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組織的國家犯罪！侵華日軍細菌戰再添新罪證
2025-11-03 13:21 5,483次浏览這個暑假，「體育外賣」的授課方式正在一些城市興起：不少青少年上體育培訓班不用接送，家長們從手機上下單，教練帶著器材上門，最近的場地可能就在自己家樓下。 扛器材擠地鐵送「體育外賣」，對於在杭州工作的00後劉晨來說不算什麼，做上門教練以來，根據課程需要，他帶過跨欄、障礙桶、彈力帶、啞鈴等工具。這讓他常常惹人注目，在不同小區之間轉場總有人來問聯繫方式；小區上課現場，也有家長先是在遠處觀望，再來諮詢：「能不能拼團(課)？」 這種新型體育培訓模式吸引著一些年輕人投身其中。石家莊一家上門體育機構負責人孫文表示，目前不到30人的教練團隊跑不完全市的上門課程，所以公司還在持續招人，每天近百人通過招聘網站向他求職，但可能只篩出一兩個合適的教練。 他們帶著器械上門教體育 劉晨是一名前摔跤運動員，他所在的杭州市臨平區是2021年才成立的，離市中心較遠，不少雙職工父母自己都很難有空鍛鍊，更沒有時間陪著孩子去其他區的大機構進行體育培訓，但孩子的體育鍛鍊卻「拖不得」——肥胖、體能差、視力弱問題困擾著不少家長，「有的孩子下樓去買個東西，可能回來都會氣喘籲籲」。靈活、便利的「體育外賣」，於是應運而生。 孫文在石家莊從事體育培訓十餘年，有一家超過200平方米、面向青少年的運動場館，開始轉型時，「上門體育」這個名詞還沒有出現。現在，他的禹創體育團隊已經把「上門體育」作為主要業務。他解釋：「家長沒有時間來回接送孩子(到場館)，就會導致孩子的訓練頻率降低，斷斷續續的，效果不理想。」教練上門為家長減少了時間成本，而脫離場館，在綠植多的公園、小區運動，「視野開闊，運動狀態和心理是不一樣的」。 不同學段的體育測試，是當下很多家長為孩子下單「體育外賣」的一大原因。近年來，多地出臺政策對中考體育增加過程性考核，比如，北京各中小學校，將四、六、八年級學生的體質健康測試結果計入中考；河北則將七年級下學期至九年級上學期共4個學期的成績之和，作為過程性考核成績。 孫文稱，很多家長轉變了思路，不像之前，在體育測試前「臨陣磨槍」，平時訓練、提升成績的需求大幅度增加了，也不再滿足於原有的體育培訓模式。 北京樂時運動聯合創始人陳學利向中青報·中青網記者介紹，做「上門體育」的機構有些也是從體育場館轉型而來，開發「上門體育」線上平臺的僅兩三家。2024年年底「樂時運動」小程序上線，目前覆蓋了100多個城市，已有3000餘名專業教練入駐平臺。陳學利表示，做「上門體育」是一種輕資產創業，沒有場館這種重資產的投入，而且覆蓋範圍很大。「不像一個場館，只能覆蓋周邊10公裡左右範圍。教練直接對接家長，收入也比在場館高。」 這也是曲阜師範大學體育教育專業大二學生薛銳眼中，「上門體育」的吸引力所在，不拿「死工資」、工作自由，憑個人能力賺錢。他做過田徑、籃球、夏令營體育培訓兼職，從今年上半年開始做上門教練，組了一個4人團隊，正在考慮創辦公司。「發展得好，畢業就可以接著做下去。」他了解到，在山東濟寧曲阜這座縣級市，大型體育場館都離市中心較遠，但他們送課到客戶家樓下，家長「透過窗戶就能看到」。90分鐘的課程收費100多元，是當地家長能接受的價格。 陳學利介紹，「樂時運動」的上門體育課程定價與授課人數相關，但客單價比場館更低，一對一課程低40%左右，4-6人的班課則會低70%左右。「很多孩子願意一塊拼著去上課，這種團課在平臺上銷量非常好。」陳學利說，有家長發起拼團後，會把團課連結發到自己的小區群裡，為孩子尋找上課的「搭子」。 得益於輕資產投入，接受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採訪的「上門體育」從業者均表示，他們採取小課包或一次一付的收費方式。孫文介紹，他接觸的家長對傳統機構的「大課包」式預付消費心存顧慮，非常看重「上門體育」課程機構的穩定性。就像陳學利所說，一次一付的模式下，家長交完錢幾個小時以後，教練就上門來授課了。 面對新的市場需求，創業者們也在摸索。自媒體就是一個宣傳渠道，薛銳的團隊裡由他負責出鏡，拍攝帶孩子訓練的視頻，「有教練出鏡、指導的視頻流量，就會高一些」。通過和家長們的私信互動，薛銳得知一些體能測試的培訓需求很大，於是開始研究推出相關課程。 「南方沿海城市和北京，家長(對上門體育)接受度比較高，其他城市不少家長還是比較傳統，我們也在慢慢推廣，這需要有一個過程。」陳學利說。 上門體育「因地制宜」 暑假裡，清晨和傍晚是上課黃金時段，應家長要求，劉晨團隊的教練有的在早上6點上課，有的晚上10點半才下課，通常一天上4節課，下雨、颱風天就在小區地下層教。找到合適的場地不算困難。「新小區裡面配套都蠻好的」，跑道和體育廣場適合訓練。如果碰上老小區，劉晨會帶上孩子去附近的體育公園，通常走800米左右就能抵達。薛銳則習慣在每次課前「踩點」找好訓練場地，通常20分鐘以內能找到。 「在場館裡上課與上門去戶外上課，具體的實施、注意事項是有所區別的。」孫文說，教練首先會對場地的安全作一個判斷。場館內有運動地膠、周邊牆體有軟包，細微處都有保護設計，但「上門體育」需要靠教練選擇場地。「檢查周邊是否有高空墜物風險、稜角、過往車輛，這些都得注意到。」同時，戶外教學對教練的專業性要求更高，沒有地膠的情況下，跳躍的動作不規範，教練更要及時糾正，防止對孩子的膝蓋造成損傷。 在業內人士看來，場地需求與體育培訓項目密切相關。孫文以體測的立定跳遠項目舉例，教練會帶跳遠墊上門，對膝蓋起到緩衝作用，防止孩子受傷。而長跑訓練，由於未必能就近找到開放的標準跑道，則需要將訓練拆分：日常通過體能訓練提升心肺耐力、糾正跑姿，測試則必須去專業跑道。他希望更多運動設施向公眾開放，「無論對於上門體育，還是家長自己帶著孩子去運動鍛鍊，都是一種便利」。 在做夏令營教練時，薛銳第一次意識到，體育教育不是嚴肅的，而是有趣的，他在那次兼職裡學會如何融入孩子群體。「上門體育」往往是家長主導了課程報名，但孩子會慢慢喜歡訓練，也會在休息時和他分享喜歡的動漫角色和校園裡發生的事。 同一個項目也要根據目的來選擇上課方式。孫文談到：「比如籃球，如果要學專業的，我會建議去專業的室內場館，如果說把籃球當作興趣愛好，培養孩子的基礎能力，再穿插著體能訓練，我們可以說(上門)沒問題。」 劉晨覺得，體育不僅影響一個人的身體，更重要的是心理。他遇到過一個五年級體重已經有70多公斤的男孩，拍攝時男孩很抗拒鏡頭，也不願意訓練。於是，劉晨就和他約定不再用手機記錄，「就好好訓練，這一個半小時的時間就屬於我們倆」。現在，男孩在訓練後瘦了5公斤，慢慢喜歡上了運動。 除了喜歡給孩子上課之外，劉晨還希望「通過創業的方式，讓教練走進千家萬戶，讓受過專業訓練的人推廣體育」。 「體育外賣」也需品控 武漢體育學院教授、中國青少年體育與體教融合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負責人柳鳴毅向記者指出，隨著大眾體育健身意識的不斷提高，包括「體育外賣」在內的各種體育教學、體育鍛鍊形態隨之多元化發展。國家體育總局、教育部等部門提供了基本的公共體育服務，但個體的需求存在差異，因此市場提供了個體化、定製化的課程。家長和孩子在選擇課程時，也需要注意防範孩子在體育運動中的運動損傷風險。 對於劉晨來說，選擇註冊公司還有一個重要因素：買保險。做個體教練時，劉晨只能在上課前一天請孩子父母買好保險、截圖發給他，「我們有言在先，如果沒有給孩子購買保險，第二天的課我們就不上」。現在，他可以以公司的名義，批量為孩子購買保險。 劉晨還發現，被訓練場景吸引來的家長除了關注課程內容和價格，也對專業資質非常看重。他告訴家長，浙江省內從業教練員通過在該省體育培訓監督管理數位化平臺「浙體培」獲得「電子認證」，可以通過小程序查看教練的資質證書。 為進一步完善課外體育培訓監管，國家體育總局於2021年12月印發了《課外體育培訓行為規範》，規定執教人員應持有體育教練員職稱證書、社會體育指導員職業資格證書等6種證書的至少一種。 陳學利介紹，各地的教練需通過「身份證+資質證書+教學案例+人臉識別」四重嚴格審核，才可以入駐「樂時運動」平臺接單。其中，教學案例指的是教練此前訓練的孩子的視頻，「能看出他的教學水平，還有對待孩子的態度」。 「我們現在是放慢了推廣速度，在控制教練的數量和質量。」陳學利透露，在作為大本營的北京，「樂時運動」設計標準化的課程流程，如果得到家長歡迎，孩子又比較適應的話，就會慢慢往外去複製。 「品控」也是孫文正在考慮的事情，他為團隊的每個教練都配置了一整套器材。因為「體育外賣」業務鋪得廣，他的確遇到沒辦法實時掌握教練上課情況的問題，他想到的方法是隨機巡課、與家長教練建立三方溝通、定期培訓，「也在思考有沒有更加系統性的管理方式來提高課程品質」。 孫文在期待相關行業標準的出臺，他坦言，對於教練的執教能力，僅靠證書無法直觀展現。在面試教練時，他要求上門教練性格外向、有耐心，且擁有一到兩年的實際授課經驗。「我們得對家長負責、對孩子負責，也對教練的未來負責，不能讓教練拿孩子練手，這裡邊的風險性、不可控性太大了。」 柳鳴毅認為：「僅依靠體育行政部門對『體育外賣』等體育健身服務項目進行管理、監督、扶持，力度是不夠的。我們要呼籲多部門圍繞『體育外賣』等體育健身服務的標準設置、場地、師資、營業資質等，提出合理且有助於市場發展的監管體系。」他也提醒，公眾應增強安全防範意識，選擇有資質和經驗、靠得住的機構。 中青報·中青網見習記者 陳宇龍 記者 王聰聰 來源：中國青年報 2025年08月14日 07版
著力構建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 守護好西藏的生靈草木、萬水千山 1990年6月5日，《西藏日報》在頭版刊發文章《「世界屋脊」的獨特景觀得到有效保護 我區已陸續建成七個自然保護區》。報導寫道：從1985年至今，西藏已陸續建成7個自然保護區，總面積為5000多平方公裡。在這些保護區內有我國重點保護野生植物近40種，國家重點保護動物60餘種，另外還有許多具有很高研究價值的氣候和植被型態。據介紹，西藏自開闢自然保護區、根據有關法令實行專門管理以來，一些珍奇的植物和動物得到了妥善的保護，在保護區內盜砍偷獵的現象很少出現。西藏地域遼闊，地形複雜，珍稀植物和動物繁多，適合建立自然保護區的地方還很多。如有「高原野生動物園」美稱的羌塘草原，區內有成群的藏羚羊、藏野驢、野犛牛等，均為國家一類保護動物。橫斷山脈北部，活躍著與大熊貓一樣有名的滇金絲猴、白唇鹿等稀有動物，亟待劃區保護。 格拉丹東雪山上，「長江第一滴水」從姜根迪如冰川融落，匯成長江源頭；色林錯國際重要溼地內，藏羚羊群如褐色洪流穿越凍土帶，上演生命和諧樂章；羌塘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的核心區域，普若崗日冰原這片世界第三大冰川，在高原陽光照耀下愈顯純淨。 西藏自治區成立60年來，在這片世界屋脊、亞洲水塔、地球第三極的核心區，一場跨越半個世紀的生態守護工程，正書寫著「利在千秋、澤被天下」的壯麗篇章。 從1970年零星劃定禁獵區，到如今持續推動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建設，我區自然保護地面積佔全區面積的36%，使西藏乃至青藏高原重要自然生態系統、自然遺產、自然景觀及其所承載的自然資源、生態功能和文化多樣性得到了有效保護。 黨的二十大以來，隨著《國家公園空間布局方案》實施，西藏六大核心生態區域陸續布局，數量與面積均居全國首位。一個以國家公園為主體、以自然保護區為基礎、以自然公園為補充的自然保護地體系，在世界屋脊鋪展綿延。 破局之路： 保護措施不斷完善 「從事生態保護工作多年，我的體會是，生態環境面臨的壓力和挑戰是客觀存在的，甚至是不容忽視的。」申扎縣自然資源和林業草原局黨組書記、局長邊巴扎西曾在森林公安崗位上工作17年。他說，「但我們有一條重要經驗——直面困難，勇往直前。」 西藏作為青藏高原的主體，是我國重要的生態安全屏障，同時生態環境脆弱，生態承載力弱，一旦遭到破壞就很難修復。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我區不斷深化對生態文明建設的規律性認識，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 1970年至1980年，零星的禁獵區和資源保護點開始在珍稀物種的核心棲息地、繁衍地設立。 1985至1988年，自然保護地迎來了第一個建設小高峰：自治區人民政府批准建立了墨脫、察隅、波密崗鄉、林芝巴結、聶拉木樟木溝、吉隆江村以及珠穆朗瑪峰等7個自然保護區，覆蓋了森林生態系統的精華。 1993年，自治區人民政府批准建立了羌塘、申扎黑頸鶴、芒康鹽井、林芝東久赤斑羚、類烏齊長毛嶺馬鹿、林周澎波赫頸鶴等以大型珍稀獸類和鳥類保護為核心的6個保護區。其中，最具裡程碑意義的是設立面積近30萬平方公裡的羌塘自然保護區，並於2000年成功升級為國家級自然保護區。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區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堅持生態保護第一，著眼可持續發展、中華民族的未來，守護好雪域高原的生靈草木、萬水千山，生態文明之路越走越寬廣。 在那曲市色尼區，記者看到，三江源國家公園科普宣教監測中心的大屏幕上，可全天候實時監測三江源國家公園唐北區域、羌塘國家公園創建區、色林錯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內重點區域的情況。那曲市建成14個「天空地」一體化監測點，配置14套高通量衛星通信系統，實現了那曲市國家公園監測體系從無到有的突破。 隨著一系列舉措的不斷迭代升級，如今，西藏建立了自然保護區、森林公園、溼地公園、地質公園、風景名勝區等各級各類自然保護地，一張覆蓋森林灌叢、草原草甸、湖沼溼地、冰川雪山等多生態類型的保護網絡基本編織完成。 生命禮讚： 絢爛高原生機勃勃 沿著寬闊的瀝青柏油路，行進在藏北高原，納木錯、色林錯等星羅棋布的高原湖泊串起了「一錯再錯」的旅途。湖光山色映襯下，可以看到藏羚羊、藏野驢等食草動物悠閒地覓食、嬉戲、休憩，人與野生動物實現了和諧共生。 動物種群作為體現保護成效的重要指標，可以直觀地評價保護地生態系統保護效益。而綠色奇蹟的背後，是科學政策與群眾參與的同向發力、雙向奔赴。 尼瑪縣北部，有一座特殊的藏羚羊「保育院」——羌塘國家級自然保護區(那曲片區)措羅木管護站。 「去年我們救助收養了20多隻藏羚羊幼崽，今年我們救助收養得更多，養不下的還送到了其他站點，讓他們幫忙收養。」措羅木管護站負責人阿旺洛卓說。 據了解，措羅木管護站所負責的區域，是藏羚羊的「大產房」之一。隨著遷徙繁殖季到來，成群結隊的雌性藏羚羊會來此產崽。7月，雌性藏羚羊帶著幼崽再次返回棲息地。漫漫返程路，對藏羚羊幼崽是巨大的考驗，尤其是跨越雨季湍急河流的過程中，每年都會有不少藏羚羊幼崽離群或溺水。 措羅木管護站已連續多年在河流下遊組織開展藏羚羊幼崽營救行動，幫助它們重返族群，其中找不到族群的就由管護站收養保育，直到它們能獨立生存後，再放歸大自然。 記者從那曲市林業和草原局(那曲市自然保護區管理局)了解到，自羌塘自然保護區建立以來，據調查：藏羚羊從5萬隻增加到20萬隻以上，史詩般的遷徙震撼無比；野犛牛從7千頭增加到1萬多頭，野性的基因庫得以存續；藏野驢從3萬多頭增加到9萬多頭，奔騰的身影成為廣袤草原的風景。 「自然保護地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得到有效保護。」那曲市林業和草原局黨組副書記、局長才旺仁增介紹說，目前，羌塘國家級自然保護區(那曲片區)已建立專業管護站36個，聘用專業管護員390名，農牧民協議管護員(野保員)205名。 每年春夏之交，申扎縣城居民都會迎來他們的「國寶級」鄰居——黑頸鶴父母以及它們孵化和撫育的黑頸鶴寶寶。在緊鄰縣城的申扎溼地公園內，記者看到，一對黑頸鶴「夫婦」和一隻黑頸鶴「寶寶」正在悠閒地覓食，公園旁的步道上，居民們在休閒漫步觀光。 「2018年申扎溼地公園建成後，每年都會有黑頸鶴來到這裡養育寶寶。」正在散步的居民瓊達笑著告訴記者，「黑頸鶴是申扎縣的『明星』，也是申扎縣良好生態的一張名片。我們爭當黑頸鶴的保護者，顯然黑頸鶴也把我們當作它們的好朋友了。」 近年來，隨著自駕遊客的日益增多，生態保護也面臨著新的課題。去年，申扎縣專門組建了「雪之傲影」團隊，打造一支專業生態保護尖兵，構建「空中無人機巡航＋地面智能檢測＋隊員徒步巡邏」的全方位防護網絡。同時，每年重點時期開展「保護黑頸鶴家園」主題宣講等，展示展出色林錯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內的珍稀野生動物影像資料，向遊客宣傳野生動物保護知識。 「欣賞美景的同時，也上了一堂生動的生態保護課。」來自重慶的遊客易先生說。 制度創新： 國家公園引領帶動 2021年9月30日，國務院的批覆開啟了西藏自然保護的新篇章：三江源國家公園正式設立，總面積19.07萬平方公裡，西藏實際管轄區——三江源國家公園唐北區域面積4.87萬平方公裡(約佔總面積的25.54%)，涉及安多、巴青、聶榮3縣13個鄉鎮94個行政村。 「2019年買的巡護車，如今行駛裡程已達20萬公裡。」安多縣林業和草原局副局長杜鵬程說，「我們最遠的管護站在安多縣色務鄉，地形複雜，極易陷車扎胎。隨著三江源國家公園的建設，管護站有了更多年輕力量的加入，我們的巡護工作更加系統規範了。」 推進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建設，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作出的重要部署。從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首次提出建立國家公園體制，到2015年陸續開展國家公園體制試點，再到2021年第一批5個國家公園正式設立，如今我國正在建設全世界最大的國家公園體系。 2022年底，《國家公園空間布局方案》的公布，為西藏生態保護擘畫了更宏偉的藍圖：三江源(唐北區域)、羌塘、珠峰、岡仁波齊、高黎貢山(西藏段)、雅魯藏布大峽谷——西藏最具生態代表性的六大區域全部入選國家公園或候選區。展望未來，六大國家公園將如同六枚「生態翡翠」，鑲嵌在「地球第三極」的冠冕之上。 三江源國家公園，地處青藏高原腹地，是長江、黃河、瀾滄江的發源地，擁有冰川雪山、高海拔溼地、荒漠戈壁、高寒草原草甸等高寒生態系統，素有「中華水塔」「高寒生物種質資源庫」之稱。這一跨省區的國家公園採用「統一規劃、統一政策，分別管理、分別負責」的創新協同機制，為後續國家公園建設提供了範本。 記者了解到，目前三江源國家公園唐北區域累計落實建設資金9.07億元，主要建設內容為開展保護與恢復、「天空地」一體化建設、自然資源調查、土地沙化治理、河湖生態保護、管護站及配套設施建設、珍稀瀕危野生動物保護、國家公園大門建設、冰川生態保護、自然教育和培訓與生態體驗、巡護體系建設和生態管護補助等。 特別是「天空地」一體化建設，通過科技賦能，讓守護世界屋脊的「眼睛」更亮、「手臂」更長。與此同時，「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在高原深深紮根，保護意識已融入當地民眾血脈。 2021年以來，那曲市國家公園創建與建設領導小組組織三江源國家公園唐北區域安多、巴青、聶榮三縣工作專班，按照一戶一崗政策，結合本人自願、逐級審批原則，截至目前，共選聘生態管護人員29692人次，兌現生態管護資金2.55億元。在有效增加群眾收入的同時，讓牧民從生態利用者轉變為守護者，形成人人、事事、時時、處處崇尚生態文明的良好社會氛圍。 眼下，我區國家公園創建與建設工作有序推進，西藏自然保護地體系的核心骨架——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新模式正在逐步形成。 法治保障： 良法善治行穩致遠 2021年，《西藏自治區國家生態文明高地建設條例》出臺，該條例通過明確生態保護的戰略定位、目標體系及責任機制，填補了西藏生態文明建設領域系統性立法的空白。 2025年8月1日，《西藏自治區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青藏高原生態保護法〉辦法》正式施行。這是西藏自治區人大常委會深入貫徹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推動國家生態文明高地建設的重要法治舉措，是全區生態環境保護法治建設史上的又一重要裡程碑。 法治是生態保護的重要保障。西藏自治區成立以來，經過數十年的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環境保護法律體系和生態文明「四梁八柱」性質的制度體系基本形成。一系列相關法律法規的制定與實施，豎起了「鐵規矩」和「硬槓槓」。 2023年7月，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了一批生態環境保護檢察公益訴訟典型案例，其中包括日喀則市仲巴縣人民檢察院督促整治溼地保護行政公益訴訟案。 仲巴縣人民檢察院在履職過程中查明：因汛期漲水危及附近群眾的住房及牲畜安全，2020年12月，南木拉溼地的下遊修建了一條長約7.9千米的水渠，將上遊來水引流至馬泉河，導致南木拉溼地失去水源，逐漸乾涸沙化，水體面積急劇縮小。 2022年5月30日，仲巴縣人民檢察院召開公開聽證會，邀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村民代表、行政機關代表等參加會議，並取得一致意見：必須嚴格依法保護好南木拉溼地。當天，仲巴縣人民檢察院履行法律監督職能，發出檢察建議。收到檢察建議後，當地政府制定修復實施方案，相關部門全面啟動溼地恢復工作，整治水渠，恢復水源。同時，為解決汛期漲水影響群眾生產生活的問題，經科學論證，決定另選址修建防洪堤。 「西藏自治區成立60年來，構建起了『法律—自治條例—單行條例—地方規章』四位一體的法律體系，特別是在生態補償、國家公園建設、生態監測等領域取得顯著成效，促進西藏生態屏障功能顯著增強，實現了法治保障與民生發展的有機統一。」西藏大學政法學院黨委書記平措表示，西藏生態環境保護法治建設取得顯著進步，成為國家生態環境保護實踐的典範。 環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麗，藍天也是幸福。當高原冰川繼續滋養江河源頭，當藏羚羊群自由穿越生態廊道，當牧民群眾用生命守護生靈，這條由冰川融水、野生動物足跡、巡護員腳印共同編織的「生態哈達」，不僅是一道堅實的生態安全屏障，更昭示著生態文明建設的西藏步伐——堅定不移走生態優先、綠色發展之路，努力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 來源：中國西藏新聞網 記者 汪純 趙書彬 文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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