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輕紡城新開通駛往中亞跨境班列
2025-11-04 10:54 8,958次浏览北京8月11日電 題：李約瑟與中國抗戰有哪些少為人知的故事？ ——訪英國劍橋李約瑟研究所訪問學者劉曉 記者 聶芝芯 英國著名科學家李約瑟1943年至1946年間赴華考察，走訪300多所大學、科研和企事業機構，目睹中國人「雖國難當頭、科研不輟」。他用鏡頭和文字記錄了怎樣的中國抗戰精神？他為何被中國人稱為「雪中送炭的朋友」？ 中國科學院大學科學技術史系教授、英國劍橋李約瑟研究所訪問學者劉曉，近年對李約瑟的一手戰時文獻進行了梳理與研究，近日就此接受「東西問」專訪。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記者：1943年正值中國抗戰，英國科學家李約瑟為何要冒險來到戰火紛飛的中國？ 劉曉：李約瑟於1943年2月到達昆明，其來華計劃經過長時醞釀。最早可追溯到1939年與中國留學生魯桂珍的接觸。通過她，李約瑟了解到悠久燦爛的中國文化，激發他對中國古代科技與社會研究的興趣。 全面抗戰自1937年打響，魯桂珍老家南京遭受大屠殺。李約瑟夫婦非常了解中國人民的苦難，曾向中國使館請求赴華訪問。但在戰況危急關頭，李約瑟實際上無法成行。 太平洋戰爭爆發，美英對日正式宣戰，英國開始重視英中之間的關係，李約瑟隨之進入高層視野。由於科學的中立性以及在戰爭中的重要價值，其外交作用顯現。李約瑟作為劍橋大學教授和皇家學會會員，正式獲得外交官身份，擔負起戰時外交工作。 穿軍裝的李約瑟。受訪者供圖 記者：李約瑟目睹中國人在艱苦環境下搞科研，為抗戰出力，中國人的戰時精神面貌如何打動李約瑟？ 劉曉：李約瑟最初懷著同情和援助的心態來華，但他看到中國科學家和教育工作者在極為艱苦條件下，依然保持頑強的意志和高昂的熱情，他逐漸從感動到敬佩，發自內心支持中國人民。 昆明是當時中國重要對外通道，聚集眾多重要機構。李約瑟參觀了南遷的北平研究院物理學研究所，看到該所完全轉向戰時工作，設有光學工廠，給盟軍空軍製造水晶振蕩片。他們從美孚油桶上剪下一片片馬口鐵皮圓盤，用榔頭敲打成薄片，然後放在腳踏機械上令其飛速旋轉，便可切割水晶。 在西南聯合大學的實驗室，李約瑟看到：細胞核染色用的蘇木精買不到，就從雲南土產蘇木中提取；顯微鏡的載片不夠，就切割被空襲震破的窗玻璃代替……他還得知，物理學家趙忠堯用冒著生命危險，從北平清華大學帶出來的50毫克鐳，做了些人工(中子)放射性元素實驗，他認為這代表了一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 「中央防疫處」生產抗戰急需的血清和疫苗，成功試製青黴素。在李約瑟看來，疫苗工廠的故事「本身就是一首史詩」，瓊脂通過特殊處理而能夠重複利用，是最體現防疫處頑強精神的典型做法。 本想潛心從事科學史研究的李約瑟「覺得道義和物質援助的需要太迫切了」。因此在抵達重慶後，李約瑟向英國文化委員會撰寫報告，提出成立中英科學合作館開展援華工作。李約瑟很快收到倫敦的批准，迅速列出考察途中記錄的中國科技機構急需物品清單。 記者：李約瑟為戰時中國科學和教育做了什麼，而被中國人稱為「雪中送炭的朋友」？ 劉曉：抗戰後期，古老中國的新生科學力量近乎「奄奄一息」，李約瑟首要任務是鼓舞士氣和提供急需援助。 經倫敦批准，李約瑟可利用「駝峰航線」運送中國科學家急需補給。他在來華的美軍運輸機上分配到足夠空間和噸位，按其要求從加爾各答採購的物資便會運來，至少每周一次，由英國政府承擔運輸費用。中國後方的大學也受益於英國饋贈。 這些物資包括科技圖書、期刊、縮微膠捲和科學儀器。許多散布到窮鄉僻壤的大學和機構，大量藏書丟失，李約瑟贈送的6775冊圖書無異於雪中送炭。167種英國科技、醫學雜誌以縮微膠捲的形式送到中國。科學合作館為中國大後方的實驗室提供緊急科學器材供應服務，辦理了333份訂單，對維持科研活動作出切實貢獻。 李約瑟在戰時條件下重建了科學的聯絡渠道。他在《自然》雜誌上發表文章，介紹每次旅行看到的不同地區的科學技術概況，中國《科學通訊》等刊物被送到西方散發或轉載。他還直接推薦中國研究論文向國外著名刊物投稿，向西方推送了139篇手稿，接受率達86%。 他還為中國科教機構提供諮詢意見。在重慶，他的團隊至少做過100次演講，在旅行途中共計做過123次科學講座。這些講座中除了學術內容外，還有關於戰時科學的動員、加強國際聯絡等切中要害的建議。 1943年李約瑟、吳作人在敦煌合影。受訪者供圖 記者：二戰結束後，李約瑟推動「以科學促和平」、推動國際科學合作。中國之行產生何影響？ 劉曉：李約瑟的戰時來華使命中，推動國際科學合作一直佔據優先位置。他認為，此次大戰催生了一種不同以往的國際科學的有組織聯絡，即「科學合作館」。 他到昆明發表的第一場演講即關於科學的國際合作，將最先進的應用科學與純科學，從高度工業化的西方國家輸送到工業化程度較低的東方國家。中英科學合作館設於大後方重慶，協助中國科學家開展正常的科學活動，改善工業落後狀況。戰後根據聯合國科教文組織決議，全球範圍內多處科學館設立，均在較不發達地區。 李約瑟在重慶期間，與八路軍辦事處的周恩來建立真摯友誼，發自內心地認同中國應該走社會主義道路。抗戰勝利之際的北方之行，他就有親自前往延安的考量。李約瑟被視為中國人民的真正朋友，1949年後成為中國與西方聯繫的重要紐帶。 記者：您對李約瑟及抗戰時期中國科技史的研究，足跡跨越東西，發掘出哪些新資料？ 劉曉：這項研究工作結合李約瑟的日記和照片，圖文並茂展示戰時中國科學的全景，完成《李約瑟鏡頭下的戰時中國科學》一書。我們從英國李約瑟研究所收藏的1400多張相關照片中，選用了800多張，很多照片是首次與公眾見面。 通過整理和解讀李約瑟的一手戰時文獻，包括論文、日記、報告和通信，我們重新釐清了一些重要問題，例如李約瑟身份權限、物資保障，也對其來華路線進行勘誤。 從中我們看到李約瑟逐步深入認識中國科技、文化的進程。他通過與中國學者的交往，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其國際科學合作事業也得到他們支持——許多中國人戰後進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任職。 更多的人，在以後更長的歲月中為李約瑟寫作《中國科學技術史》提供重要幫助。1982年9月，李約瑟訪華時談及擬籌建東亞科學圖書館，數日內即得到愛國華僑捐款64萬英鎊。同年10月23日，全國科學技術獎勵大會召開，《中國科學技術史》被評為自然科學一等獎，李約瑟是首位獲此獎的外國人。(完) 受訪者簡介： 劉曉。受訪者供圖 劉曉，中國科學院大學科學技術史系教授，英國劍橋李約瑟研究所李氏基金訪問學者，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常務理事。研究方向為近現代科技史、國際科技交流與合作、中國科學院院史，著有《李約瑟鏡頭下的戰時中國科學》《何澤慧傳》《國立北平研究院簡史》等。
準備好了迎接工作，工作卻臨時「爽約」了——據封面新聞等媒體報導，今年以來，多地師範類應屆畢業生在籤好「三方協議」後，擬入職的學校以招生不足為由，或不再錄用，或暫緩入職，或調崗。這幾乎是雙輸的局面：師範生錯過了最佳求職期，維權困難；學校則說自己很無奈——招生規模低於預期，不需要那麼多老師。 此前，2024年，有媒體報導，不少企業與已籤好「三方協議」的應屆畢業生解約，且這些公司大部分在行業裡發展勢頭較好，如新能源汽車、通信軟體等。其中，一部分畢業生落戶也受到影響。 所謂「三方協議」，全稱叫《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協議書》，由畢業生、用人單位、學校三方籤署，明確應屆畢業生戶籍、檔案、保險、公積金等一系列問題。它不同於勞動合同，不受勞動法保護。畢業生拿著它去用人單位入職後，才會籤署勞動合同。 曾經，一些高校畢業生是三方協議的毀約方，一些用人單位通過約定天價違約金來制約大學生毀約。2019年，為了更好保障應屆畢業生的權益，讓他們在選擇有變時不必承受過重的代價，教育部提出建議，違約金不得超過5000元。如今，企業「違約」時，違約金也是5000元。有學生對媒體說，幾千元錢難以彌補他們的損失，雙方很可能產生更多糾紛和爭執。 應屆生的就業保障好不好，是全社會關注的熱點。有專家說，可以將「三方協議」納入勞動法，遇到糾紛時，啟動勞動監察或勞動仲裁機制。也有學校把違約的企業拉入校園招聘的黑名單。 在我看來，只有引導招聘市場良性發展，才能更好地保護雙方的利益。社會既要充分保障應屆生的權益，也要保護企業校園招聘的積極性。如果對企業的處罰過重，企業縮小校園招聘的規模和範圍，將進一步壓縮應屆生的就業空間。 營造一個和諧、友好的就業環境，不只是求職者和企業雙方的事，還需要法律體系能跟得上就業形勢的新變化；政府部門積極有為，及時調和雙方的矛盾；教育系統能為「被違約」的學生提供更多支持。 比如，當企業確實因經營問題，不得不違約時，政府部門可以介入，讓「被違約」的畢業生保有應屆生的身份，不會喪失應屆生原有的權益。對多次、頻繁違約的企業，政府部門則要加強監管。 目前，「三方協議」的違約更多以提起民事訴訟的方式解決。面對越來越多的違約情況，是否可以考慮拓寬申訴渠道，讓被違約的學生反映情況更方便？又是否能夠為被違約者提供法律援助和就業指導，而不是讓他們陷入「自認倒黴」、不得不匆忙「落地」的境地？ 如果用人單位確因經營狀況不佳要解約，也應該有更溫情、人性化的方式。比如，違約企業或許可以向同行業的其他企業推薦這些「被違約」的應屆生，讓他們有被看見、被錄用的機會。 據媒體報導，一些民辦學校違約，是因為招生人數「嚴重背離預期」。也許，提前做好人力資源調研與規劃，明確當年用人需求，可以減少這種令人惋惜的錯位。 此外，「契約精神」不是「自覺」發生的，明確企業違約的賠償標準，也應是法治發力的方向。 對於那些即將離開校園卻忽然失去落腳點的年輕人，高校也不妨給予更多支持。比如，有能力的學校可以為「被違約」的畢業生提供宿舍暫住、幫助他們接觸新的工作機會。針對來校開展校園招聘的單位，學校應該開展充分的背景調查工作，並在籤好「三方協議」後，積極跟進畢業生的入職進展。 一篇名為《信用法治視角下企業違反就業三方協議的治理路徑》的論文提供了新解法：高校可以在合法範圍內收集違約企業的信用信息，提交給當地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機構，經審核後對外發布。 高校作為「三方協議」的一方，披露違約企業的行為具有一定公信力。高校公開披露的信息數據也可以被納入國家信用體系，作為考核企業管理的硬指標。 靠學生「認倒黴」、企業「認罰款」，不是系統性解決就業違約問題的思路。真心想為這些年輕人做點事，能想的辦法還有很多。 魏晞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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