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州黔西：十裡田疇稻花香
2025-11-04 01:04 4,173次浏览近日，在湖南省張家界市桑植縣洪家關白族鄉，來自致公黨省市組織的一行人帶著大包小包捐贈物資，在印有「同心聚力·情暖洪家關」的橫幅下拍攝了一張合影，將同心「和美湘村」建設基層行活動定格在影像裡。畫面之外，這個夏天，從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到推進鄉村全面振興，湖南致公黨各級組織秉持「致力為公」優良傳統，在廣闊鄉村貢獻「同心之力」。 張家界：從3座「致公橋」到同心「和美湘村」 同心「和美湘村」建設行動是湖南省統一戰線推進鄉村全面振興的重要舉措。根據相關工作安排，由湖南省民宗委為牽頭單位、致公黨湖南省委會為支持單位、2家工商聯企業為幫扶單位對口聯繫桑植縣洪家關白族鄉龍鳳塔村，開展同心「和美湘村」建設行動。 8月1日的「基層行」正是該行動框架下的行程。當天，致公黨湖南省委會向洪家關白族鄉中小學捐贈價值3.5萬元人民幣教學物資，6名醫療專家在鄉衛生院為鄉親們義診，來自司法、教育領域的專家開展了關于禁毒及未成年人保護主題的講座……一行人還到該鄉龍鳳塔村考察調研，為「下次再來」做足功課。 8月1日，致公黨湖南省委會、張家界市委會在張家界市桑植縣洪家關白族鄉開展同心「和美湘村」建設基層行活動。圖為團隊中的醫療專家為鄉親們義診。受訪者供圖 桑植縣位於湘西北武陵山脈腹地，是革命老區和民族地區。致公黨湖南省委會與桑植縣結緣，可追溯至30多年前。致公黨張家界市委會相關負責人介紹道，從1993年開始，致公黨湖南省委會就在桑植縣開展扶貧工作。2000年，致公黨湖南省委會將桑植縣劉家坪白族鄉雙溪橋村作為扶貧開發試點村，幫助當地發展產業，改善基礎設施。 致公黨湖南省委會原副主委駱偉是早期參與扶貧工作的親歷者。他曾回憶，2001年致公黨湖南省委會籌資10萬元，在村裡3條溪流上建了3座石橋，村民到縣城的路程從一整天縮短為2個小時。村民將這3座橋命名為「致公橋」，還寫下一副對聯掛在橋拱上：「雙溪橋、致公橋，橋橋相連通大道；共產黨、致公黨，多黨合作為人民。」 7月31日，致公黨嶽陽市委會在平江縣虹橋鎮高橋村開展「致公光影行」活動。受訪者供圖 嶽陽：鏡頭裡的抗戰史和鄉村新貌 7月底，致公黨嶽陽市委會南湖總支走進嶽陽市平江縣虹橋鎮高橋村，開展「致公光影行」活動，為村裡老人拍攝照片。 「致公光影行」活動起源於9年前，拍攝對象包括山區「空巢老人」、抗戰老兵、歸僑僑眷等。2021年，致公黨嶽陽市委會走進平江縣上塔市鎮黃橋村。村中清代建築群「黃泥灣大屋」在抗戰時期被徵用為戰地醫院，8名墜機受傷的美國飛虎隊成員曾在此治療，300多名因傷重不治而犧牲的抗日將士長眠於附近的無名烈士墓。當天活動中，在寫著「本此針砭藥石，戰勝倭寇病魔」「要再痛定思痛，不忘裹創殺敵」等抗戰標語的斑駁牆壁前，攝影師們帶著敬意，按下快門，定格抗戰老兵泛起皺紋的笑臉。 如今，「致公光影行」服務範圍擴展到更多普通村民。鏡頭記錄鄉村的歷史，也記錄了鄉村新氣象。致公黨嶽陽市委會希望通過光影定格，讓美麗鄉村被更多人看見，吸引更多的人來助力鄉村振興，共建同心美麗鄉村。 致公黨湘潭市委會舉辦「田埂花開」特色致公班，助力鄉村文化振興。受訪者供圖 湘潭：鄉村美育之花在田埂盛開 同樣在今年7月，鄉村美育公益活動「田埂花開」特色致公班連續第四年開課。活動為期11天，由致公黨湘潭市委會、中共湘潭市雨湖區委統戰部等單位聯合舉辦。來自多家名師工作室的音樂教師和湖南師範大學文學院的師生在雨湖區姜畲鎮梅花學校開設音樂、閱讀寫作、傳統文化體驗、創意手工等課程。 「田埂花開」致公特色班始於2022年，初衷是將優質藝術教育資源帶給更多鄉村孩子，以助力鄉村振興。首場「送一串音符到田埂」音樂助學活動中，致公黨湘潭市委會向雨湖區金陵華銀小學捐贈100支陶笛，並每周安排專業教師教孩子們演奏陶笛；「田埂花開」美術助學活動不僅有專業畫家授課，還在專業美術館舉辦鄉村學校公益美術展；「田埂花開，微光築夢」三下鄉助學活動與師範院校合作，開設舞蹈、音樂、繪畫、手工、武術等課程，豐富鄉村學校孩子的暑期生活。 「在推進教育均衡過程中，保障每個孩子特別是農村孩子的應有權益，需要各方共同參與。」致公黨湘潭市委會相關負責人表示，希望通過「田埂花開」公益活動為鄉村美育探索更多「打開方式」，讓孩子們綻放屬於自己的光芒，為統一戰線助力鄉村文化振興貢獻力量。(完)(《中國新聞》報記者 程小路 報導)
北京8月10日電 題：學者史海鉤沉十五年再現鄭振鐸抗戰期間搶救珍本古籍 記者 應妮 歷時十五年深入日本各大圖書館、藏書機構，挖掘眾多日方視角的新文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吳真完成了著作《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重現一介書生鄭振鐸在1937年至1945年留守上海的日常生活史，講述他在深陷被敵偽追捕、生計無著的極端環境中，如何為國家搶救珍本古籍周旋於各方勢力之間，堅守在文化抗戰的第一線。 日前接受記者專訪時，吳真坦言這本書的寫作思路是書籍史角度下的文化抗戰。「書籍同樣是戰爭的受難者，從中可以看到書籍和人的命運的共振。」 鄭振鐸個人資料照片。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為什麼聚焦鄭振鐸？ 2009年，吳真在日本東京大學做研究期間偶然看到一條日寇隨軍記者關於戰時搜集與匯總中國珍稀圖書的記載，激發了她探究抗戰時期中國古籍遭受「書厄」的好奇心，並隨之不斷積累資料。其中一個重要個案是在1938年，稀世孤本《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驚現於亂世，幾經易手，最終在鄭振鐸的努力之下收歸國有，她由此將目光聚焦在這位文化大家身上，再延展到以鄭振鐸為中心的、以往少為人知的地下文獻保護工作。 事實上，淞滬會戰爆發，時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的鄭振鐸面臨著抉擇：走，還是不走？他任教的暨南大學依然堅持在上海辦學，而且他的家裡上有老祖母、下有剛剛出生的小兒子，全家十口人一起撤退不太現實。他決定，不躲、不逃、不撤退，留居上海，等待天亮。 吳真告訴記者，面對日軍的文化暴行，鄭振鐸意識到自己應該有所作為，他為自己選擇的報國途徑是「收異書於兵荒馬亂之世，守文獻於秦火魯壁之際」。 這一決定並非抗戰時期一般知識分子認為應該擔負的責任，而是鄭振鐸自覺承擔起來的文化責任。站在更深遠的人類文明長河中拼命打撈這些古籍文物，鄭振鐸認為文物古籍散佚了就不可復得，毀滅了就無從彌補。吳真指出，當責任落到個人的肩膀上，而且還是在上海「孤島」苦守的個人身上時，又多加了一層「萬一失敗則成罪人」的歷史負擔。 《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書影。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暗鬥」既是一個人的抗戰，也是一幅書生報國的文化群像。作者將形形色色的人物置於抗戰風雲之下，又串聯起一部由鄭振鐸勾連起的抗戰群像史：開明書店文人圈、「文獻保存同志會」、唐弢、許地山，一同搭建了購買、貯藏、運輸、保存的線路，也構成了互相幫扶、沉默抵抗的團體。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該書還披露了2023年面世的鄭振鐸1939年日記的內容，為理解其抗戰生活提供了更完整的鮮活資料。 鄭振鐸寫於1949年的文章曾總結：「抗戰中為國家得宋元善本明清精槧一萬五千餘種。」事實上，「一種」古籍可能是幾十冊，也可能是上百冊。「通過這些年的研究，根據不同數據來源，我的統計是這一萬五千餘種大約是6萬冊」，吳真引用鄭振鐸《求書日錄》中的話，「我從劫灰裡救全了它，從敵人手裡奪下了它……我在躲藏裡所做的事，也許要比公開的訪求者更多更重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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