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丨何志鵬：「兩山」理念蘊含怎樣的環境權觀念？
2025-11-02 11:00 8,371次浏览在中國穩步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新時代背景下，培養能夠適應變革、創造未來的複合型經貿人才，已成為服務國家戰略與區域發展的重大需求。山東財經大學國際經貿學院主動回應時代需求，積極探索並創新高質量數智經貿人才培養模式。 立足國家戰略導向，緊密對接區域經濟社會發展需求，山東財經大學國際經貿學院以中國根基、全球視野、數智素養、戰略思維為特色育人導向，不斷突破傳統路徑依賴，率先提出「五力驅動(DPLIC)」數智經貿人才培養理論並深入實踐「五力驅動、數貿深融、多元協同」的人才培養新模式。學院依託山東省本科教學改革研究重點項目「思政引領、需求驅動、三維聯力：數字貿易拔尖創新人才培養模式與實踐」(編號：Z2023042)，持續檢驗深化人才培養新模式、創新完善育人新理論，改革育人實踐，彰顯了學院在新時代經貿人才培養領域的創新性探索。 五力驅動 鑄就複合人才新體系 山東財經大學國際經貿學院實現了人才培養目標的系統躍升，突破傳統知識傳授框架，構建了「五力驅動」複合能力目標體系。學院創建定義了數智時代經貿人才的核心能力維度：數智融合力(D)強調數智元素與經貿理論的深度融合，夯實專業根基；職業勝任力(P)聚焦實踐應用與解決複雜實際問題的實戰能力；持久學習力(L)旨在培養知識技術快速迭代環境下的高效獲取、更新與終身學習；創新驅動力(I)著重塑造洞察新場景、探索新模式新業態的突破思維；全球競爭力(C)著力提升參與高水平國際合作與競爭的全方位實力。這5項核心能力形成有機循環、相互賦能的成長生態——紮實的數智融合力為創新與勝任提供基石，持續的持久學習力驅動勝任力與創新力的精進，創新驅動力與學習力共同促進知識向價值的有效轉化，而全球競爭力成為整合、應用與聯動其他四力的國際舞臺，為培養面向未來的經貿人才提供了能力導航。 數智深融 知行合一拓展育才新高度 為實現「五力驅動」目標，山東財經大學國際經貿學院開創了數智素養、經貿理論與實踐深度融合的特色育人路徑。學院將家國情懷、責任擔當等核心價值觀塑造貫穿人才培養全鏈條，築牢能力發展的精神根基。在專業知識獲取上，學院系統性重構理論教學體系，編寫《數字貿易學》等前沿「數字+」系列教材，在專業培養方案中嵌入大數據分析、人工智慧應用等核心模塊。同時，對《國際經濟學》《國際貿易實務》等30餘門核心課程進行數智化升級，更新教學資源並研發聚焦數字貿易前沿的案例庫，夯實「數智+經貿」融合基礎，顯著提升學生的融合力、勝任力與學習力。在實踐能力錘鍊上，學院打造多層次場景化實戰平臺，依託高質量數智經貿實驗室及虛擬仿真平臺，開展沉浸式實訓，強化職業勝任力與全球競爭力。通過校企共建基地、深入合作跨境電商產業園，開展真實項目運營與孵化創新創業成果，在實戰中激發創新驅動力與鍛造競爭力。此外，學院組織學生廣泛參與「網際網路+」「挑戰杯」等高水平競賽，開展4大專題調研，定期發布《數字貿易簡報》《國際經濟發展合作簡報》，引導學生在第二課堂中活化知識、拓展視野、培養「五力」。 多元協同 聯動築基育才新格局 為確保「五力驅動」體系高效運行，山東財經大學國際經貿學院同步構建了多維協同的支撐生態。在產教融合維度，學院聚合高能級平臺資源，牽頭成立數字貿易與國際合作現代產業學院，實現人才培養與產業前沿的無縫對接，全面提升學生的職業勝任力與場景化創新力。在國際化拓展維度，學院織密國際合作網絡，與美、英、法等國家60餘所知名高校建立合作，暢通雙學位、交換生、短期訪學及國際在線課程渠道，並通過高層次國際化人才培養項目資助學生赴國際組織實習，有效提升全球競爭力與跨文化溝通力。在師資建設維度，學院實施「師資培優工程」提升教師素養，通過「三師聯動」模式匯聚學界與業界智慧，打造支撐「五力驅動」目標的師資隊伍。在機制協同維度，學院通過政產學研用戰略合作明確育人責任共同體，依託「教學質量躍升行動」建立以學生發展為中心、師生互評共進的教學質量優化機制，為「五力」協同發展與人才質量提升提供長效制度保障。 山東財經大學國際經貿學院以「五力驅動」模式，成功破解傳統經貿人才培養與數智時代需求的脫節難題，打造了全國高校同類專業轉型樣板。學院培養的厚植經貿底蘊、具備數智素養和全球競爭力的複合型經貿人才，正成為服務「數字中國」建設與全球數字貿易發展的重要力量。(方 慧 李 真)
北京8月10日電 題：學者史海鉤沉十五年再現鄭振鐸抗戰期間搶救珍本古籍 記者 應妮 歷時十五年深入日本各大圖書館、藏書機構，挖掘眾多日方視角的新文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吳真完成了著作《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重現一介書生鄭振鐸在1937年至1945年留守上海的日常生活史，講述他在深陷被敵偽追捕、生計無著的極端環境中，如何為國家搶救珍本古籍周旋於各方勢力之間，堅守在文化抗戰的第一線。 日前接受記者專訪時，吳真坦言這本書的寫作思路是書籍史角度下的文化抗戰。「書籍同樣是戰爭的受難者，從中可以看到書籍和人的命運的共振。」 鄭振鐸個人資料照片。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為什麼聚焦鄭振鐸？ 2009年，吳真在日本東京大學做研究期間偶然看到一條日寇隨軍記者關於戰時搜集與匯總中國珍稀圖書的記載，激發了她探究抗戰時期中國古籍遭受「書厄」的好奇心，並隨之不斷積累資料。其中一個重要個案是在1938年，稀世孤本《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驚現於亂世，幾經易手，最終在鄭振鐸的努力之下收歸國有，她由此將目光聚焦在這位文化大家身上，再延展到以鄭振鐸為中心的、以往少為人知的地下文獻保護工作。 事實上，淞滬會戰爆發，時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的鄭振鐸面臨著抉擇：走，還是不走？他任教的暨南大學依然堅持在上海辦學，而且他的家裡上有老祖母、下有剛剛出生的小兒子，全家十口人一起撤退不太現實。他決定，不躲、不逃、不撤退，留居上海，等待天亮。 吳真告訴記者，面對日軍的文化暴行，鄭振鐸意識到自己應該有所作為，他為自己選擇的報國途徑是「收異書於兵荒馬亂之世，守文獻於秦火魯壁之際」。 這一決定並非抗戰時期一般知識分子認為應該擔負的責任，而是鄭振鐸自覺承擔起來的文化責任。站在更深遠的人類文明長河中拼命打撈這些古籍文物，鄭振鐸認為文物古籍散佚了就不可復得，毀滅了就無從彌補。吳真指出，當責任落到個人的肩膀上，而且還是在上海「孤島」苦守的個人身上時，又多加了一層「萬一失敗則成罪人」的歷史負擔。 《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書影。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暗鬥」既是一個人的抗戰，也是一幅書生報國的文化群像。作者將形形色色的人物置於抗戰風雲之下，又串聯起一部由鄭振鐸勾連起的抗戰群像史：開明書店文人圈、「文獻保存同志會」、唐弢、許地山，一同搭建了購買、貯藏、運輸、保存的線路，也構成了互相幫扶、沉默抵抗的團體。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該書還披露了2023年面世的鄭振鐸1939年日記的內容，為理解其抗戰生活提供了更完整的鮮活資料。 鄭振鐸寫於1949年的文章曾總結：「抗戰中為國家得宋元善本明清精槧一萬五千餘種。」事實上，「一種」古籍可能是幾十冊，也可能是上百冊。「通過這些年的研究，根據不同數據來源，我的統計是這一萬五千餘種大約是6萬冊」，吳真引用鄭振鐸《求書日錄》中的話，「我從劫灰裡救全了它，從敵人手裡奪下了它……我在躲藏裡所做的事，也許要比公開的訪求者更多更重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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