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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2-09 08:47 4,135次浏览今年的上海書展上，一本立體書《走進石庫門》吸引了眾多讀者的目光。這是繼去年書展推出立體書《打開老房子》之後，文匯出版社再次用立體書的方式，讓上海的老建築「活」起來，給了讀者全方位「立體式」閱讀的體驗。在數字閱讀盛行的時代，這兩本書的編輯陳屹說：「更多人對於紙面上的立體造型的印象，還停留在賀卡上，對於立體書的刻板印象則是低幼，給孩子看的。現在希望通過立體書的形式，讓全國乃至全世界的讀者一起了解上海的老房子中的細節和文化，這種表現形式對於建築和修繕的專業人士也有學術價值。」毛坯到精裝，建築可觸摸《打開老房子》的誕生頗具偶然性。作者張默曾在網際網路和傳媒行業工作，因有學習木工及建築專業背景，30歲時成為建築遺產修繕從業者。2022年，在一棟國保級文物建築修繕竣工後，專家建議在工程實錄中加入立體書形式呈現，張默與插畫師吳金爽合作，一做就是兩年。當張默帶著這本自製的「毛坯」立體書找到編輯陳屹時，她雖無立體書製作經驗，卻看到了其價值，於是千方百計聯繫專業人士，將這本業餘作品打造成「精裝」出版物。她有個明確要求：做成中英雙語版。她認為，這樣能在更廣範圍傳播上海的建築文化。最終，讀者翻開這本書，就會發現書中主角並非房子，而是修繕老房子的傳統工藝和工匠。為精準呈現工藝，張默團隊挑選十幾種常見工藝，與學者、修繕專家緊密合作，請專家、學者校對確保信息準確。他們還突破書籍材料限制，加入水泥、顏料粉、石粒等真實修繕材料，設計旋轉齒輪、抽拉紙條等互動元素，讓讀者在參與中理解工藝，激發探索老房子的欲望。後來，這本書果真受到大家的喜愛——蒙古國的學生因它更深入了解上海建築，德國的建築從業者也將其作為禮物帶回國，《打開老房子》還走進了進博會新聞中心……藏著大「彩蛋」，閱讀似觀影《打開老房子》的成功促成了第二本立體書的誕生。靜安區文旅局老領導的牽頭，陳屹受委託再做一本關於石庫門的立體書。有了前一本的經驗，這次她找到更好的工作方法，讓專業的人各司其職，出版過程變得更得心應手，「該書從去年10月開始創作，今年6月完成，周期大幅縮短。」作為全國首本石庫門立體書，展開長達6米，以新穎形式展現石庫門建築的空間與裝飾藝術，讓讀者觸摸城市歷史脈絡。製作《走進石庫門》期間，陳屹與城市動漫合作，找來專業的紙藝師、插畫師……使得這本立體書在機關設計上更巧妙。「設計完一頁，就請專業的石庫門修繕專家來審定內容是否準確呈現方式是否恰當，保證了專業性和趣味性。」陳屹說。正如同濟大學教授伍江為這本書寫的序言中所說：「這本立體書以非常新穎的圖書形式，將石庫門建築的空間藝術與裝飾藝術生動直觀地表現出來，讓更多的讀者了解石庫門，熱愛石庫門，對上海石庫門建築文化的保護與傳承意義非凡。」翻開這本《走進石庫門》，讀者在互動中直觀理解經典石庫門建築結構。比如，能探索雕花門頭如何訴說身份、木屋架如何穩固支撐、不同屋面鋪設門道等建築奧秘。這些設計讓枯燥的知識在動手間自然領悟，拉近讀者與石庫門的距離。翻開書頁，不僅有立體老房子，還有充滿煙火氣的上海生活場景，仿佛能聽到弄堂吆喝、聞到飯菜香。書中還串聯起中共二大會址紀念館等紅色石庫門建築，讓建築與歷史交融。「現在，除了內容，圖書編輯也越來越在設計裝幀上下功夫，在書籍的版面和裝幀裡藏一些彩蛋等著讀者去發現，就像看電影那樣。」陳屹說，在《走進石庫門》這本書裡，也藏著不少「彩蛋」等著大家發現。立體書用精美、直觀、好玩的方式，讓歷史文化變得生動可感。《打開老房子》和《走進石庫門》正是如此，它們不僅是書籍，更是連接讀者與建築文化、歷史記憶的橋梁，讓我們在互動與探索中，重新發現閱讀的美好與文化的力量，這或許就是當下我們需要實體書的重要原因。
北京8月10日電 題：學者史海鉤沉十五年再現鄭振鐸抗戰期間搶救珍本古籍 記者 應妮 歷時十五年深入日本各大圖書館、藏書機構，挖掘眾多日方視角的新文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吳真完成了著作《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重現一介書生鄭振鐸在1937年至1945年留守上海的日常生活史，講述他在深陷被敵偽追捕、生計無著的極端環境中，如何為國家搶救珍本古籍周旋於各方勢力之間，堅守在文化抗戰的第一線。 日前接受記者專訪時，吳真坦言這本書的寫作思路是書籍史角度下的文化抗戰。「書籍同樣是戰爭的受難者，從中可以看到書籍和人的命運的共振。」 鄭振鐸個人資料照片。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為什麼聚焦鄭振鐸？ 2009年，吳真在日本東京大學做研究期間偶然看到一條日寇隨軍記者關於戰時搜集與匯總中國珍稀圖書的記載，激發了她探究抗戰時期中國古籍遭受「書厄」的好奇心，並隨之不斷積累資料。其中一個重要個案是在1938年，稀世孤本《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驚現於亂世，幾經易手，最終在鄭振鐸的努力之下收歸國有，她由此將目光聚焦在這位文化大家身上，再延展到以鄭振鐸為中心的、以往少為人知的地下文獻保護工作。 事實上，淞滬會戰爆發，時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的鄭振鐸面臨著抉擇：走，還是不走？他任教的暨南大學依然堅持在上海辦學，而且他的家裡上有老祖母、下有剛剛出生的小兒子，全家十口人一起撤退不太現實。他決定，不躲、不逃、不撤退，留居上海，等待天亮。 吳真告訴記者，面對日軍的文化暴行，鄭振鐸意識到自己應該有所作為，他為自己選擇的報國途徑是「收異書於兵荒馬亂之世，守文獻於秦火魯壁之際」。 這一決定並非抗戰時期一般知識分子認為應該擔負的責任，而是鄭振鐸自覺承擔起來的文化責任。站在更深遠的人類文明長河中拼命打撈這些古籍文物，鄭振鐸認為文物古籍散佚了就不可復得，毀滅了就無從彌補。吳真指出，當責任落到個人的肩膀上，而且還是在上海「孤島」苦守的個人身上時，又多加了一層「萬一失敗則成罪人」的歷史負擔。 《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書影。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暗鬥」既是一個人的抗戰，也是一幅書生報國的文化群像。作者將形形色色的人物置於抗戰風雲之下，又串聯起一部由鄭振鐸勾連起的抗戰群像史：開明書店文人圈、「文獻保存同志會」、唐弢、許地山，一同搭建了購買、貯藏、運輸、保存的線路，也構成了互相幫扶、沉默抵抗的團體。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該書還披露了2023年面世的鄭振鐸1939年日記的內容，為理解其抗戰生活提供了更完整的鮮活資料。 鄭振鐸寫於1949年的文章曾總結：「抗戰中為國家得宋元善本明清精槧一萬五千餘種。」事實上，「一種」古籍可能是幾十冊，也可能是上百冊。「通過這些年的研究，根據不同數據來源，我的統計是這一萬五千餘種大約是6萬冊」，吳真引用鄭振鐸《求書日錄》中的話，「我從劫灰裡救全了它，從敵人手裡奪下了它……我在躲藏裡所做的事，也許要比公開的訪求者更多更重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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