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碼2025中國民企500強「硬核實力」
2025-11-25 16:20 8,763次浏览上海8月13日電 (記者 陳靜)13日，在2025上海書展開幕當天，「湘滬攜手 文脈共承——中南傳媒精品圖書推介暨合作夥伴籤約活動」(簡稱：籤約活動)舉行，推介和發布湖南出版集團近年來出版的300種重點圖書，為廣大讀者奉上一道豐富的「湘味」文化大餐。 「湘滬攜手 文脈共承——中南傳媒精品圖書推介暨合作夥伴籤約活動」13日舉行。(湖南出版集團供圖) 湖南出版集團，即湖南出版投資控股集團。據悉，300種重點圖書分別被歸納在「悠久的歷史文化」書單、「厚重的革命文化」書單和「活躍的現代文化」書單中。 據悉，今年，湖南受邀作為主賓省亮相2025上海書展，湖南出版集團集合旗下12家單位，攜帶近4000種圖書，策劃了29場活動，希望推進湖南和上海的文化融合。湖南還邀請了一批知名作家等前來。當天，《古物說》作者王仁湘、《靠什麼團結 憑什麼勝利：中共七大啟示錄》作者丁曉平、《家山》作者王躍文分別發言，暢談創作感受。 《靠什麼團結 憑什麼勝利：中共七大啟示錄》作者丁曉平發言。(湖南出版集團供圖) 當天，湖南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劉紅兵，上海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趙嘉鳴，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李敬澤，中國圖書評論學會會長、中宣部出版局原局長郭義強等出席籤約活動。 「當前，中國出版業正處在高質量發展的關鍵階段。湖南和上海作為中國出版界的兩大中堅力量，應當相互攜手、同向發力，更好擔負起新的文化使命。」郭義強希望深入挖掘兩地豐富的黨史資源和紅色文化富礦，推出一批有深度、有溫度、有影響力的主題出版物；希望雙方利用上海在數位技術、人工智慧應用等方面的優勢，結合湖南在內容資源上的特色，在數字出版、知識服務、沉浸式閱讀、IP運營等方面開展深度合作，共同構建出版新生態，提升優質內容的傳播力、影響力。 郭義強還希望兩地聯合優秀作家群體發掘創作源泉，連接電商及新媒體平臺創新發行模式，協同科研、教育機構注入知識動能，整合區域政策與平臺資源營造良好環境，共同構建一個多方參與、優勢互補、互利共贏的出版產業生態圈。 本次籤約活動通過「推介一批好書、籤約一批作家、聚合一批平臺、推出一批福利」，集中展示湖南出版界在挖掘悠久的歷史文化、傳承厚重的革命文化、創造活躍的現代文化方面的成果，聚攏一批優質作家和新媒體平臺資源，實質性推動湘滬兩地出版文化資源的深度融合與長期戰略合作。 中南出版傳媒集團發布擬籤約的100位作家，圖中大屏幕為其中部分作家。(湖南出版集團供圖) 在當日的籤約活動上，中南出版傳媒集團發布擬籤約的100位作家；分別與上海市中共黨史學會等籤署戰略合作框架協議，就滬湘兩地紅色資源挖掘、渠道拓展達成深度合作意向；與三大頭部平臺達成戰略合作，共拓「書+消費者」生態新局。 據湖南出版投資控股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中南出版傳媒集團董事長賀礫輝介紹，抗戰期間，上海的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開明書店等相繼遷至湖南，兩地編輯、印刷工人在湘西合作，為抗戰文化保存火種。改革開放以來，湖南文藝出版社在上海設立版權交易窗口；二十一世紀初，國家出版基金項目《湖湘文庫》與上海圖書館進行高清影印合作，首批30種在上海首發。「今天，我們再把『悠久的歷史文化、厚重的革命文化、活躍的現代文化』帶到黃浦江畔。」賀礫輝說，希望把湖南的「辣味」與上海的「鮮味」調製成新穎的文化盛宴，奉獻給廣大讀者。(完)
準備好了迎接工作，工作卻臨時「爽約」了——據封面新聞等媒體報導，今年以來，多地師範類應屆畢業生在籤好「三方協議」後，擬入職的學校以招生不足為由，或不再錄用，或暫緩入職，或調崗。這幾乎是雙輸的局面：師範生錯過了最佳求職期，維權困難；學校則說自己很無奈——招生規模低於預期，不需要那麼多老師。 此前，2024年，有媒體報導，不少企業與已籤好「三方協議」的應屆畢業生解約，且這些公司大部分在行業裡發展勢頭較好，如新能源汽車、通信軟體等。其中，一部分畢業生落戶也受到影響。 所謂「三方協議」，全稱叫《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協議書》，由畢業生、用人單位、學校三方籤署，明確應屆畢業生戶籍、檔案、保險、公積金等一系列問題。它不同於勞動合同，不受勞動法保護。畢業生拿著它去用人單位入職後，才會籤署勞動合同。 曾經，一些高校畢業生是三方協議的毀約方，一些用人單位通過約定天價違約金來制約大學生毀約。2019年，為了更好保障應屆畢業生的權益，讓他們在選擇有變時不必承受過重的代價，教育部提出建議，違約金不得超過5000元。如今，企業「違約」時，違約金也是5000元。有學生對媒體說，幾千元錢難以彌補他們的損失，雙方很可能產生更多糾紛和爭執。 應屆生的就業保障好不好，是全社會關注的熱點。有專家說，可以將「三方協議」納入勞動法，遇到糾紛時，啟動勞動監察或勞動仲裁機制。也有學校把違約的企業拉入校園招聘的黑名單。 在我看來，只有引導招聘市場良性發展，才能更好地保護雙方的利益。社會既要充分保障應屆生的權益，也要保護企業校園招聘的積極性。如果對企業的處罰過重，企業縮小校園招聘的規模和範圍，將進一步壓縮應屆生的就業空間。 營造一個和諧、友好的就業環境，不只是求職者和企業雙方的事，還需要法律體系能跟得上就業形勢的新變化；政府部門積極有為，及時調和雙方的矛盾；教育系統能為「被違約」的學生提供更多支持。 比如，當企業確實因經營問題，不得不違約時，政府部門可以介入，讓「被違約」的畢業生保有應屆生的身份，不會喪失應屆生原有的權益。對多次、頻繁違約的企業，政府部門則要加強監管。 目前，「三方協議」的違約更多以提起民事訴訟的方式解決。面對越來越多的違約情況，是否可以考慮拓寬申訴渠道，讓被違約的學生反映情況更方便？又是否能夠為被違約者提供法律援助和就業指導，而不是讓他們陷入「自認倒黴」、不得不匆忙「落地」的境地？ 如果用人單位確因經營狀況不佳要解約，也應該有更溫情、人性化的方式。比如，違約企業或許可以向同行業的其他企業推薦這些「被違約」的應屆生，讓他們有被看見、被錄用的機會。 據媒體報導，一些民辦學校違約，是因為招生人數「嚴重背離預期」。也許，提前做好人力資源調研與規劃，明確當年用人需求，可以減少這種令人惋惜的錯位。 此外，「契約精神」不是「自覺」發生的，明確企業違約的賠償標準，也應是法治發力的方向。 對於那些即將離開校園卻忽然失去落腳點的年輕人，高校也不妨給予更多支持。比如，有能力的學校可以為「被違約」的畢業生提供宿舍暫住、幫助他們接觸新的工作機會。針對來校開展校園招聘的單位，學校應該開展充分的背景調查工作，並在籤好「三方協議」後，積極跟進畢業生的入職進展。 一篇名為《信用法治視角下企業違反就業三方協議的治理路徑》的論文提供了新解法：高校可以在合法範圍內收集違約企業的信用信息，提交給當地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機構，經審核後對外發布。 高校作為「三方協議」的一方，披露違約企業的行為具有一定公信力。高校公開披露的信息數據也可以被納入國家信用體系，作為考核企業管理的硬指標。 靠學生「認倒黴」、企業「認罰款」，不是系統性解決就業違約問題的思路。真心想為這些年輕人做點事，能想的辦法還有很多。 魏晞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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