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發布首個針對不可移動文物預防性保護的規範性文件
2025-11-30 16:24 4,874次浏览雪豹在千裡之外的雪域高原巡視領地，一群藏羚羊在奔跑追逐，憨態可掬的野生大熊貓成為網絡「頂流」……盛夏時節，中國國家公園內生機盎然、萬物共生。今年是我國啟動國家公園體制改革10周年。10年時間裡，中國國家公園建設實現從試點探索、破冰突圍到系統協調、全面推進的歷史性轉變，首批設立的5個國家公園旗艦物種野生種群數量呈現持續恢復態勢，生態系統多樣性、穩定性、持續性穩步提升。 2015年，我國啟動國家公園體制改革。2021年，我國正式設立三江源、大熊貓、東北虎豹、海南熱帶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國家公園。10年來，中國國家公園建設堅持生態保護、綠色發展、民生改善相統一，不斷探索保護與發展的新模式，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正逐步變為現實，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績單。 從頂層設計出發，推進位度創新、構建體制機制、制定保護規劃、實施保護工程，國家公園以自然之道養萬物之生，邁出一系列堅實的步伐。落實《建立國家公園體制總體方案》《關於建立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的指導意見》，印發《陸生野生動物重要棲息地名錄》……通過修復破損生態系統、改善或重建遷徙通道、擴大適宜棲息地範圍等努力，野生動物生活環境條件明顯改善，極大推動了以旗艦動物為代表的瀕危野生動物的高水平保護。 由山川、林草、湖沼等組成的自然生態系統，牽一髮而動全身，在保護過程中必須摒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治理模式。三江源國家公園將長江、黃河、瀾滄江源頭區域全部納入保護範圍。大熊貓國家公園將原分屬73個自然保護地、13個局域種群的大熊貓棲息地連成一片，全國野生大熊貓總數量的72%得到了有效保護。東北虎豹國家公園則暢通了野生動物遷徙通道，現東北虎數量超50隻、東北豹數量超60隻。海南熱帶雨林國家公園雨林生態系統功能逐步得到恢復，海南長臂猿的野外種群數量達5群36隻，治理成效顯著。 綠色是大自然的底色，良好的生態本身蘊含著無窮的經濟價值。國家公園建設踐行綠色發展理念，構建多樣化生態產品體系，實現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雙贏」。比如，在三江源國家公園，近2萬戶牧民實現「一戶一崗」全覆蓋，藏羚羊、藏野驢等野生動物數量大幅增長，原有居民年收入也增加了不少。大熊貓國家公園積極打造推廣「熊貓茶」「熊貓蜜」「熊貓山珍」等國家公園社區生態產品；東北虎豹國家公園新建20個黑木耳提質增效基地；海南熱帶雨林國家公園扶持發展食用菌、茶葉等替代產業……這些探索都讓農戶擁有了紮實的獲得感，也讓他們成為國家公園真誠的守望者。 隨著生活水平提升，人們對自然保護地科研、教育、遊憩等公共服務的需求日益增多，要讓更多人參與到國家公園建設中來，以豐富的生態產品供給滿足社會需求，讓公眾樂享生態保護成果。未來，增強自然公園生態服務功能還有不小潛力可挖。可通過完善各類自然公園功能定位，提升自然公園的生態文化價值，健全公共服務設施，建設野外觀測、宣教、露營的自然教育和生態體驗場所等，提升全民生態共享體驗的質量。 國家公園建設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將山水林田湖草沙作為一個生命共同體進行保護修復，將國家公園建設與地方經濟社會事業發展統籌協調，實現一體發展。當前，我國正全面推進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建設，進一步加強系統治理，落實好自然保護地整合優化、國家公園空間布局方案等，充分展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智慧，將奏響美麗中國的雄渾樂章，為高質量發展提供更強有力的生態環境支撐。 (作者：任鈴，系南開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北京8月10日電 題：學者史海鉤沉十五年再現鄭振鐸抗戰期間搶救珍本古籍 記者 應妮 歷時十五年深入日本各大圖書館、藏書機構，挖掘眾多日方視角的新文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吳真完成了著作《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重現一介書生鄭振鐸在1937年至1945年留守上海的日常生活史，講述他在深陷被敵偽追捕、生計無著的極端環境中，如何為國家搶救珍本古籍周旋於各方勢力之間，堅守在文化抗戰的第一線。 日前接受記者專訪時，吳真坦言這本書的寫作思路是書籍史角度下的文化抗戰。「書籍同樣是戰爭的受難者，從中可以看到書籍和人的命運的共振。」 鄭振鐸個人資料照片。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為什麼聚焦鄭振鐸？ 2009年，吳真在日本東京大學做研究期間偶然看到一條日寇隨軍記者關於戰時搜集與匯總中國珍稀圖書的記載，激發了她探究抗戰時期中國古籍遭受「書厄」的好奇心，並隨之不斷積累資料。其中一個重要個案是在1938年，稀世孤本《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驚現於亂世，幾經易手，最終在鄭振鐸的努力之下收歸國有，她由此將目光聚焦在這位文化大家身上，再延展到以鄭振鐸為中心的、以往少為人知的地下文獻保護工作。 事實上，淞滬會戰爆發，時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的鄭振鐸面臨著抉擇：走，還是不走？他任教的暨南大學依然堅持在上海辦學，而且他的家裡上有老祖母、下有剛剛出生的小兒子，全家十口人一起撤退不太現實。他決定，不躲、不逃、不撤退，留居上海，等待天亮。 吳真告訴記者，面對日軍的文化暴行，鄭振鐸意識到自己應該有所作為，他為自己選擇的報國途徑是「收異書於兵荒馬亂之世，守文獻於秦火魯壁之際」。 這一決定並非抗戰時期一般知識分子認為應該擔負的責任，而是鄭振鐸自覺承擔起來的文化責任。站在更深遠的人類文明長河中拼命打撈這些古籍文物，鄭振鐸認為文物古籍散佚了就不可復得，毀滅了就無從彌補。吳真指出，當責任落到個人的肩膀上，而且還是在上海「孤島」苦守的個人身上時，又多加了一層「萬一失敗則成罪人」的歷史負擔。 《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書影。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暗鬥」既是一個人的抗戰，也是一幅書生報國的文化群像。作者將形形色色的人物置於抗戰風雲之下，又串聯起一部由鄭振鐸勾連起的抗戰群像史：開明書店文人圈、「文獻保存同志會」、唐弢、許地山，一同搭建了購買、貯藏、運輸、保存的線路，也構成了互相幫扶、沉默抵抗的團體。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該書還披露了2023年面世的鄭振鐸1939年日記的內容，為理解其抗戰生活提供了更完整的鮮活資料。 鄭振鐸寫於1949年的文章曾總結：「抗戰中為國家得宋元善本明清精槧一萬五千餘種。」事實上，「一種」古籍可能是幾十冊，也可能是上百冊。「通過這些年的研究，根據不同數據來源，我的統計是這一萬五千餘種大約是6萬冊」，吳真引用鄭振鐸《求書日錄》中的話，「我從劫灰裡救全了它，從敵人手裡奪下了它……我在躲藏裡所做的事，也許要比公開的訪求者更多更重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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