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正安被開除黨籍 取消退休待遇
2025-11-12 04:56 8,126次浏览受訪者採取哪些方式守護長輩的「數字生活」： 安裝國家反詐中心App 69.74% 教授其如何核實信源或使用事實核查工具 49.43% 設置「親情守護」功能 30.90% 分享闢謠文章/視頻 44.36% 錄製操作教學視頻或製作指南 29.25% 推薦可靠平臺 35.89% 尚未干預 9.08% 其他 0.22% —————————— 刷短視頻看養生知識、和老姐妹分享廣場舞電子教程、在微信群裡搶紅包……南陽理工學院沈思陶的母親是一位70後，在網際網路上「衝浪」已成為她的日常。 吉林大學的於春的姥爺是一位年過八旬的銀髮網民。從只會使用瀏覽器查看新聞，到頻繁使用小紅書、抖音等社交網絡平臺，「我的家人很快發現在這些平臺中檢索問題非常便捷，他們也喜歡在這些平臺上看些短劇調劑生活」。在於春看來，這些平臺聚合了大眾的生活經驗和豐富的文娛資源，在很大程度上扮演著長輩的生活「百寶箱」。 近期，中國青年報·中青校媒面向全國大學生發起關於長輩數字生活的問卷調查，共回收有效問卷2786份。調查結果顯示，93.11%受訪大學生表示他們的父母或長輩願意學習使用與時俱進的網際網路產品。中國網際網路信息中心發布的最新《中國網際網路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政府高度重視老年群體惠享數字紅利，銀髮群體已深度共享數字發展成果。統計顯示，截至今年6月，我國60歲及以上銀髮網民規模達1.61億人，老年群體網際網路普及率達52.0%。 擁抱「網」事：社交、購物、短視頻構建長輩數字生活 剛上大學時，北師香港浸會大學的馬一凡可以感受到父母對於網絡的抗拒和排斥。每次父親給她生活費時，會特別叮囑：「你一定要把錢轉到銀行卡上，放在社交媒體的錢包裡不安全。」如今，已經攻讀碩士學位的她發現，父母使用網際網路產品的頻率越來越高，不僅會使用社交媒體、用上了地圖軟體，甚至還會自己剪輯視頻、在購物平臺上下單。 馬一凡清楚地記得，以前父母一直不會使用地圖軟體。轉變發生在她上大三那年，在身邊人的影響下，父母發現了地圖軟體的便捷，「甚至還換上了特別的語音播報包」。她的母親則喜歡上了社區團購小程序，「在上面買菜還挺方便的」。 中青校媒調查顯示，在眾多數字平臺中，社交軟體、短視頻平臺以及購物App在長輩中的普及度較高，短視頻(72.43%)是長輩獲取網絡內容的最主要類型，新聞資訊(67.48%)、健康養生知識(60.01%)、購物(58.33%)也都是他們關注的類別。 南京醫科大學章萬鈺的父母平時愛刷短視頻，最關心的是健康話題和教育話題。「他們想了解我的生活狀態，但是經常不知道從何聊起，而短視頻平臺中校園生活相關的視頻讓他們覺得自己與我的距離更近了。」此外，自章萬鈺學習臨床醫學專業以來，長輩經常向他分享醫學相關的視頻，希望他能夠運用自己的專業知識為他們解惑。 中青校媒調查顯示，83.74%受訪大學生認為，對長輩而言，網際網路產品的操作簡易性至關重要；此外，風險防護力(67.59%)、內容可信度(64.90%)、功能實用性(53.95%)、情感聯結感(41.71%)也都是他們使用時關注的重點。 在運用短視頻平臺與長輩交流的過程中，章萬鈺逐漸意識到，這不僅提升了家人融入數字生活的程度，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他和家人之間的情感流動。「現在我的家人對於各大網際網路應用的特點都非常了解，比如他們知道，在微信公眾號、新聞客戶端和知乎等軟體中，可以獲取較多知識科普型文章，他們在和我交流討論這些內容時也給了我很多啟發。」有時家人提出的問題也會觸及他較為陌生的知識領域，在求證學習的過程中，他與家人都頗有成就感。「在生活領域，長輩是我的引路人；而在專業層面，我更像是他們的引導者。」章萬鈺說。 讓馬一凡沒想到的是，她的父母如今也悄然跟上了「AI熱」。早在兩年前，當馬一凡正為本科畢業論文焦頭爛額時，爸爸就點撥過她：「這些複雜的資料和畢業要填的一大堆文件，現在都有AI工具能幫你處理了，可以試試看。」此後她發現，父母對這類工具的應用還挺熟練的——爸爸會用AI處理一些工作上的數據，媽媽則在撰寫一些工作材料時，習慣藉助AI來梳理思路。爸爸還跟她提過：「其實你的論文初稿，也可以用這些工具先理一理框架、順一順文筆。」 隱憂浮現：隱私洩露、偽科學、誘導消費成主要風險 沈思陶也察覺到，長輩在擁抱數字生活時難免「步履蹣跚」。「有一次我媽差點被一個偽裝成官方網站的釣魚網站騙了，就為了領一個所謂的免費禮品，輸入了個人隱私信息。幸好她上網遇到問題時習慣性地問我，才及時止損。」 中青校媒調查顯示，隱私洩露(69.10%)、金融交易風險(63.32%)和誤導性醫療健康信息(61.06%)，是受訪大學生擔心父母可能遭遇風險的場景。 「我希望長輩能夠充分擁抱數字生活，但又擔心嘈雜的網絡平臺會誤導他們。」由於看到許多軟體會自動跳轉購物頁面或軟體下載頁面，於春愈發產生了這樣的矛盾心態。 「他們並不了解這些廣告中的『隱藏套路』，常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同意』了某些條款，直到開始被扣費才發覺問題。」此外，於春表示，長輩雖然能夠較快辨認出粗劣的騙局，但是聽到似乎天衣無縫的話術時，也會有所動搖。「通常來說他們來詢問我能否支付時，他們其實已經在考慮為眼前的產品買單了。」 章萬鈺也注意到，在各大短視頻平臺，質量良莠不齊的醫學科普視頻充斥其中。這些視頻中雖然不乏名副其實的從業者，但也有許多帳號運營者通過傳播焦慮來獲取流量。「有的博主振振有詞地表示，某些水果蔬菜不能吃，實際上只片面強調了這些食物的部分特性，而這樣存在爭議的內容反而能獲得很高的轉發量和討論度。」更令他擔憂的是，有些騙局打著「醫學專家」「醫學博士」的旗號誘導中老年群體，甚至從中漁利。章萬鈺身邊有不少長輩患有基礎病，被推送了所謂的「特效藥」視頻時，就會半信半疑地詢問他。「這些視頻用精心打造的話術和場景抓住了長輩的身心需求，醫學知識儲備不足的人非常容易陷入騙局。」 馬一凡的父母也曾讓她陷入擔心。大一時，父母給她發的一條連結把她嚇了一跳。那時候馬一凡超出了健康體重20斤，父母出於關心，為她尋找減肥產品。那條連結裡正是減肥藥品。馬一凡經過搜索發現，該減肥產品的成分主要是瀉藥，「但價格竟然是2萬元，我立即制止了他們下單。」 中青校媒調查顯示，難以辨別信息真偽(46.66%)是受訪者的長輩在數字生活中遭遇的最普遍問題，輕信養生「偽科學」(42.71%)、購買直播間「三無產品」(37.11%)、過度刷短視頻影響作息(32.66%)、過度依賴平臺推薦(27.67%)等，也都是他們曾經遇到過的情況。 馬一凡認為，當身邊的長輩堅信算法推薦的保健品時，背後的心理是對於健康的焦慮。「現在的大數據也很可怕，分析出長輩的年齡後，就會推薦保健相關信息，甚至會讓老年人覺得這樣的推送就是他們可以抓住的『浮萍』。」她還發現，一些網際網路產品和信息提供的情緒價值，也讓長輩深陷其中。馬一凡以她的小姨舉例，「她聽到直播間的主播喊她『家人』，就會很開心。」 反哺進行時：年輕人助力提升長輩數字素養 為了儘可能減少誘導性信息對家人的幹擾，於春養成了定期檢查他們手機應用的習慣。她還為他們的手機應用開啟了青少年模式，以此過濾掉一部分有害信息；她還會用其社交帳號檢索不同話題，並給低質量話題點擊「不感興趣」，儘可能不讓長輩陷入「信息繭房」之中；她也會查看長輩的手機是否被安裝了垃圾軟體或來源不明的小程序。 「雖然我會向長輩解釋這些騙局的底層邏輯，但是很多時候，他們並不能全然理解。」於春察覺到，面對花樣繁多的垃圾信息，長輩們對於使用電子產品的信心在降低；而由於當前許多應用尚未建構起完備的適老化信息淨化機制，她常常在「孤軍奮戰」中感到些許無力。 在沈思陶看來，很多平臺的青少年模式相對成熟，但真正適合老年人操作習慣，能有效過濾虛假、誘導信息的長輩模式還遠遠不夠完善。他希望科技企業能承擔起更多社會責任，設計更直觀、更安全的界面，建立更有效的信息篩選和風險提示機制。「讓技術真正成為連接親情的溫暖橋梁，而不是一道冰冷的鴻溝，這需要我們年輕一代的努力，更需要整個社會的智慧與關懷。」 中青校媒調查顯示，超九成受訪大學生曾指導過父母使用數字工具，在面對父母或長輩輕信存疑信息時，過半受訪大學生會選擇立即指出錯誤。為了保障長輩的數字安全，69.74%受訪大學生為其安裝國家反詐中心App，49.43%教授其如何核實信源或使用事實核查工具，44.36%向其分享闢謠文章或視頻。此外，推薦可信平臺(35.89%)、設置「親情守護」功能(30.90%)、錄製操作教學視頻或製作指南(29.25%)也都是受訪大學生提升長輩數字素養的舉措。 馬一凡為父母下載了國家反詐中心App，並且經常將可靠的官方媒體發布的相關新聞轉發給父母。現在，她發現父母對她的信任度越來越高了。她希望學校可以開設一些跨代教育的課程，將代際的數字溝通與反哺納入相關課程，從而掌握和長輩溝通數字問題的意識和技能。 章萬鈺則在家庭中主動承擔起醫學知識傳播的責任。「我會教父母辨認醫學、保健類帳號的可信度，比如有職業認證的帳號內容往往較為可信。我還會推薦他們長期訂閱一些視頻質量較高的博主。」此外，他也會時不時向長輩轉發有益的醫學常識，特別是他們在日常生活中容易忽視的健康細節。「老一輩注重節儉，有一些生活習慣從健康角度來看並不可取，比如夏天不捨得用空調、剩菜反覆加熱和食用。很多醫學科普視頻中會引用鮮明的案例，原理演繹也很直觀，這類視頻的提醒效果往往比口頭提醒更好。」 「面對新事物，長輩可能會存在或多或少的焦慮、惶恐等情緒。如果我們只是以高姿態指責他們不辨真偽，不僅不利於他們融入數字生活，而且會加劇他們的孤獨與失落。」而今，有了章萬鈺的幫助，長輩們在魚龍混雜的網絡信息中得以更加從容。在章萬鈺看來，破除數字鴻溝之外，更加值得關注的，是長輩內心被尊重和被傾聽的持久需求。 江西師範大學的張子豐也有同樣的感觸。當媽媽對「磁療床墊」心動時，他會找出醫學論文證明其無效性，讓科學和數據成為拆穿謊言的「武器」。「要用他們能理解的方式，克服他們使用數字工具的挫敗感。」張子豐深知，數字鴻溝背後往往隱藏著長輩對落伍的焦慮。為此，他每天都花10分鐘左右對父母進行潛移默化的引導，定期給父母的手機做「健康檢查」，還特意出一些「考題」，比如假裝找不到某個設置按鈕，請媽媽幫忙。「當她『教』我時，眼裡滿是自信的光芒。」 「教會父母獨立完成一次網購、成功預約一次醫院號源，就像建立了一座座小小的『數字裡程碑』，它們承載的溫暖不亞於兒時父母教我騎單車時，扶在車後座的手。」張子豐說。 (應受訪者要求，於春、張子豐為化名) 實習生 何燁 張子邁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劉俞希 卞心怡來源：中國青年報
閱讀提示 用人單位有權了解勞動者與勞動合同直接相關的基本情況，但是，開展背景調查應確保流程標準、渠道合規，遵循私權侵入最小化、必要性、非歧視原則。 「因為背調結果顯示『黃燈』，我們無法進行下一步了。」 不久前，應聘某食品公司的羅女士，突然接到該公司HR發來的這則不予錄用通知。經過反覆溝通，羅女士才得知自己被背調公司標為「黃燈」的原因——「有過訴訟記錄」「曾經是被告」，羅女士告訴《工人日報》記者。 近年來，背調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招聘流程中，在有的背調中出現了訴訟記錄、婚戀情況、職場「緋聞」等信息。多位受訪專家呼籲，用人單位開展背調須遵循私權侵入最小化、必要性、非歧視原則，同時明確法律邊界與公德邊界，保護求職者個人隱私，保障勞動者合法權益。 因有訴訟記錄，背調「亮黃燈」 「接到背調結果時人是懵的，想了很久都沒想到我什麼時候成過被告。」羅女士告訴記者，她後來推斷出唯一可能的訴訟記錄，「2018年，我們小區的業主跟物業有過糾紛。當時物業公司起訴了很多業主，估計我也是其中之一。」 後來，羅女士查閱案件公開信息發現，該案中，自己的確被列入了被告名單。最後，羅女士放棄了入職該食品公司的機會。 記者了解到，一些背調公司受用人單位委託對求職者開展背調，並在背調報告中標註「綠燈、藍燈、黃燈、紅燈」，以此代表求職者的「風險」由小至大。在上海市金山區人民法院近日審結的一起勞動糾紛案中，求職者張先生也因有訴訟記錄被用人單位拒絕錄用。 2024年4月，張先生接到一家軟體開發公司的錄用函。在與原公司辦理離職交接手續後，張先生在軟體開發公司旁租房、租車位，積極為入職做準備。 讓張先生未曾料到的是，當月，該軟體開發公司突然聯繫他，表明公司需要背調結果為「綠燈」或「藍燈」的候選人，而張先生的背調結果是「黃燈」，不符合其錄用標準。 後來，張先生從背調公司處得知，自己拿到「黃燈」評價的原因是其存在訴訟記錄。對此，張先生提出異議稱，訴訟記錄是其曾因被騙取錢財而發起的維權訴訟，且自己是原告。此後，背調公司將張先生的背調結果改為「藍燈」，但該公司仍以原理由拒絕錄用。 「誠信是勞資關係的基石，訴訟記錄本身並非拒絕錄用的正當理由。」對於該案，上海市金山區人民法院法官楊鋒分析認為，訴訟作為法律賦予公民的基本權利，不僅是解決糾紛的司法途徑，更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機制。 「勞動者若因行使訴訟權利而被拒絕錄用，等於變相剝奪了勞動者維護權益的法律救濟途徑，使得勞動者在就業與維權之間進退兩難。」楊鋒說。 最終，法院經審理認為，軟體開發公司的上述行為違背誠信原則。綜合考慮張先生支出的房租等費用，並結合後續張先生入職的工資報酬酌定的失業賠償，判處該公司向張先生賠償1.32萬元。 背調信息應與勞動合同直接相關 用人單位開展背調有何依據和意義？北京中首律師事務所主任胡勝國表示，依據勞動合同法等法律法規，用人單位有權了解勞動者與勞動合同直接相關的基本情況，勞動者應當如實說明，「其目的主要是降低用工風險，保障用人單位利益」。 在背調程序方面，北京澤盈律師事務所律師林屾提出，開展背調的相關主體應遵循6大程序，分別為籤署授權、確定範圍、多源驗證、結果反饋、加密存檔、到期銷毀，以此確保流程標準、渠道合規。 記者梳理公開案例發現，司法實踐中，一些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因背調提供的個人信息範圍、真實性、客觀性等產生爭議。 因前同事的一句「生活作風存在問題」評價被寫入背調報告，求職者王先生入職新單位後每月工資減少約5000元。該案訴至北京市豐臺區人民法院後，法院認為，案涉背調公司在未確認王先生前同事所述內容是否屬實的情況下，直接給其標註「黃燈」，並將該信息寫進背調報告，導致其名譽受損、社會評價降低。最終，法院判決背調公司停止侵權，向王先生賠禮道歉、恢復名譽，並賠償精神損害撫慰金。 「背調不能侵犯個人隱私權，須遵循私權侵入最小化原則。」胡勝國指出，相關主體應通過個人授權和法律規制兩個程序保障權利侵入最小化，即沒有勞動者授權不得調查，即使獲得授權也應遵守民法典和個人信息保護法等規定。 在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勞動經濟學院教授範圍看來，用人單位開展背調還須遵循必要性原則、非歧視原則。「必要性原則是指基於招聘必要進行背調，搜集、調查的信息也是基於招聘崗位的需要，且與勞動合同直接相關。此外，用人單位不得利用搜集的信息對勞動者作出歧視性的僱傭決策。」他說。 明確背調法律邊界與公德邊界 對於用人單位開展背調的邊界，林屾提出，應考量兩個標準下的邊界定義，即「法律邊界」與「公德邊界」。 林屾進一步分析稱，在「法律邊界」方面，可依據個人信息保護法確立的「最小必要原則」這一導向原則。一方面，「最小」指的是信息範圍，即法律僅允許開放最小限度的、與公共生活相關的、可能與他人和服務對象有必要關聯的個人信息，「所有的商業調查行為，均須在這個範圍內開展」。另一方面，「必要」是指信息相對必要，對調查者的權限做出限制。 對於「公德邊界」，在林屾看來，用人單位和背調機構在開展背調時應最大程度地保護被調查者的社會性利益。 範圍建議，勞動行政部門應明確背調具體規範，包括調查前提、調查獲取信息的範圍、調查獲取信息的引用等。此外，對於濫用背調等違法行為，應該依法追究其法律責任。「對於用人單位濫用背調、侵害求職者勞動就業權的，應該對求職者的權益予以保障，如認定用人單位違法拒絕錄用的締約過失責任等。」他說。 「可以利用區塊鏈存證、算法歧視治理等方式強化監管技術的應用。」林屾舉例稱，比如應強制授權書、調查過程上鏈固化，供勞動監管部門實時查驗，同時要求用人單位公開AI背調模型邏輯，防止關於年齡、性別等的隱性歧視。 此外，林屾提出，對於不同用途的背調行為可採取的手段、可提供給需方的信息，可以實施精細化的分類、分級管理。與此同時，確保勞動者擁有信息刪除權。通過立法明確勞動者離職後可要求相關主體刪除背調數據，用人單位亦需設立自動清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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