的作為文化傳承的「守護者」，深入挖掘地名背後的文化內涵，打造具有芷江特色的地名品牌；有的作為城鄉發展的「智囊團」，系統梳理地名歷史脈絡，為地名規劃專業把脈定向；還有的作為文旅融合的「助推器」，講好芷江地名故事，讓地名「說話」、讓歷史「留痕」。 今年，在「部門聯動」和「智庫助力」的雙重加持下，芷江縣民政局不僅順利完成了芷江鎮169條地名的命名(更名)，還積極推廣使用了地名標誌與便民服務、文化旅遊相結合的「智慧路牌」，讓路牌不僅能指路，而且能為文旅助力、為節會添彩。(完)
準備好了迎接工作，工作卻臨時「爽約」了——據封面新聞等媒體報導，今年以來，多地師範類應屆畢業生在籤好「三方協議」後，擬入職的學校以招生不足為由，或不再錄用，或暫緩入職，或調崗。這幾乎是雙輸的局面：師範生錯過了最佳求職期，維權困難；學校則說自己很無奈——招生規模低於預期，不需要那麼多老師。 此前，2024年，有媒體報導，不少企業與已籤好「三方協議」的應屆畢業生解約，且這些公司大部分在行業裡發展勢頭較好，如新能源汽車、通信軟體等。其中，一部分畢業生落戶也受到影響。 所謂「三方協議」，全稱叫《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協議書》，由畢業生、用人單位、學校三方籤署，明確應屆畢業生戶籍、檔案、保險、公積金等一系列問題。它不同於勞動合同，不受勞動法保護。畢業生拿著它去用人單位入職後，才會籤署勞動合同。 曾經，一些高校畢業生是三方協議的毀約方，一些用人單位通過約定天價違約金來制約大學生毀約。2019年，為了更好保障應屆畢業生的權益，讓他們在選擇有變時不必承受過重的代價，教育部提出建議，違約金不得超過5000元。如今，企業「違約」時，違約金也是5000元。有學生對媒體說，幾千元錢難以彌補他們的損失，雙方很可能產生更多糾紛和爭執。 應屆生的就業保障好不好，是全社會關注的熱點。有專家說，可以將「三方協議」納入勞動法，遇到糾紛時，啟動勞動監察或勞動仲裁機制。也有學校把違約的企業拉入校園招聘的黑名單。 在我看來，只有引導招聘市場良性發展，才能更好地保護雙方的利益。社會既要充分保障應屆生的權益，也要保護企業校園招聘的積極性。如果對企業的處罰過重，企業縮小校園招聘的規模和範圍，將進一步壓縮應屆生的就業空間。 營造一個和諧、友好的就業環境，不只是求職者和企業雙方的事，還需要法律體系能跟得上就業形勢的新變化；政府部門積極有為，及時調和雙方的矛盾；教育系統能為「被違約」的學生提供更多支持。 比如，當企業確實因經營問題，不得不違約時，政府部門可以介入，讓「被違約」的畢業生保有應屆生的身份，不會喪失應屆生原有的權益。對多次、頻繁違約的企業，政府部門則要加強監管。 目前，「三方協議」的違約更多以提起民事訴訟的方式解決。面對越來越多的違約情況，是否可以考慮拓寬申訴渠道，讓被違約的學生反映情況更方便？又是否能夠為被違約者提供法律援助和就業指導，而不是讓他們陷入「自認倒黴」、不得不匆忙「落地」的境地？ 如果用人單位確因經營狀況不佳要解約，也應該有更溫情、人性化的方式。比如，違約企業或許可以向同行業的其他企業推薦這些「被違約」的應屆生，讓他們有被看見、被錄用的機會。 據媒體報導，一些民辦學校違約，是因為招生人數「嚴重背離預期」。也許，提前做好人力資源調研與規劃，明確當年用人需求，可以減少這種令人惋惜的錯位。 此外，「契約精神」不是「自覺」發生的，明確企業違約的賠償標準，也應是法治發力的方向。 對於那些即將離開校園卻忽然失去落腳點的年輕人，高校也不妨給予更多支持。比如，有能力的學校可以為「被違約」的畢業生提供宿舍暫住、幫助他們接觸新的工作機會。針對來校開展校園招聘的單位，學校應該開展充分的背景調查工作，並在籤好「三方協議」後，積極跟進畢業生的入職進展。 一篇名為《信用法治視角下企業違反就業三方協議的治理路徑》的論文提供了新解法：高校可以在合法範圍內收集違約企業的信用信息，提交給當地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機構，經審核後對外發布。 高校作為「三方協議」的一方，披露違約企業的行為具有一定公信力。高校公開披露的信息數據也可以被納入國家信用體系，作為考核企業管理的硬指標。 靠學生「認倒黴」、企業「認罰款」，不是系統性解決就業違約問題的思路。真心想為這些年輕人做點事，能想的辦法還有很多。 魏晞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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