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棕櫚」裡品新奇特優熱帶水果：仿佛「劉姥姥進大觀園」
2025-11-23 23:13 6,862次浏览南京8月14日電 題：這群外籍醫護人員為何在南京大屠殺時選擇留下？ ——專訪南京鼓樓醫院院長於成功 記者 鍾升 近期，電影《南京照相館》熱映，將南京大屠殺期間金陵大學鼓樓醫院(現南京鼓樓醫院，以下簡稱「鼓樓醫院」)中外醫護人員救治中國傷員的歷史再度呈現於大眾面前。 1938年5月1日，南京鼓樓醫院留守醫護人員與收治傷員合影。鼓樓醫院供圖 1937年日軍侵佔南京後，位於南京安全區中的鼓樓醫院成為大屠殺期間唯一能救治中國難民的戰火中的醫院。選擇留守醫院的外籍醫護人員與中國同事一道，冒著生命危險，夜以繼日救助遭受日軍暴行的傷者。 為什麼鼓樓醫院能成為南京城中的人道救治孤島？院內的中外醫護人員付出了哪些努力？今天，如何傳承與發揚這份精神？南京鼓樓醫院院長於成功近日接受「東西問」專訪，作出解答。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記者：為什麼鼓樓醫院成為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期間唯一能救治中國難民的戰火中的醫院？ 於成功：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這場勝利不僅屬於中國，更屬於全世界一切捍衛和平與正義的人們。抗日戰爭期間，許多愛好和平、維護正義的海外友人、國際組織，給予中國大量援助，如加拿大的白求恩醫生、印度的柯棣華醫生。在南京大屠殺期間的金陵大學鼓樓醫院，也有一批外籍醫護人員冒險堅守、救治傷員，他們的事跡令人敬佩。 1892年，在加拿大籍醫生威廉姆·愛德華·麥克林(William E. Macklin)主持下，鼓樓醫院的前身「基督醫院」建成。這是中國最早的西醫院之一，後更名為「金陵大學鼓樓醫院」。由於其教會醫院的背景及緊挨金陵大學的地理位置，鼓樓醫院被劃入南京國際安全區，成為南京大屠殺期間唯一對平民開放的醫院，也是當時南京唯一的醫療救助機構。 居住在鼓樓醫院附近的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約翰·拉貝(John Rabe)曾在《拉貝日記》中寫道：「路燈熄滅了，在夜幕中，可以看見傷員在街道上蹣跚，沒人去幫助他們，已經沒有醫生、衛生員和護理人員了，只有鼓樓醫院的幾個正直的美國醫生還在堅持著。」 在南京城最緊急的近3個月中，鼓樓醫院是當地平民唯一的生機和希望。2004年，曾在此接受救治的南京大屠殺倖存者李秀英於彌留之際，儘管意識模糊，還反覆囑咐家人要送自己到鼓樓醫院。對鼓樓醫院的感激與信任，老人至死不忘。 南京大屠殺後期，鼓樓醫院不單是醫療救助的提供者，還擔負了衛生防疫、社會援助以及重建醫療系統的責任，譬如為難民發放藥物、接種疫苗等。在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委員會的協助下，鼓樓醫院還開設了3個院外的難民診所。 整個南京大屠殺期間，鼓樓醫院施行的是救濟性質的醫療服務，不收費或僅象徵性收取極少費用。 鼓樓醫院院史館內，展示了大屠殺期間留守鼓樓醫院的中外醫護人員介紹。記者 鍾升 攝 記者：以羅伯特·威爾遜(Robert O. Wilson，中文名「韋如柏」)醫生為代表的鼓樓醫院中外醫護人員為什麼選擇留在南京？他們克服了哪些艱辛，發揮了什麼作用？ 於成功：1906年，羅伯特·威爾遜出生於南京的一個美國傳教士家庭，他的童年和少年時光都在南京度過。在美國哈佛醫學院獲得博士學位後，威爾遜於1936年攜妻子再度回到南京，成為鼓樓醫院的一名外科醫生。 日軍攻佔南京前夕，威爾遜醫生沒有響應美國政府的撤僑通告，而是選擇冒險留在南京。作為南京大屠殺期間鼓樓醫院唯一的外科醫生，威爾遜醫生和他的同事一道，拯救了無數南京市民的生命。他在日記中寫道：「(12月15日)150例病人中只有10例屬於內科和產科，其餘都是外科……昨天我寫道我已做了11例手術。今天我做了10例，並查看了病房。」李秀英正是經過威爾遜醫生的救治，在被日軍連刺37刀的情況下奇蹟般倖存。 不僅是威爾遜醫生，特裡默、布萊迪、鮑恩典、海因茲、麥卡倫，這些外籍醫護人員在高強度工作之外，還要冒著生命危險與日軍交涉、周旋，制止日軍暴行、保護中國平民。在化作人間煉獄的南京城，他們始終堅持著。 除了外籍醫護人員，也有一批勇敢的中國員工留守在鼓樓醫院。後期還有多位中國醫護人員應募而來，如作為威爾遜醫生醫療助理的中國醫生周紀穆。他們為同胞帶去溫暖和希望，他們都是英雄。 南京大屠殺期間，美國傳教士約翰·馬吉(John Magee)拍攝下鼓樓醫院救治受害者的影像，與醫護人員的記錄一道成為控訴日軍暴行的鐵證。值得一提的是，1946年，威爾遜醫生自費前往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成為第一個出庭作證、揭露日軍暴行的證人。 2019年12月13日，國家公祭日的「燭光祭·國際和平集會」上，梅根·布萊迪演唱《感同身受》。她的曾祖父理察·布萊迪是當年堅守鼓樓醫院的醫護人員之一。記者 泱波 攝 記者：如何銘記這段歷史，傳承與發揚這份精神？ 於成功：中國人民重情重義，不會忘記外國友人在危難中的幫助。抗戰勝利後，威爾遜醫生等人獲得了中國政府嘉獎的「採玉勳章」。威爾遜醫生離開南京時，市民們贈送了他一塊刻有「愛眾親仁」的牌匾作為感謝，鮑恩典也獲贈了一面「慈善為懷」的綢緞錦旗。2017年，羅伯特·威爾遜醫生紀念碑在美國落成，數百名來自中國和美國的民眾在揭幕當天前往紀念。 如今，鼓樓醫院的院史館是南京市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其中專門闢有一部分講述這段歷史，讓人們銘記歷史、傳承先輩跨越國界的國際人道主義精神。每年國家公祭日前夕的「重走安全區」活動，民眾也會來到鼓樓醫院了解這段歷史。省市相關組織多次邀請威爾遜醫生等友人的後人回到南京，在鼓樓醫院等處訪問。2024年12月12日，威爾遜醫生的後人與周紀穆醫生的後人在鼓樓醫院重逢，兩人彼此擁抱，立志把祖輩在南京大屠殺期間無私奉獻、救死扶傷的精神世代傳承下去。 2015年，威爾遜醫生的三位兒女重訪鼓樓醫院。鼓樓醫院供圖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鼓樓醫院與美國、加拿大、非洲等海外醫療機構保持緊密交流。這些海外同行來醫院交流訪問時，也通過這一窗口了解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真相。例如，泰國詩裡拉吉醫院醫生在與鼓樓醫院開展傳統醫藥合作過程中，了解到這段歷史，後續又專門派出代表團來到醫院，就這一段歷史進行訪問交流。 鼓樓醫院也積極參與援外醫療工作。醫院組建的第17期援桑給巴爾醫療隊全體隊員獲當地頒發的金質獎章，被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授予「全國援外醫療工作先進集體」榮譽稱號；第18期援蓋亞那醫療隊，被蓋亞那衛生部授予傑出貢獻獎。 八十多年前，鼓樓醫院的中外醫護同仁在中國的土地上救死扶傷。今天，中國與各國攜手，緬懷歷史，共同維護世界和平發展，弘揚人道、博愛、無私奉獻的精神，一道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完) 受訪者簡介： 於成功。 受訪者供圖 於成功，南京鼓樓醫院院長，醫學博士、主任醫師、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兼任南京醫學會副會長，江蘇省中西醫結合消化病學會副主任委員，中國醫藥教育協會炎症性腸病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等職。主要從事消化系疾病的診斷與治療，擅長炎症性腸病的中西醫免疫治療，消化道腫瘤早期診治以及疑難病的診治。承擔主持課題16項，發表論文160篇，其中SCI收錄論文40餘篇，主編專著4部。
閱讀提示 用人單位有權了解勞動者與勞動合同直接相關的基本情況，但是，開展背景調查應確保流程標準、渠道合規，遵循私權侵入最小化、必要性、非歧視原則。 「因為背調結果顯示『黃燈』，我們無法進行下一步了。」 不久前，應聘某食品公司的羅女士，突然接到該公司HR發來的這則不予錄用通知。經過反覆溝通，羅女士才得知自己被背調公司標為「黃燈」的原因——「有過訴訟記錄」「曾經是被告」，羅女士告訴《工人日報》記者。 近年來，背調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招聘流程中，在有的背調中出現了訴訟記錄、婚戀情況、職場「緋聞」等信息。多位受訪專家呼籲，用人單位開展背調須遵循私權侵入最小化、必要性、非歧視原則，同時明確法律邊界與公德邊界，保護求職者個人隱私，保障勞動者合法權益。 因有訴訟記錄，背調「亮黃燈」 「接到背調結果時人是懵的，想了很久都沒想到我什麼時候成過被告。」羅女士告訴記者，她後來推斷出唯一可能的訴訟記錄，「2018年，我們小區的業主跟物業有過糾紛。當時物業公司起訴了很多業主，估計我也是其中之一。」 後來，羅女士查閱案件公開信息發現，該案中，自己的確被列入了被告名單。最後，羅女士放棄了入職該食品公司的機會。 記者了解到，一些背調公司受用人單位委託對求職者開展背調，並在背調報告中標註「綠燈、藍燈、黃燈、紅燈」，以此代表求職者的「風險」由小至大。在上海市金山區人民法院近日審結的一起勞動糾紛案中，求職者張先生也因有訴訟記錄被用人單位拒絕錄用。 2024年4月，張先生接到一家軟體開發公司的錄用函。在與原公司辦理離職交接手續後，張先生在軟體開發公司旁租房、租車位，積極為入職做準備。 讓張先生未曾料到的是，當月，該軟體開發公司突然聯繫他，表明公司需要背調結果為「綠燈」或「藍燈」的候選人，而張先生的背調結果是「黃燈」，不符合其錄用標準。 後來，張先生從背調公司處得知，自己拿到「黃燈」評價的原因是其存在訴訟記錄。對此，張先生提出異議稱，訴訟記錄是其曾因被騙取錢財而發起的維權訴訟，且自己是原告。此後，背調公司將張先生的背調結果改為「藍燈」，但該公司仍以原理由拒絕錄用。 「誠信是勞資關係的基石，訴訟記錄本身並非拒絕錄用的正當理由。」對於該案，上海市金山區人民法院法官楊鋒分析認為，訴訟作為法律賦予公民的基本權利，不僅是解決糾紛的司法途徑，更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機制。 「勞動者若因行使訴訟權利而被拒絕錄用，等於變相剝奪了勞動者維護權益的法律救濟途徑，使得勞動者在就業與維權之間進退兩難。」楊鋒說。 最終，法院經審理認為，軟體開發公司的上述行為違背誠信原則。綜合考慮張先生支出的房租等費用，並結合後續張先生入職的工資報酬酌定的失業賠償，判處該公司向張先生賠償1.32萬元。 背調信息應與勞動合同直接相關 用人單位開展背調有何依據和意義？北京中首律師事務所主任胡勝國表示，依據勞動合同法等法律法規，用人單位有權了解勞動者與勞動合同直接相關的基本情況，勞動者應當如實說明，「其目的主要是降低用工風險，保障用人單位利益」。 在背調程序方面，北京澤盈律師事務所律師林屾提出，開展背調的相關主體應遵循6大程序，分別為籤署授權、確定範圍、多源驗證、結果反饋、加密存檔、到期銷毀，以此確保流程標準、渠道合規。 記者梳理公開案例發現，司法實踐中，一些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因背調提供的個人信息範圍、真實性、客觀性等產生爭議。 因前同事的一句「生活作風存在問題」評價被寫入背調報告，求職者王先生入職新單位後每月工資減少約5000元。該案訴至北京市豐臺區人民法院後，法院認為，案涉背調公司在未確認王先生前同事所述內容是否屬實的情況下，直接給其標註「黃燈」，並將該信息寫進背調報告，導致其名譽受損、社會評價降低。最終，法院判決背調公司停止侵權，向王先生賠禮道歉、恢復名譽，並賠償精神損害撫慰金。 「背調不能侵犯個人隱私權，須遵循私權侵入最小化原則。」胡勝國指出，相關主體應通過個人授權和法律規制兩個程序保障權利侵入最小化，即沒有勞動者授權不得調查，即使獲得授權也應遵守民法典和個人信息保護法等規定。 在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勞動經濟學院教授範圍看來，用人單位開展背調還須遵循必要性原則、非歧視原則。「必要性原則是指基於招聘必要進行背調，搜集、調查的信息也是基於招聘崗位的需要，且與勞動合同直接相關。此外，用人單位不得利用搜集的信息對勞動者作出歧視性的僱傭決策。」他說。 明確背調法律邊界與公德邊界 對於用人單位開展背調的邊界，林屾提出，應考量兩個標準下的邊界定義，即「法律邊界」與「公德邊界」。 林屾進一步分析稱，在「法律邊界」方面，可依據個人信息保護法確立的「最小必要原則」這一導向原則。一方面，「最小」指的是信息範圍，即法律僅允許開放最小限度的、與公共生活相關的、可能與他人和服務對象有必要關聯的個人信息，「所有的商業調查行為，均須在這個範圍內開展」。另一方面，「必要」是指信息相對必要，對調查者的權限做出限制。 對於「公德邊界」，在林屾看來，用人單位和背調機構在開展背調時應最大程度地保護被調查者的社會性利益。 範圍建議，勞動行政部門應明確背調具體規範，包括調查前提、調查獲取信息的範圍、調查獲取信息的引用等。此外，對於濫用背調等違法行為，應該依法追究其法律責任。「對於用人單位濫用背調、侵害求職者勞動就業權的，應該對求職者的權益予以保障，如認定用人單位違法拒絕錄用的締約過失責任等。」他說。 「可以利用區塊鏈存證、算法歧視治理等方式強化監管技術的應用。」林屾舉例稱，比如應強制授權書、調查過程上鏈固化，供勞動監管部門實時查驗，同時要求用人單位公開AI背調模型邏輯，防止關於年齡、性別等的隱性歧視。 此外，林屾提出，對於不同用途的背調行為可採取的手段、可提供給需方的信息，可以實施精細化的分類、分級管理。與此同時，確保勞動者擁有信息刪除權。通過立法明確勞動者離職後可要求相關主體刪除背調數據，用人單位亦需設立自動清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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