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手》下一季還辦嗎？或許，得先回答三道選擇題
2025-11-04 15:27 7,867次浏览這往往是一場不計代價的投入——有人花了10萬元做司法鑑定，有人辭職自學法律，有人耗了幾年，打一場可能會輸，但哪怕贏了也賠不了多少錢的官司。 半年前，崔燦成為一名「寵物律師」。這種與貓貓狗狗相關的案子標的一向不大，最少的幾百元，平均幾千元，有的可能上萬元，接案子的律師多自稱「為愛發電」。 他發現，為寵物打官司的當事人，「從經濟方面考量，得不償失」。但很多人堅持把官司打到底。 也有一些特別的官司——夫妻離婚，寵物歸誰？貓抓人，人有錯嗎？主人死了，寵物能繼承遺產嗎？ 據投資銀行高盛報告，2024年，中國寵物數量首次超過4歲以下嬰幼兒數量，預計到2030年將接近嬰幼兒數量的兩倍。隨之出現的是寵物的醫院、學校、食堂、樂園和交通工具……貓狗在這個社會上面臨的處境越來越「類人」，由此衍生出的法律問題也越來越稀奇。 很多人開始思考，當下的法條，該如何適用於年輕人的「新家人」。 分割不了的「財產」 崔燦幹了半年「寵物律師」就發現，解決的不只是法律問題，還要算清楚人情帳。 一名留學生向他諮詢。出國前，她把自己的寵物貓委託給一位朋友照顧。兩年後回國，朋友卻不願意歸還貓咪，提出這兩年餵養貓咪的罐頭是全世界最好的，「貓價值5000元，但兩年的飼養費用加起來幾萬元」。 從法律上來講很好分析，貓咪要返還，該留學生的朋友可以主張合理的飼養費用。 但實際上，這並非一個可以用法律完美解決的問題，「訴訟就算贏了，朋友如果堅持不給也沒辦法，藉口貓丟了，法官也不可能上門去抓貓」。 最後，該留學生接受調解，拿了兩萬元經濟補償，小貓還是交給朋友養。 發生在情侶或夫妻間的寵物撫養權爭奪也常常鬧到法庭，婚後購買的寵物屬於「共同財產」，夫妻離婚時，寵物不是可以「平均分割」的「財產」。 2024年，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上海二中院」)發布《離婚後寵物歸屬協議模版》，用來解決離婚後寵物跟男方還是跟女方的問題。 協議模板中明確：「離婚後該犬按照男方×%，女方×%，按份共有，平時由男/女方保管，男/女方每月支付財產保管費×××元。男/女方每周×可使用該犬一次，每次上午×時自男/女方住所取走，下午×時送回。」同時明確在使用或管理期間，如該犬被損壞或丟失的，由使用或管理方承擔包括精神損害賠償在內的賠償責任。 這份像「子女撫養規定」的方案是上海二中院工作人員從司法實踐中獲取的靈感。但其實，作為財產的寵物並不能適用子女撫養權的相關法律規定。「寵物歸屬協議模板」是一種變通的解決方式。 當下，這種「變通」不僅在解決寵物的撫養權問題。前不久，廣州一位52歲的女性立遺囑，劃出10多萬元遺產留給4隻撿來的寵物狗。這位女士指定兒子作為遺產管理人，負責小狗生活的專項費用支出。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1120條規定，國家保護自然人的繼承權。但是，動物不具有「人」或「組織」的屬性，是不能直接繼承遺產的。寵物狗雖然不能繼承遺產，但可以享受遺產。有律師提醒廣州那位女士，要對遺產管理人進行必要的監督，以保障寵物能夠享受到遺產。 在國外，寵物律師的業務甚至可以拓展至為寵物設置遺產管理細則及設立寵物遺產信託。 比如，麥可·傑克遜為他的寵物猩猩「泡泡」，留下200萬美元的遺產。之後又有義大利貓咪「託馬西諾」「繼承」主人瑪麗亞·阿孫塔的全部遺產約1566萬美元。 國內，崔燦尚未接觸過類似的委託。作為一名寵物的主人，他更傾向於為寵物找一個可託付的人，「寵物畢竟不會自己維權」。 單身女士安雨是崔燦的朋友，她打算把家裡的6隻寵物貓「更新」到遺囑裡，但又擔心是否能確保寵物使用到自己留給它們的遺產。 3年前，45歲的安雨決定接一隻小貓回家。「這是我有生之年最後一次陪伴貓咪完整一生的機會了。」 她把家裡所有需要大修的地方修了一遍，還把家門口樓道仔細刷了一遍，「萬一它跑出去了，會容易認門兒回來」。 在她生日那一天，她接回了小貓，取名「小滿」，「人生小滿勝萬全」。養了一段時間，又接回了「圓圓」。她給兩隻貓布置了貓別墅，貼上愛心貼紙和對聯，開始嗑起了CP。 有了貓之後，安雨也感受到了「人生小滿」。8個多月後，「圓圓」和「小滿」迎來了自己的「孩子」。安雨在布置產房，準備給「圓圓」坐月子過程中，沒有想過自己會開始長達兩年的維權之路。 算不清的「財產」價值 剛剛出生，還沒有回家的小貓「閃閃」死了。在醫生宣布搶救無效後，安雨在寵物醫院為小貓做了一個小時的心肺復甦，無力回天。 安雨起先並沒有意識到醫院可能存在問題，她還依據當時院長的建議，為「閃閃」選擇了寵物火化公司。 直到安雨在執業獸醫考試的官方網站、中國裁判文書網、店鋪團購App上交叉核對調查，才發現寵物醫院的醫生可能存在虛報診療年限，甚至無證診療的情況。並且，為小貓火化的殯葬機構可能存在「黑火化」嫌疑。為此，她辭去了工作，開始了兩年的舉報投訴，並創辦了公眾號，希望能為其他有相似遭遇的主人提供一些建議。 如今，崔燦手裡大部分案子都與寵物醫療相關。很多像安雨一樣的寵物主人找到他，還沒說話就開始流淚，偏要討個說法——到底哪一步做錯了，導致寵物意外死亡？ 崔燦最近在接觸的當事人是一位60多歲的成都婆婆，女兒搬出去住，有兩隻小狗陪伴她和老伴。4年前婆婆患了癌症，領養來的小土狗陪著她去看病，鍛鍊。 後來這隻小狗生病了，婆婆帶它去寵物醫院，醫生說可以做個小手術，沒什麼風險。小狗卻死了。婆婆疑惑，一個小手術為什麼會致死。醫院的主治醫生告訴婆婆，如果覺得有問題，就去訴訟。 就這麼一句話，婆婆找到了崔燦，她始終忘不了醫生非常冷漠的態度。 打這個官司實在不划算，就算案子贏了，也賠不了多少錢給婆婆。崔燦算了筆帳，這隻土狗本身沒有什麼價值，它是領養的，甚至有些地區寵物的價格靠「斤」來計算，一斤幾十塊。「加起來賠個幾千塊錢，但是各種維權成本、情感方面的損失，都是巨大的。」 律師鄧凱和寵物打交道將近20年，從事流浪動物救助、流浪動物基地的管理以及涉及寵物法律問題的諮詢及訴訟。今年年初，鄧凱寫了一個報告，建議由農業農村部主導，在省、市設立第三方寵物司法鑑定機構。「目前有判例的鑑定機構非常貴，我所了解到的，有些人為了鑑定已經花了近10萬元了。」 一個案子動輒要打一兩年，如果一方對一審結果不滿意提出上訴還要經歷二審。委託律師時，這些主人已經知道，寵物只能按財產算，他們會說，窮盡所有途徑，輸了也沒關係，就要一個說法。這讓他意識到，「理性高於感性堅持不了這麼久的」。 寵物算是有特殊意義的財產，一般來講，律師會將寵物死亡造成的「精神損失費」寫到訴狀中。但是，精神損失的費用該怎麼算？ 在法庭上，主人需要向法官證明這隻寵物和自己的情感羈絆，讓法官覺得「這個東西你要把它和桌子板凳論在一起，明顯不太正常」。 有人提供了小狗從出生到過世每一個階段的照片，朋友圈的錄屏——證明這隻狗陪自己度過了結婚、生子……每一個重要的時刻。有人提供了他和小狗一起吃飯、睡覺的合照。 一個小標的的案子，法官卻要聽一個10年的故事，有些法官願意，有些法官可能不見得。在崔燦看來，「法官對此類案子的看法也是中國社會的一個縮影」。 過去，這類精神損失的賠償通常是不被支持的，但近幾年的判例中，有所改變。主人可獲取的精神損失費從幾百元到幾千元不等。 被需要的律師 法官對精神損失費的支持從某一個側面映照了這些律師選擇成為一名「寵物律師」的原因。在國外，為動物打官司不算一個新鮮事。寵物律師的稱呼，在美國已出現多年，年薪大約為9萬美元。在我國，案件標的小，寵物律師並不算個賺錢的生意，還可能會被罵「狗律師」「不分青紅皂白替寵物說話的那些人」。 但這些律師發現，隨著人們對寵物的認知逐漸改變，與寵物相關的市場正在發生變化。半年前，崔燦和同行建立了一個寵物律師的交流群，很快，群成員就突破了1000人。 有律師發現寵物經濟越來越繁榮，這意味著這條產業鏈上的每一個公司都可能需要法律顧問，這賺得到錢。 有的人因為案源少，恰巧發現年輕人越來越捨得給寵物花錢，覺得這裡頭有法律業務。甚至有保險行業的從業者聯繫到寵物律師，發現這個領域糾紛多，想發明「寵物訴訟險」，補貼主人，也補貼律師。 崔燦在成為專職的寵物律師之前，先給自己維權了一把——買來的貓咪有嚴重的疾病，但賣家拒絕退押金。這是寵物律師經常面對的一類案子：寵物買賣，消費者可能遇到「貨不對板」「病貓病狗」等問題。 做了這行，崔燦才發現，很多賣家的繁育並不合規，還認為沒有人會因為一兩千塊錢跨市起訴。但偏偏崔燦是個認死理的人，「如果律師都不去維權，那說明普通人更加維權無門」。 和崔燦一起建立寵物律師群的律師安嘉然也曾辦過線上寵物買賣的案子。一個女孩購買了一隻絕育的公貓，收到的卻是一隻尚未絕育的母貓。賣家不予處理，並拉黑了她。還有寵物主人請人上門餵兔子，兩天後，兔子死了，維權時也同樣被拉黑。 安嘉然發現，找來維權的都是90後、00後，他們交易的渠道都是「線上」，提供的最主要證據都是聊天記錄。 「單獨留家，帶不走的寵物」造成的糾紛太多了，崔燦接過不少諮詢，上門餵養時被抓傷是誰的責任？代遛狗，狗咬傷了人，是狗主人承擔責任還是代遛人承擔？寵物樂園租用的狗狗模特咬傷了外來的人，責任應該是狗狗模特的主人來負還是樂園來擔？流浪貓在外抓傷了人，持續餵養流浪貓的人是不是要承擔侵權責任？ 這是當下城市生活中常見的糾紛。 畢馬威中國發布的《2025年中國寵物行業市場報告——「它經濟」的消費升級與市場洞察》顯示，2024年，我國城鎮寵物(犬貓)市場規模超過3000億元，預計至2027年有望突破4000億元。寵物正逐步從「功能性伴侶」向「家庭成員」的角色轉變。與此同時，寵物消費行業以「情感價值」為核心，向食品、醫療、服務、科技等多個產業鏈條輻射。 年輕人為寵物付出的金錢上限在不斷提高。為鸚鵡治病，為四肢斷裂的螃蟹餵蝦，為蜥蜴打造恆溫別墅，為救貓花3萬多元…… 崔燦為了救貓花過幾萬元，「寵物醫院太貴了」。他隱約察覺到了這個市場中的問題，而且這個行業的試錯伴隨著很多小動物生命的逝去。 呼籲合理構建規則的「狗律師」 寵物主人不都是對的。崔燦代理過寵物醫院的案子，有寵物被治療好了，主人反手一個舉報醫生違規用藥，進行醫鬧；或者寵物醫院遭遇職業打假人。崔燦認為，不僅是寵物醫院，其他寵物機構也面臨類似的問題，把「合規」做在前面，才能抵禦風險。 對提供服務的寵物機構是這樣，對寵物主人亦是如此。寵物律師鄧凱是一隻邊牧的主人，作為中型犬的飼養者，他希望「先管理、後福利」，只有寵物主人先履行自己的義務，才能在公共空間發生糾紛後主張自己的權利。 比如，泰國要求給寵物「上戶口」，寵物飼主不得虐待、隨意遺棄動物，不得放任寵物對他人、在公共場合造成困擾或破壞。雖然我國也要求主人持有狗證，但讓鄧凱感到為難的是，有些城市的養犬條例數十年未改。沉睡的條例已經不再能解決日益複雜的爭端了。 據他了解，目前不少地方性法規已經寫入「不得遺棄、虐待寵物」。但對違反此規定的處罰條款未做任何約定，導致沒有相應的處罰依據。 瑞士人曾提起一個法案，要求無論是豬、狗，還是魚，都有律師替它們發言。一位律師曾代理149隻貓被虐待的案件，主人被判罰款800瑞士法郎，律師費由政府承擔。 在我國，每當發生動物虐待的案件，很多人會發聲，對於寵物律師來說，他們希望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在法律沒有到位之前，築起一道牆。但這道牆始終是一道「矮牆」。 崔燦想到他們曾援助過的一個案子。一個虐殺流浪貓的人被網友發現，但因為流浪貓沒有主人，法律體系中沒有人可以起訴他，最後只被行政處罰，最嚴重的後果是15天。 律師曹靖爽也接過這樣一個案子，日常參與救助的熱心人士將小貓領養給一位「虐貓人」，卻只能以領養服務合同糾紛起訴，一審輸了，考慮到證據缺失的實際情況，從節約訴訟成本的角度，曹靖爽為其闡明繼續訴訟可能帶來的不利結果，但她仍然要堅持，「她覺得是自己的錯，總要做點什麼」。 在崔燦看來，虐待和遺棄如此常見就是因為「違法成本低」，但他又保持著樂觀，總不會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個又一個「全國首例」的判例出現，然後推動行業法規、地方性法規、司法解釋的出臺。 今年全國兩會，全國人大代表、安徽省農業科學院副院長趙皖平聯合31名人大代表，提出《制定伴侶動物保護和管理法》的議案。 趙皖平指出，我國現行法律在伴侶動物管理方面呈「碎片化」狀態，導致虐待、遺棄、非法交易等惡劣現象屢禁不止。他建議通過立法明確飼養者責任、規範繁殖交易、建立流浪動物救助體系，並將虐待行為納入法律懲戒範圍，用法律的威嚴守護伴侶動物的權益。 寵物律師周雨婷正在期待那樣一天的到來。她和小區的朋友一起在小區裡餵養過4隻流浪貓幼崽，其中有兩隻因投毒致死。遺憾的是，周雨婷甚至連調取監控立案的資格都沒有，因為「小貓不是屬於我的財產」。她期待未來某時，哪怕僅以一名律師的身份，也可以為小貓的生命權訴訟。 (應受訪者要求，安雨為化名)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王雪兒 實習生 趙家藝來源：中國青年報
央廣網北京8月12日消息(總臺中國之聲記者韓雪瑩 錢成)據中央廣播電視總臺中國之聲報導，「一件代發」作為中間商賺差價的商業模式，常見於無貨電商商家。然而，該商業模式在運行過程中，極易在消費者信息保護、產品售後、服務保障等環節出現法律糾紛。 近日，江蘇省宿遷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結一起電商平臺對入駐商家開具違約單引發的糾紛案，判決最終支持電商平臺對該商家作出的「惡意倒賣」的定性，認定了商家的違約行為。商家如何步步違約，構成了「惡意倒賣」？電商「惡意倒賣」有哪些危害？ 2023年7月，廖某作為商家和甲公司籤訂服務協議，併入駐該公司旗下網購平臺經營網店，繳納保證金3000元。廖某和甲公司籤訂的服務協議由正文、公示於網購平臺的各項規則等共同組成。 案件承辦人、宿遷市中級人民法院民二庭葛法官介紹：「雙方當時的服務協議約定，在事前未取得客戶授權的情況下，通過購買平臺以外店鋪商品完成自己店鋪內訂單交易的行為，明確為惡意倒賣行為，並約定了相應的違約後果。」 根據協議，惡意倒賣行為包括但不限於運單信息顯示來源於其他平臺渠道、客戶收到來自第三方平臺或渠道的物流簡訊或售後電話等；店鋪多次發生「一般」程度違規視為違規程度「嚴重」，對於「嚴重」違規程度的店鋪，平臺可扣除違約金1萬元。儘管協議中有明確的約定，但廖某為了降低運營風險，仍然在此網購平臺上做起了「一件代發」的無貨買賣。 葛法官表示：「在實際銷售中，廖某在接到訂單之後，直接將客戶的訂貨信息等披露給了乙平臺公司旗下的一個入駐商家並且支付貨款，由該商家發貨給客戶，而物流簡訊顯示貨物是來自於乙公司旗下平臺。2024年3月至5月，甲公司發現了廖某這一行為，於是以惡意倒賣為由給予廖某兩次違規處理，但廖某仍沒有改正。甲公司在進行第三次違規處理時，向廖某開具了1萬元的違約單，後續扣除了廖某的3000元保證金用於抵扣違約金。廖某向平臺申訴，平臺審核後給出的結論是『商家違規情況屬實』。」 廖某不接受處理結果，遂訴至法院，要求撤銷甲公司單方面對其收取1萬元違約金的處理決定，並主張甲公司應配合其完成退店程序以及應退還店鋪保證金3000元。廖某稱其店鋪是從工廠直接發貨，不存在惡意倒賣的情況，其未違反平臺規定。 甲公司則辯稱，廖某在甲公司平臺經營，應當遵守平臺規則。2024年3月以來，平臺獲取到廖某的店鋪向消費者發送的帶有乙公司平臺字樣的物流簡訊，能證明廖某的行為已違反甲公司平臺關於惡意倒賣的規則。且甲公司多次向廖某開具違約單後，廖某仍繼續違規，其按照約定作出處理，合理、合法。 葛法官進一步解釋：「法院經過審理之後認為，雙方籤訂的服務協議內容是不違反法律規定的，也就是說雙方協議約定有效。其實平臺對於惡意倒賣行為在協議中的約定，主要是從兩個方面考慮，一方面是保護消費者權益，另外一方面是基於網購平臺自身商譽的建設。而廖某在經營過程中的行為明確符合雙方關於惡意倒賣行為的約定，基於此，平臺給予廖某相應的違約處罰，本質上是一種違約責任。」 法院認為，甲公司作出的處罰力度與廖某違約行為程度相當，符合比例性原則；同時，甲公司在作出案涉處理時遵守相關程序，給予了廖某申訴機會。因此，甲公司扣除廖某保證金3000元作為違約金的行為屬於其依照協議約定履行其平臺監管職責之舉，不應返還。因廖某尚未按照商家主動退店流程向甲公司平臺提出退店申請，故對其要求甲公司配合其關店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法院最終判決駁回廖某的訴訟請求，該判決現已生效。 針對本案，宿遷市中級人民法院民二庭朱庭長表示，隨著數字經濟不斷發展，各電商平臺在經營模式、產品特色、物流服務等方面形成了自身獨有特點，電商平臺以自身商譽作為商品信譽的依託，對潛在消費者形成了不同的吸引力。在司法實踐中，惡意倒賣的危害關鍵在於經營行為的欺騙性，以及對商業秩序的擾亂。 朱庭長說：「惡意倒賣損害了消費者在商品價格、商品質量、服務質量以及物流履約等方面的知情權和期待權，影響了消費者購物體驗。為了確保終端的消費者收到商品時對於貨物品質和來源不至於產生認知混淆，惡意倒賣行為被有關平臺所禁止，這既是平臺自身品牌建設的需要，也是保護消費者知情權、選擇權的需要。」 對此，法院提示廣大消費者，購買商品應在正規電商平臺購買，避免通過不明來源的第三方賣家下單。 朱庭長表示：「購物下單前注意查看商家聲譽、評價記錄等，收到貨後要核實物流信息與訂單信息是否一致，如果遇到惡意倒賣情形的，應當立即保留證據，聯繫平臺客服進行投訴，必要時向監管部門舉報，或者通過法律手段維護合法權益，防止因倒賣發生的商品質量瑕疵和因發貨地址不一致導致的維權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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