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8月11日電 (記者 趙建華)中國國家稅務總局11日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今年6月底,全國有1.33萬戶資源回收企業向167萬名自然人「反向開票」,開票金額5152億元(人民幣,下同),開票511萬份。「反向開票」政策在助力「兩新」政策落地、促進循環經濟發展等方面,積極效應不斷顯現。 「反向開票」是指,自然人報廢產品出售者向資源回收企業銷售報廢產品,符合條件的資源回收企業可以向出售者開具發票。2024年4月29日起,為配合推動新一輪大規模設備更新和消費品以舊換新行動,中國稅務部門明確在資源回收行業實施「反向開票」政策。長期困擾資源回收行業的「源頭票缺失」難題得到有效解決,推動資源回收企業「收舊」無阻、「換新」暢通。 安徽蕪湖一家報廢機動車回收拆解公司的財務負責人吳兵林介紹,「我們拆解的報廢車散件可供給集團內備件公司,通過再利用減少新部件生產的資源消耗;廢鋼、廢鋁等再生資源銷往鋼鐵冶煉企業,助力減少礦山資源採伐;車輛電池輸送給集團內電池回收利用企業,實現動力電池綜合利用與資源最大化循環。」在政策支持下,一年多來,公司累計向4000餘名自然人「反向開票」,開票金額近800萬元,預計今年公司報廢車拆解處理量將達到2萬臺,增幅超100%。 中國有色金屬工業協會副會長王健表示,「反向開票」政策的推廣,有效解決了資源回收企業長期以來缺少「第一張票」,既無法抵扣增值稅進項稅額,也難以獲取企業所得稅稅前扣除憑據這一行業「痛點」,鼓勵更多企業和個人參與廢舊物品回收,支持「兩新」政策落地,促進循環經濟發展。 浙江寧波一家處理建築裝修廢料的公司財務負責人何俊濤介紹,「反向開票」政策允許企業作為開票主體向上遊散戶開具收購發票,「散戶交投——企業回收——加工再生——市場銷售」鏈條暢通。如此,不僅提升了建築裝修廢料的資源化率,還帶動了上下遊協同。例如,環保磚的生產降低了對天然砂石的依賴。「反向開票」政策實施以來,公司銷售的廢舊物資同比增長超過58%,提升了企業發展活力,讓循環經濟的「齒輪」咬得更緊、轉得更快。 推動廢舊物資回收的同時,「反向開票」政策的實施對廢舊物資的資源化利用和無害化處理也起到了支持作用。廣西一家回收拆解各類廢舊家電的公司環保信息部副經理蔣嚴華介紹,「反向開票」流程順暢,公司財務成本降低,省下來的資金可以用到資源深加工上。公司對拆解下來的鋼、鐵、鋁、銅、玻璃及稀有貴金屬等可利用的資源進行分類儲存,深加工後重新應用於汽車、電器、家居裝飾的製造,對廢舊物品的利用率達98%以上。 在政策引領和市場推動下,中國回收體系日益健全,推動廢物回收、拆解、再利用產業鏈條「轉起來」。數據顯示,今年前4個月,中國國內報廢汽車回收量達276.7萬輛,同比激增65%;規範拆解的廢舊家電超過700萬臺,增長25%;廢棄電器電子產品回收量以70%的同比增速領跑行業。(完)
準備好了迎接工作,工作卻臨時「爽約」了——據封面新聞等媒體報導,今年以來,多地師範類應屆畢業生在籤好「三方協議」後,擬入職的學校以招生不足為由,或不再錄用,或暫緩入職,或調崗。這幾乎是雙輸的局面:師範生錯過了最佳求職期,維權困難;學校則說自己很無奈——招生規模低於預期,不需要那麼多老師。 此前,2024年,有媒體報導,不少企業與已籤好「三方協議」的應屆畢業生解約,且這些公司大部分在行業裡發展勢頭較好,如新能源汽車、通信軟體等。其中,一部分畢業生落戶也受到影響。 所謂「三方協議」,全稱叫《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協議書》,由畢業生、用人單位、學校三方籤署,明確應屆畢業生戶籍、檔案、保險、公積金等一系列問題。它不同於勞動合同,不受勞動法保護。畢業生拿著它去用人單位入職後,才會籤署勞動合同。 曾經,一些高校畢業生是三方協議的毀約方,一些用人單位通過約定天價違約金來制約大學生毀約。2019年,為了更好保障應屆畢業生的權益,讓他們在選擇有變時不必承受過重的代價,教育部提出建議,違約金不得超過5000元。如今,企業「違約」時,違約金也是5000元。有學生對媒體說,幾千元錢難以彌補他們的損失,雙方很可能產生更多糾紛和爭執。 應屆生的就業保障好不好,是全社會關注的熱點。有專家說,可以將「三方協議」納入勞動法,遇到糾紛時,啟動勞動監察或勞動仲裁機制。也有學校把違約的企業拉入校園招聘的黑名單。 在我看來,只有引導招聘市場良性發展,才能更好地保護雙方的利益。社會既要充分保障應屆生的權益,也要保護企業校園招聘的積極性。如果對企業的處罰過重,企業縮小校園招聘的規模和範圍,將進一步壓縮應屆生的就業空間。 營造一個和諧、友好的就業環境,不只是求職者和企業雙方的事,還需要法律體系能跟得上就業形勢的新變化;政府部門積極有為,及時調和雙方的矛盾;教育系統能為「被違約」的學生提供更多支持。 比如,當企業確實因經營問題,不得不違約時,政府部門可以介入,讓「被違約」的畢業生保有應屆生的身份,不會喪失應屆生原有的權益。對多次、頻繁違約的企業,政府部門則要加強監管。 目前,「三方協議」的違約更多以提起民事訴訟的方式解決。面對越來越多的違約情況,是否可以考慮拓寬申訴渠道,讓被違約的學生反映情況更方便?又是否能夠為被違約者提供法律援助和就業指導,而不是讓他們陷入「自認倒黴」、不得不匆忙「落地」的境地? 如果用人單位確因經營狀況不佳要解約,也應該有更溫情、人性化的方式。比如,違約企業或許可以向同行業的其他企業推薦這些「被違約」的應屆生,讓他們有被看見、被錄用的機會。 據媒體報導,一些民辦學校違約,是因為招生人數「嚴重背離預期」。也許,提前做好人力資源調研與規劃,明確當年用人需求,可以減少這種令人惋惜的錯位。 此外,「契約精神」不是「自覺」發生的,明確企業違約的賠償標準,也應是法治發力的方向。 對於那些即將離開校園卻忽然失去落腳點的年輕人,高校也不妨給予更多支持。比如,有能力的學校可以為「被違約」的畢業生提供宿舍暫住、幫助他們接觸新的工作機會。針對來校開展校園招聘的單位,學校應該開展充分的背景調查工作,並在籤好「三方協議」後,積極跟進畢業生的入職進展。 一篇名為《信用法治視角下企業違反就業三方協議的治理路徑》的論文提供了新解法:高校可以在合法範圍內收集違約企業的信用信息,提交給當地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機構,經審核後對外發布。 高校作為「三方協議」的一方,披露違約企業的行為具有一定公信力。高校公開披露的信息數據也可以被納入國家信用體系,作為考核企業管理的硬指標。 靠學生「認倒黴」、企業「認罰款」,不是系統性解決就業違約問題的思路。真心想為這些年輕人做點事,能想的辦法還有很多。 魏晞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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