趴桌睡→追著學，京城員工午間一小時「卷」起來
2025-11-12 01:01 9,217次浏览■ 張欽昱 胡佳淇 一 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先行示範城市的實踐 2021年5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印發的《關於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先行示範城市的意見》(下簡稱《意見》)指出，深圳要積極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法治建設模式和路徑，先行先試、引領示範，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提供堅實法治保障。《意見》結合深圳城市發展需要和法治建設實際，提出了「七個率先」重點任務。4年來，深圳緊扣「先行示範」重要使命，在立法、執法、基層治理、司法方面大膽探索、積累經驗，形成一批可複製、可推廣、可落地的實踐做法。 貫徹「頭啖湯、小快靈」立法機制，發揮特區立法權優勢 深圳用足用好特區立法權，著力推進重點領域和新興領域立法，快反應、擊要害、解難題，為產業跨越式發展注入法治動能。 第一，以「頭啖湯」式立法護航改革挺進「深水區」。深圳堅持立法先行、高位推進，在科技創新體制、要素市場化配置、營商環境等領域出臺了《深圳經濟特區人工智慧產業促進條例》《深圳經濟特區低空經濟產業促進條例》《深圳經濟特區個人破產條例》等經濟特區法規，創下「全國首部人工智慧產業專項立法」「全國首部低空經濟產業促進專項法規」「我國首部個人破產法規」等多個「全國首部」，消除科技創新無法可依的痛點，破除要素流通有法難依的堵點，引領深圳城市發展向「新」而行。 第二，以「小快靈」式立法承載社會治理「大民生」。深圳堅持立法問題導向、探索用小法辦大事，制定了《深圳經濟特區社會信用條例》《深圳經濟特區學前教育條例》等一系列針對性強、適用性強、可操作性強的「小切口」法規。深圳「小快靈」式立法採用「量身定製」手段，實質性解決改革發展熱點難點問題與人民群眾急難愁盼問題，確保所立之法成為所需之法。 落實「四個度」服務型執法體制，全面提高執法質量 深圳堅持「監管為民」理念，通過構建「預防為主、輕微免罰、重違嚴懲、過罰相當、事後回訪」的「四個度」服務型執法模式，提高執法質量，優化營商環境。 第一，合規有深度，幫扶有力度。深圳堅持全流程的執法理念，既注重執法前精準指導，又注重執法後有效幫扶。在執法前，深圳實施「滴灌式」「體檢式」「互達式」深度合規指導，即針對創新型中小微企業等經營主體，提供定製化困境輔導、預防性合規體檢、跟蹤性訴求即辦，有效推動監管由靜態查錯向動態預防轉變。在執法後，深圳致力於為中小微主體提供信用修復、品牌培育、市場拓展等方面的指導幫扶，實現從執法處罰的「管理型」政府向執後扶企的「服務型」政府延伸，紮實做好執法後半篇文章。 第二，監管有精度，執法有溫度。為進一步落實服務型執法原則，深圳市場監管部門儘可能做到在企業檢查過程中不重複檢查、不多重檢查、不入企檢查，最大程度降低對企業正常生產經營活動的打擾。2025年6月，羅湖區司法局率先構建《涉企首違不罰事項清單》《涉企輕微不罰事項清單》《涉企行政裁量權基準(從輕、減輕)事項清單》三張清單並公布，建立「不予處罰、減輕處罰、從輕處罰」柔性執法機制，實現科學執法、精準執法與柔性執法協同發力，增強企業對監管執法的預期。 創新「一張網」基層治理機制，「一站式」響應群眾關切 深圳探索基層治理新路徑，以網格建設夯實基層基礎，以平臺建設提升運行效率，以制度建設強化規範管理，全周期、全鏈條、全方位地服務民生、惠及群眾。 第一，織密基層治理網絡。深圳通過《深圳市數字政府和智慧城市「十四五」發展規劃》《深圳市人民政府關於加快智慧城市和數字政府建設的若干意見》等，推動公共數據資源下沉基層，以科技賦能網格化服務管理。2024年出臺的《深圳經濟特區社會建設條例》第71條規定：「整合行政部門下沉社區事項和人力資源，加強網格員隊伍建設」，推動資源、管理、服務下沉，以人力賦能網格化服務管理。 第二，優化民意響應機制。在移民佔比超70%的超大城市治理過程中，深圳以有效感知、快速回應民意訴求，維護社會穩定。深圳在2022年打造民生訴求綜合服務改革核心平臺「@深圳-民意速辦」，整合全市537個民生訴求渠道，處理民生訴求、解答群眾疑問、採納市民建議，推動民生事項一口受理、分類轉派、限時辦結、實時反饋。2024年，深圳出臺《深圳市民生訴求服務管理暫行規定》，形成「1+5+N」制度規範體系，標誌著深圳市民生訴求響應機制從平臺「有沒有、通不通」的初期整合與流程設計，過渡到「好不好、穩不穩」的規範化、法治化、長效化新階段。 推進「軟聯通」司法規則機制，提升司法裁判可預期性 深圳聚焦粵港澳大灣區「一點兩地」的全新定位，優化司法舉措，推進審判專業化建設，加強審判職能上的內部聯通，同時堅持系統觀念，加強區域法域間的外部聯通，為大灣區法治融合發展提供堅實司法保障。 第一，「三合一」審判職能統籌融合。諸如智慧財產權、證券期貨等案件，具有複雜性、專業性、隱蔽性、涉眾性，難以形成統一裁判標準。為此，2022年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通過啟動證券期貨領域審判專業化改革，將證券期貨領域民事、刑事、行政案件統一歸口至深圳金融法庭集中審理，以整合審判資源、統一審判標準、提升審判效能。由此，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成為全國首家實行證券期貨案件「三合一」審理的法院。 第二，跨區域跨法域司法銜接融通。2021年底，深圳前海成立了ADR國際商事爭議解決中心，在全國率先聘請香港調解組織調解涉港商事案件。2022年，深圳前海在訴訟規則銜接方面制定簡化涉港澳訴訟程序等8個配套制度，逐步形成跨境商事法律規則銜接的全覆蓋。這些舉措，有效地完善跨域司法協同，推動裁判規則統一，增強了司法裁判的穩定性和透明度。 二 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先行示範城市的成效 深圳推進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在法律制度供給、法治政府建設、市域社會治理、司法文明環境等核心領域取得了一系列標誌性、系統性、突破性成果。 立法供給進入新階段，形成特色法治城市制度體系 深圳立足「雙區」建設戰略需求，以立法推進改革發展，在改革發展中完善制度體系。 第一，為城市高質量發展提供支撐。深圳破解新興領域「無法可依」的制度困局，以立法賦能新質生產力發展、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城市高質量發展。深圳先後出臺《深圳經濟特區智能網聯汽車管理條例》《深圳經濟特區低空經濟產業促進條例》等，首創了自動駕駛事故責任劃分規則和空域管理標準等系列規則。 第二，為國家高質量立法探明道路。深圳針對人工智慧、細胞和基因產業等尚未有國家立法的前沿領域，率先構建基礎規則，出臺《深圳經濟特區人工智慧產業促進條例》《深圳經濟特區細胞和基因產業促進條例》等法規，為生成式AI治理、細胞和基因產品經營等空白領域建立「制度沙盒」。2021年7月，深圳市市場監督管理局龍崗監管局作出全國首例智慧財產權行政禁令決定書，突破國家層面僅有司法禁令的限制，快速制止智慧財產權侵權行為。 法治政府建成新模式，全方位建設一流營商環境 深圳獲評全國首批法治政府建設示範市，實現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助力優化營商環境，連續4年獲評「營商環境口碑最佳城市」，並在世界銀行《營商環境報告》模擬評估中進入全球前20。 第一，建成一流法治政府，行政執法效能大幅提升。深圳行政執法工作體系歷經從「健全」、「持續健全」到「完善」的階段性提升。工作宗旨從「全面推進嚴格規範公正文明執法」「提升行政執法水平」「聚焦行政執法質量提升」到「堅持問題導向」的階段。行政執法工作實現從全面推進到專項整治、從剛性監管到剛柔並濟、從經驗依賴向數據賦能的深度轉型。 第二，建成一流營商環境，為經營主體提供廣闊空間。2024年，深圳出臺《深圳市法治化營商環境建設評價體系》，為市場主體投資興業提供營商制度充分保障。2023年以來，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解決商業糾紛」指標在廣東省營商環境評價中連續保持全省第一，並通過《深圳市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建設規劃(2023-2025年)》等文件，有效促進公共法律服務均衡化、多元化、專業化發展，全方位保障市場主體權益。 市域治理開創新局面，增強人民群眾的法治獲得感 深圳聚焦市級優勢、突出市域特點、創新市域實踐，走出了一條符合超大城市特點和規律、增強民生福祉的治理新路子。 第一，市域治理「深圳樣板」基本成型，有效破解「大城市病」。2023年，深圳獲評「全國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試點合格城市」，相關工作經驗獲評「全國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試點優秀創新經驗」。寶安區探索「五個一」工程，光明區推出「光明模式」，南山區打造「南山樣本」，共同形成市域治理的「深圳樣板」，以治理重心下沉，破解超大城市人口規模大、密度高、流動性強的問題和社區規模大、治理鏈條長、資源配置難等問題。 第二，從「民生七有」到「民生七優」，打造「民生幸福標杆」。2022年，《深圳經濟特區社會建設條例》第2條提出「七有」民生目標。2025年的《深圳市政府工作報告》將「打造『民生七優』幸福標杆」列為2025年度十大工作安排之一。從「七有」到「七優」，深圳市形成了勞有所得、學有優教等一系列代表性成果，比如：深圳市《勞動用工信用監管指引》正式實施，這是全國第一個勞動用工領域的信用監管類地方標準。從「七有」到「七優」的轉變，標誌著民生保障由兜底性、基礎性向普惠性發展。 司法環境形成新生態，實現涉外涉港澳法治深層次融合 深圳推進司法文明環境建設，保障司法的公正性、有效性、及時性，健全涉外涉港澳司法規則銜接、司法機制對接、司法裁判互認體系，構建粵港澳大灣區法治融合「快車道」。 第一，形成公正的社會主義司法文明環境。實質正義和程序正義是衡量司法文明的關鍵指標。深圳市司法機關堅持實質正義，審判機關遵循法律適用統一、權利救濟統一、錯案糾正統一這「三個統一」。2024年度，全市法院上訴率同比下降24.2%，一審裁判重審、改判率下降27.5%，裁判公信力與終局性顯著上升，營造了實質正義的良好司法環境。 第二，形成涉外涉港澳的司法協作新格局。深圳統籌推進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發布《深圳市涉外法律服務指引(2025版)》，服務「引進來」，助力「走出去」。2024年，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首次裁定對華南(香港)國際仲裁院管理的仲裁案件採取保全措施，推動建設「雙城兩院」，有效降低區際國際商事活動的維權成本和制度壁壘，在「雙區驅動」戰略下，護航大灣區要素的高效流通。 三 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先行示範城市的展望 深圳立足法治先行示範城市建設「十五五」規劃的謀劃啟動新階段，在更高起點、更高層次、更高目標上，一體化推進法治城市、法治政府、法治社會、司法環境建設，確保先行持續引領，試點不斷示範。 對完善法治城市的建議 第一，構建新興領域立法風險分級響應機制。深圳作為國家科技創新高地，新興產業發展速度快、制度需求強、監管挑戰大。建議根據風險性質、涉及主體範圍、現有規則適配度等因素，將新興產業對社會穩定造成的潛在風險分為低中高三個層級。對低風險情形，通過政策指引、行業規範等方式引導新興產業發展；對中風險情形，在總結行業經驗的基礎上優化現行規章或制度；對高風險且現有制度明顯缺位的領域，啟動地方立法程序。 第二，建立民生立法基層直達機制。涉及教育、勞動、醫療、養老等公共服務領域的立法工作，深圳應將重心下沉至工業園區、科技園區、社區等治理單元，並在此基礎上開展立法聽證，科學設定企業職工、新市民、中小微經營者等群體代表的參與比例和意見採納比例，確保立法過程覆蓋最廣泛的利益相關方。同時，深圳可依託民意速辦平臺，將高頻、共性民生訴求轉化為優先立法項目，推動立法「觸角」直抵基層「末梢」，更好回應基層關切。 對完善法治政府的建議 第一，創新「以合規換空間」的執法激勵機制。深圳是國內少數兼具國際化壓力、產業密度高、創新活躍度強等屬性的城市，數量眾多的小微企業面臨合規壓力。深圳可對小微企業建立差異化執法激勵機制：對通過合規評定、在一定周期內保持良好信用記錄的企業，適度減少行政執法檢查頻次、降低輕微違法行為的處罰幅度，並優先納入政府採購、創新補貼、產業扶持等「綠色清單」，讓它們的合規投入能夠直接轉化為市場準入優勢與發展紅利，推動執法功能由單一懲戒威懾向促進合規經營轉變。 第二，創設「跨境合規試驗區」執法豁免機制。針對經營主體因深港澳規則差異導致的被動違法困境，可在前海等重點區域劃定跨境合規試點區，對港澳經營主體非故意、且未對營商環境造成重大不良影響的輕微違法行為，實行「先行整改、暫緩處罰」的容錯做法，並建立由深港澳三地主管部門、行業協會、法律服務機構共同參與的跨境合規輔導機制，為涉事企業制定整改方案並跟蹤落實。在整改期結束後，企業經評估通過整改達到合規標準的，可依法免予處罰，從而形成跨境營商規則銜接、執法尺度統一、合規成本可控的制度創新路徑。 對完善法治社會的建議 第一，構建新市民法治參與激勵機制。針對深圳非戶籍人口佔比超74%的移民城市特質，有必要通過制度創新，降低新市民在政治參與、公共事務表達和法律認同上的門檻。深圳可將履行生效裁判、依法申報風險並整改、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等行為，納入法治參與的綜合評價體系，設定分層激勵標準，並在社會治理各環節給表現突出的個人和群體提供更多參與機會，推動多元群體融入城市共同體。 第二，推行網格長和輪值網格長「雙負責人」機制。建議構建由常設與輪值的網格工作負責人共同承擔基層治理職責的模式。常設網格工作負責人負責統籌指導和制度落實，確保治理工作的連續性和專業性；輪值網格工作負責人由社區居民自主報名、接受培訓並通過考核後擔任，按周期輪換參與具體事務，增強基層治理的包容性與適應性。「雙負責人」機制推動基層法治治理從單一行政管理向多元共治轉型，實現社會力量的廣泛參與。 對完善司法環境的建議 第一，推進涉外涉港澳案件集中管轄機制。建議推動建立司法協同負面清單機制，明確互認例外事項、精確劃定法域適用邊界，以互認為原則，以否定互認為例外，系統解決港澳地區及國外法律與內地法律在司法適用中的衝突與空白。 第二，推進跨法域法律文書轉換銜接機制。建議通過科學梳理和系統歸納各法域在制度設計、程序規則等方面的差異，制定轉換規範和操作指引，確保合同文本、司法判決、行政裁定等法律文件在不同法域之間實現精準對應和無障礙理解。明確轉換標準和裁判規則，能夠有效減少因法律體系差異引發的理解偏差和權利受損風險，提升司法裁判的公信力和權威性。 深圳建設法治先行示範城市，積極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法治建設模式和路徑，推動法治城市、法治政府、法治社會與司法環境建設向更深層次、更高質量、更高水平邁進。未來，期待深圳繼續打造全面落實依法治國方略的城市樣本，在服務和融入中國式現代化大局的進程中，繼續發揮先行之銳和示範之效，更好發揮法治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作用。【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防範系統性風險與健全金融穩定長效法律機制研究」(23&ZD157)
隨著三伏臨近尾聲，醫院的三伏貼門診熱潮開始退去，但網上商家的營銷卻進入白熱化。繼揭露「球加膠布」式三伏貼亂象後，北京商報記者持續追蹤引發市場熱議的「三伏貼」網購迷局。記者進一步調查發現，網購平臺上銷量動輒數萬、標榜「醫院同款」的三伏貼，其本質竟多為普通日用品。在被問及功效時，商家客服更聲稱「和醫院差不多」，但遭到專業醫生「純屬誤導」的反駁。這些僅執行企業標準的日用品，在成分、工藝、安全性及療效上與真正的醫用三伏貼存在天壤之別，卻因商家刻意利用消費者對中醫藥知識和產品標識的認知不足進行誤導，才得以大行其道。 「不可替代藥品」卻暗示療效 三伏貼「宣傳超綱」已成網購普遍現象，許多商家為了吸引顧客，不惜誇大三伏貼的功效。 以淘寶平臺上「可孚醫療器械旗艦店」銷售的一款「艾草三伏貼」為例，其銷量已超10萬件。產品宣稱適用於成人和兒童，成分包含艾葉、元胡、細辛、白芥子、甘遂、麝香等傳統中草藥，乍看之下與醫院使用的配方相似。然而，從外包裝提供的信息來看，該店售賣的這款「艾草三伏貼」屬於日用品，並註明「不可替代藥品或醫療器械使用」。其執行標準為Q/ NJJJ016，但這是一項企業標準，而非國家或行業對醫療器械或藥品的強制性標準。 北京商報記者諮詢該店客服，店鋪客服人員明確表示該產品屬於「日用品」。當被問及是否能「治療」相關疾病時，客服人員採用了模糊話術：「堅持使用可以緩解症狀，一般半個月左右可見效，具體效果需視個人情況而定。」當記者進一步追問該產品與醫院三伏貼是否功效相同時，客服人員回應「差不多」。 北京某三甲醫院針灸科醫生張驥告訴北京商報記者，這個「差不多」純屬誤導。醫院使用的三伏貼，其配方比例、藥物濃度、透皮技術、安全性驗證、禁忌症管理以及必須由醫師操作等關鍵環節，與一個執行企業標準的日用品「艾草貼」有著天壤之別。後者所謂的「緩解」效果缺乏科學依據，安全性和有效性均無保障。 張驥稱，三伏貼是依據中醫「冬病夏治」理論，在三伏天這一特定時間段，將調配好的中藥膏劑貼敷於特定穴位。三伏天人體陽氣最為旺盛，此時通過藥物刺激穴位，可增強機體免疫力，調整陰陽平衡，對慢性支氣管炎、過敏性鼻炎等冬季易發作的疾病具有較好的預防和治療作用。 企業標準門檻低 北京商報記者通過全國企業標準信息公共服務平臺查詢了解到，Q/NJJJ016標準由南陽玖灸久艾業有限公司提出並負責起草，最早發布於2020年6月。 北京商報記者就是否存在誤導消費者等相關問題向淘寶可孚醫療器械旗艦店經營公司可孚醫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發去採訪函，對方回應稱，「艾草三伏貼類產品當前沒有明確的國家標準和監管政策，艾草類產品屬於河南地區的特色產品，屬於傳統中醫產業。公司銷售的『艾草三伏貼』產品採用的是企業標準，生產企業為南陽玖灸久艾業有限公司，該公司在河南省保健用品行業商會辦理了生產條件評估論證備案，公司按照內部質量控制要求對產品進行過第三方委託檢測，評估產品的安全性」。 醫藥行業分析師朱明軍告訴北京商報記者，企業標準由企業自行制定並備案，主要用於規範其內部生產和產品質量。對於僅執行企業標準(非藥品、非醫療器械)的日用品而言，其要求通常低於國家或行業對藥品、醫療器械的強制性標準。這類產品僅遵循企業標準，通常以字母「Q」開頭，既不屬於藥品，也不屬於醫療器械。部分產品會明確標註為日用品，而有些則未作標註，使得此類產品更具迷惑性，更容易被缺乏藥品知識的人群誤當作藥物使用。 客服稱產品「和醫院差不多」「堅持使用可緩解症狀」；商品頁面突出中草藥成分，引導消費者聯想醫療功效。在商家的宣傳中，「冬病夏治」這一中醫傳統療法被簡化為「三伏天貼了就有效」，成為營銷非藥產品的工具。 北京市中醫藥管理局明確劃定了三伏貼的適用範圍：僅限慢性呼吸系統疾病(如支氣管炎、哮喘)、過敏性鼻炎及體虛易感冒人群。但市場上的產品宣傳幾乎涵蓋了全年齡段、全病種，從「兒童咳喘」到「成人三高」，從「婦科產後」到「風溼骨病」，仿佛一張三伏貼就能包治百病。「這種無邊界的宣傳，本質上是對中醫『辨證施治』原則的無視。」張驥直言。 商家對中醫理論的濫用還體現在「禁忌模糊」上。醫用三伏貼有明確的禁用人群：皮膚有創傷者、過敏體質者、急性發熱患者、孕婦、糖尿病患者等均不適合使用。但北京商報記者調查發現，市場上的產品說明書大多語焉不詳。一款「成人通用三伏貼」的溫馨提示僅寫了「對本品過敏者禁用」，對糖尿病患者、過敏體質者等情況隻字未提。當記者詢問客服「糖尿病患者能否使用」時，對方回復「建議諮詢醫生」，將判斷責任推給消費者，規避了自身的告知義務。 以「醫院同款」「非遺傳承」引流 消費者對「權威」的信任，成為商家虛假宣傳的突破口。「醫院同款」「非遺傳承」等背書，讓原本普通的貼劑搖身一變成為「養生神藥」，而這些背書大多經不起推敲。 「醫院同款」是最常見的虛假背書。例如，北京商報在此前三伏貼市場亂象調查報導中提及的「淘寶眾知堂旗艦店」，在商品圖中突出「藥監認證」「醫院同款」字樣，客服稱「很多醫院、門診、理療店都在用我們的產品」。但北京商報記者核實發現，醫院使用的三伏貼均為院內自製製劑，需憑處方領取，且成分、工藝均與電商平臺的產品不同。張驥表示：「醫院三伏貼含白芥子等中藥，貼敷時間、穴位都要根據患者體質調整，與電商上的『同款』根本不是一回事。」 「非遺傳承」的噱頭也被濫用。一些商家打著「非遺傳承」的旗號，聲稱其三伏貼產品源自古老的中醫秘方，具有神奇療效。然而，北京商報記者調查了解到，這些所謂的「非遺傳承」產品大部分為砭貼，甚至部分為「三無」產品。 北京某頭部醫療器械營銷人員李偉明告訴北京商報記者，所謂的「醫院同款」「非遺傳承」只是商家引流的幌子。監管部門的抽查通常聚焦於：產品包裝標註信息是否與備案一致、是否完成正規報批流程。即便涉及成分核查，也多以包裝上的成分表為依據。而對於產品實際成分是否與宣稱相符、是否暗藏未標註藥物成分等實質性內容，則缺乏常態化的深度抽檢機制。因此，網絡銷售渠道成為監管盲區——淘寶、抖音等平臺上，多數三伏貼產品通過電商店鋪、個人賣家等形式流通，跨區域銷售的特性進一步增加了監管難度。 更需警惕的是，部分商家銷售的實際上是膠布，卻在商品名稱上強行蹭三伏貼概念。例如，抖音平臺的可孚醫療器械旗艦店售賣的一款「透氣膠貼」，在宣傳頁面上明確標註「醫用三伏貼」。該店面的宣傳頁面還圍繞「冬病夏治」的概念、對應穴位位置圖以及「冬病夏治」的三伏時間線等內容進行詳細介紹。然而，北京商報記者查閱該商品的備案信息發現，其預期用途僅限於為創面敷料、繃帶等提供粘貼力，以起到固定作用。 北京商報記者採訪了多位消費者，發現多數消費者難以區分「藥準字」「械字號」和「企標產品」的差異，一部分受訪者誤認為「械字號就是藥品」，而更多人則認為「有執行標準的產品就安全有效」。這種認知誤區為商家提供了可乘之機，例如，用「企業標準」冒充「國家標準」，將「醫療器械備案」包裝成「醫療認證」，甚至將「物理刺激」混淆為「中藥療效」。 一位購買過「械字號」三伏貼的消費者告訴北京商報記者：「看到『醫院同款』就買了，貼了一個三伏天，哮喘還是犯了，才知道被騙了。」此類案例並非個例。每年三伏天過後，醫院皮膚科都會接診不少因使用劣質三伏貼而導致皮膚過敏甚至灼傷的患者。 北京商報記者 王寅浩 實習記者 宋雨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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