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增值稅法實施條例（徵求意見稿）》公開徵求意見
2026-01-09 00:33 3,362次浏览8月7日電 據最高人民法院微信公眾號消息，最高人民法院今天發布第二批6個涉外商事海事調解典型案例。這批案例涉及新加坡、孟加拉國、烏茲別克斯坦、土耳其、瑞士、馬紹爾群島、象牙海岸、智利等8個國家當事人，彰顯了中國法院深刻把握服務保障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時代要求，積極推動涉外商事海事糾紛高效、和諧、實質性化解，為共建「一帶一路」和推動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注入強勁法治動能。具體呈現出以下幾個特點： 一、調和促穩保障各方共贏，護航海洋經濟行穩致遠 海洋是高質量發展的戰略要地。人民法院運用新時代海上「楓橋經驗」，實質化解矛盾，促成各方保持長遠合作關係，為海洋產業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司法後盾。案例一中，外籍貨輪在抵達智利瓦爾帕萊索港卸貨時發現貨損，新加坡、土耳其、智利三國當事人放棄提單背麵條款約定的船旗國管轄協議，一致選擇在大連海事法院訴訟，以共同行動表明對中國海事司法的期待和信任。法院充分發揮調解優勢，通過多輪背對背溝通，僅用三個月即推動各方達成和解並自動履行，用中國海事司法的「東方經驗」為外國當事人重新架起合作橋梁。案例二涉及某國際貿易公司與海南某漁業公司購買並出口冷凍羅非魚引發的海上貨物運輸合同爭議，貨物運輸到象牙海岸阿比讓港口後因無人提貨，導致貨物長期滯留而產生高額貨櫃滯箱費。中國法院精準把握各方當事人利益關切點，快速促和解紛，各方當事人分別撤回上訴和一審起訴，促進漁業出口產業鏈和供應鏈穩定發展。 二、外籍當事人高度信任，東方經驗在「多國多港」熠熠生輝 從抵達智利瓦爾帕萊索港的海上貨物運輸，到印度尼西亞芝格丁港口發生的船舶碰撞，外籍當事人均主動選擇中國海事法院解決糾紛，彰顯了外籍當事人對我國法院的高度信任。案例三是一起發生在國外海域的船舶碰撞糾紛，多個國家法院均具有管轄權，但當事雙方協商一致選擇寧波海事法院管轄並同意適用中國法。法院首次創新引入外國船東保賠協會參與調解，成功破解碰撞事故賠償難題，促成雙方達成調解協議，馬紹爾群島某船舶管理公司自動履行了全部款項。調解這一「東方之花」正在「絲路海運」航線上絢麗綻放。 三、創新「一站式」多元解紛機制，奏響「和合共贏」時代和音 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是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的重要載體。人民法院在涉外商事海事審判工作中，不斷探索「訴仲調銜接+專家輔調+行業指導」等涉外解紛模式，創新構建「一站式」國際商事糾紛解決機制，以司法智慧書寫「定分止爭」新範式。案例四是孟加拉國何某與陳某買賣合同糾紛，人民法院首創「商事調解+行樞輔調」模式，依託涉外民商事糾紛訴仲調「一站式」聯動解決平臺，邀請廣西壯族自治區商務廳專家解讀政策，邀請香港調解員開展雲上法庭異地同步聯調，形成了「法官+商事調解員+行樞輔調員」三員共調的解紛新局面。案例五是一起涉烏茲別克斯坦的跨國買賣合同糾紛，人民法院積極運用「多語言協同+數位化賦能+柔性調解」多元化解機制，通過線上視頻方式進行授權見證、在線調解，切實做到高效便捷低成本化解糾紛，積極為新疆打造亞歐黃金通道和中國向西開放橋頭堡提供有力司法保障。案例六是一起涉及瑞士某公司與河南某貿易公司、河南某煤電公司等清算責任糾紛，最高人民法院國際商事法庭充分把握中外當事人繼續合作的需求，創新「證據交換—焦點鎖定—動態協商—協調推進」全鏈條調解模式，積極避免匯率波動風險，促成中外當事人當庭握手言和、籤署和解協議，實質性化解糾紛，打破了「一案生、合作止」的困局，圓滿解決超千萬美元的跨國糾紛。 人民法院持續提升涉外商事海事審判質效，通過調解化解了一系列重大複雜的跨國商事海事糾紛，有效維護中外當事人合法權益，讓中華傳統「和合共生、美美與共」的東方智慧漂洋過海，逐步將我國打造成為國際商事糾紛解決的優選地。 6個涉外商事海事調解典型案例具體如下： 案例一 善用「東方經驗」實質化解國際海事糾紛 ——智利某農業公司訴土耳其某鋼鐵公司、新加坡某航運公司海上貨物運輸合同糾紛案 【基本案情
近期，力源科技實際控制人沈萬中因違規披露重要信息罪被判刑。力源科技成為今年7月第6家因財務造假涉刑的上市公司，折射出監管層「行刑銜接、立體追責」，以及嚴懲「首惡」的執法新態勢。 所謂財務造假「首惡」，是指在上市公司或經營主體財務造假行為中，起組織、策劃、指揮或主導作用的關鍵責任人，通常為實際控制人、控股股東、董事長、總經理等高級管理人員。這些主體因在造假中扮演核心角色，成為監管追「首惡」的重點對象，需承擔更嚴厲的行政、民事及刑事責任。 力源科技案是嚴懲財務造假「首惡」的典型。一方面，造假存續1年就判刑。相較於傳統造假案動輒3年至5年的持續期，力源科技造假僅存續1年即被查處。力源科技實控人沈萬中除被處以330萬元罰金的行政處罰外，還面臨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一年六個月的刑事處罰。這標誌著資本市場違法成本顯著提高，充分體現了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於進一步做好資本市場財務造假綜合懲防工作的意見》中「強化刑事追責」的導向。另一方面，案例處理速度明顯提升。2022年9月浙江證監局出具警示函後，證監會於2023年1月立案調查，同年6月作出行政處罰，最終在今年7月完成刑事判決。整個過程用時兩年九個月，案件處理周期縮短近半。這種快速查處的機制，能夠有效遏制造假者的僥倖心理。 與力源科技案形成呼應的，是近期「集中爆破」式執法的系列案件：瑞斯康達董事長因專網通信虛假業務被採取刑事強制措施，ST東時實控人因操縱市場獲刑六年半，錦州港副總裁被依法逮捕……今年7月1日至8月7日，共有8家上市公司「首惡」被追究刑事責任，罪名涉及欺詐發行、違規披露、操縱市場等。 新證券法的修訂為此輪嚴監管提供了法律基石。對比舊法，新規將信息披露違法罰款上限從60萬元提升至1000萬元，並新增「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組織指使造假」的從重處罰條款。更值得關注的是，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關於證券糾紛代表人訴訟若干問題的規定》與證監會發布的《上市公司監管指引》形成政策聯動，加速構建「民事賠償+行政處罰+刑事追責」的立體追責體系。 儘管監管持續加碼，但仍有上市公司實際控制人鋌而走險，背後原因值得深思。其一，利益驅動機制尚未根本改變；其二，公司治理失效；其三，中介機構失職。更需警惕的是，隨著註冊制改革深化，部分企業為達到上市標準，造假手段越發複雜隱蔽。如瑞斯康達參與的專網通信虛假業務，通過構建「生產型公司+墊資方」的複雜架構，形成虛假自循環鏈條，這給監管帶來更大挑戰。 治理財務造假亂象，破局之路是構建「不敢假」的市場生態。在監管和執法層面，需要強化刑事司法威懾，可以參照力源科技案，推動建立從證監會立案到公安機關介入的快速響應機制，縮短行政處罰與刑事追責的時間差。在上市公司層面，進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對審計委員會賦予實質性監督權力。在中介機構層面，探索建立保薦機構、會計師事務所「終身追責」制度，對參與造假的機構處以市場禁入等處罰。在投資者層面，提升投資者保護力度，推廣特別代表人訴訟制度，降低投資者維權成本，形成「造假必賠」的市場預期。 力源科技案猶如一面鏡子，既照見了資本市場的暗角，也折射出監管升級的曙光。當懲戒「首惡」從經濟處罰走向刑事制裁，當造假存續一年即被查處成為新常態，我國資本市場正以前所未有的決心重塑市場信心與制度權威，實現「市場有信、投資安心」的發展願景。(本文來源：經濟日報 作者：趙東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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