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臺辦：堅決反對我建交國同中國臺灣地區開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來
2025-11-02 12:10 1,218次浏览北京8月9日電(記者 張尼)醫藥企業正加碼布局北京。 2024年，北京醫藥健康產業總體規模首次突破萬億元，進入2025年，產業發展開啟加速度，全市至少已有11款創新藥械產品獲批上市，總數居全國前列。 剛剛過去的7月，百濟神州北京昌平新研發創新中心啟用，引發業內關注。今年3月，拜耳·亦莊開放創新中心、輝瑞北京研發中心啟用……北京正成為吸引全球醫藥創新資源的「強磁場」。 以昌平為例，統計顯示，僅昌平一區，今年1-4月醫藥健康規上企業實現收入337.9億元、同比增長15.1%，1-5月醫藥健康規上企業實現產值170.7億元、同比增長8.8%。 昌平區委書記、未來科學城黨工委書記甘靖中近期透露，過去三年，全區醫藥健康產業收入年均增長近10%，形成千億產業集群。 「百濟神州北京昌平新研發創新中心是我們科學發現的重要策源地，也是最核心的研發中心之一，企業的成長深深鐫刻在昌平的發展脈絡之中。」百濟神州聯合創始人、董事長兼執行長歐雷強如此評價。 作為創新藥頭部企業，新啟用的百濟神州北京昌平新研發創新中心總建築面積超過47000平方米，具備化學藥和生物藥的早期研發、工藝製備及轉化醫學等多項綜合研發功能。 「創新中心的擴建新樓啟用，不僅是企業自身研發能力的升級，更是創新藥全球化的重要一步。」百濟神州方面表示，在靶點發現與驗證階段，創新中心將依託生物平臺和轉化科學研究平臺，結合大數據分析與AI技術，加速新靶點的挖掘與驗證。 這也是眾多在北京加碼布局的企業縮影。 禮來、輝瑞、拜耳等8家知名國際醫藥企業在北京新設研發或創新機構；2025年3月，跨國醫藥企業阿斯利康與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完成籤約，將在北京投資25億美元，建立第六個全球戰略研發中心以及高標準產業化項目，這成為近三年來北京生物醫藥領域最大的單筆投資。 「押注」的背後是政策利好給的底氣。 今年早些時候，《北京市支持創新醫藥高質量發展若干措施 (2025年)》對外公布，32條舉措進一步加強對創新藥械研、產、審、用全鏈條政策支持。 在加強創新醫藥投融資支持方面，文件明確提出要構建500億元規模醫藥健康產業基金。新設100億元規模醫藥併購基金。發揮好市級200億元、區級100億元兩級生物醫藥投資基金協同作用。鼓勵商業保險公司設立創新醫藥投資基金，吸引各類社會資本參與，帶動100億元以上規模社會基金投資醫藥領域。 此外，北京還鼓勵企業在京設立人工智慧研發中心，加強數據需求對接，開展人工智慧賦能新靶點發現、新機制探索、化合物篩選、病例隨訪等研究。 2024年，北京全市醫藥工業規上企業達到436家；截至2024年底，北京市第二、三類醫療器械註冊數量分別為7023個和2628個，居全國前列；近5年，北京獲批創新醫療器械數量58個，佔全國四分之一，位居全國榜首…… 醫藥領域創新的「北京方案」正顯現成效。(完)
理論與實踐 育兒補貼制度的時代意義及其完善途徑 我國長期以來以困境兒童及其家庭為主的兒童福利制度出現了明顯拓展，由補缺型向補缺與普惠相結合的組合普惠型邁進的趨勢有所體現。 ——————————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日前聯合印發《育兒補貼制度實施方案》，規定從2025年1月1日起對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生育的3周歲以下嬰幼兒，發放每年每孩3600元的國家基礎標準育兒補貼，至其年滿3周歲。這是我國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民生領域首次採取大規模、普惠式、直接性的資金發放形式來實施惠民舉措，展現出國家高度關注生育問題並有力紓解家庭在育兒領域急難愁盼的堅定決心。 現代化國家在既往的工業化過程中都會普遍面臨生育率走低問題，各國通常會在生育率下行時期採取各類政策手段以降低其下降的幅度與速度。其中，最有力、最常見、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的建設。該政策體系一般包括三項具體的制度安排：一是以生育補貼、稅收減免、信託基金為代表的現金轉移支付制度，它側重於以資金形式對育兒家庭進行直接的經濟補償；二是以產假、育兒假為代表的育兒休假制度，它側重於為育兒者提供充裕的照料機會；三是以公共託育、學前教育、嬰幼兒免疫、早期發展探視、家庭教育指導、殘障兒童康復照料為代表的基本公共服務，它側重於為有兒童家庭提供專項服務支持——國務院辦公廳近日印發的《關於逐步推行免費學前教育的意見》，即屬於這個類別。 各發達國家普遍形成了資金、假期、基本公共服務相銜接的一攬子組合型生育支持政策。隨著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的逐步完善以及國家財政投入的增長，一些現代化國家的生育狀況的確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例如，美國、英國、瑞典等國家近20年的總和生育率長期維持在1.9-2.1左右的水平，法國、比利時、荷蘭等國家的總和生育率，甚至在近20年裡從1.6-1.7增長至1.8-2.0。 就我國而言，「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和激勵機制」「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已成為解決現階段少子化問題的關鍵舉措。實踐中，有關生育支持政策的建設在黨中央、國務院的高度重視下有序推進，中央和地方政府不但堅持了原有的針對特殊困難家庭的臨時/長期監護服務、收養寄養服務、康復服務、關愛保護服務等，還陸續針對普通家庭形成了個人所得稅抵扣、生育假、公共託育、嬰幼兒免疫、普惠性學前教育等制度支持，並在資金保障、信息協同、檔案管理、協調機制、基層服務隊伍建設方面給予了諸多配套。此次育兒補貼，不但是國家堅定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和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的生動體現，也是在民生保障領域中切實展現「投資於人」理念以及提升惠民體感溫度的標誌性事件。 具體而言，我國建立實施育兒補貼制度的時代意義主要有四點：首先，這開創了兒童福利制度乃至民生保障領域普惠型政策的先河，反映出國家充分利用惠民政策來打贏應對少子化風險關鍵戰役的堅定決心。其次，顯示出我國正在對普通家庭過重的育兒經濟負擔及家庭照顧赤字進行主動有為的幹預。第三，標誌著我國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在形式結構上補齊了短板，資金、假期與基本公共服務三種形態的政策工具箱已經初步齊備。最後，它標誌著我國長期以來以困境兒童及其家庭為主的兒童福利制度出現了明顯拓展，由補缺型向補缺與普惠相結合的組合普惠型邁進的趨勢有所體現。 當然，也必須正視我國育兒補貼制度的建立實施尚處於摸索階段，仍然需要在未來重視三大問題：一是要注重育兒補貼的持續、穩步增長。考慮到我國經濟發展水平與兒童規模，此次育兒補貼在年齡範疇上確定為嬰幼兒、在補貼額度上相對較低，與已有現代化國家普遍全周期、高標準的兒童津貼尚有一定差距，未來仍然需要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而穩步增長。二是要注重育兒補貼的地方差異。此次育兒補貼為部分地方政府提高標準留有一定餘地，但在政策監管過程中也要注意防止少量經濟發達地區的標準過高或標準增長過快，防止人為造成社會保障水平的參差不齊並進而影響我國區域人口增減的大局。三是要注重育兒補貼與其他政策工具的協同使用。從日韓等國的經驗來看，育兒補貼制度的建立實施並不意味著生育率會在短期內快速提高，它不但具有一定的政策滯後性，也與其他政策工具以及多重工具組合的配套協調有關，因此，育兒補貼制度仍然需要納入全生命周期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中去綜合考量，以設計出生育支持的最佳方案。 (萬國威，作者系華東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臨床社會工作研究中心主任)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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