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自主研製6000米級深海無人遙控潛水器 「海琴」號在南海完成首次深海試驗
2025-11-03 17:23 7,753次浏览暑期社會實踐作為連接課堂與社會的紐帶，是大學生認知國情、錘鍊本領的重要路徑。然而，當前部分實踐存在「重形式輕實效」「重短期輕長效」的傾向，導致教育價值不夠理想。當前，應從制度設計、實踐深度、長效機制三個維度構建系統性解決方案，推動實踐教育從「走過場」向「走心」轉變、從「短期活動」向「成長工程」升華、從「任務完成」向「價值塑造」轉化，進而讓大學生在實踐中觸摸社會溫度、在服務中感悟家國情懷，並將個人理想融入民族復興偉業，讓青春之花在祖國最需要的地方綻放。 構建「三位一體」制度體系 夯實實踐教育根基 暑期社會實踐的實效性首先依賴於科學規範的制度設計。高校應建立目標導向、過程管理、資源保障「三位一體」的制度體系，將實踐教育納入人才培養全過程。 建立需求對接機制。高校需主動構建「雙向互動」的需求對接機制，推動實踐內容與地方發展需求同頻共振。一方面，建立常態化需求摸排機制，通過與地方政府、行業企業、社區組織籤訂戰略合作協議，設立專項聯絡崗位，定期收集地方在產業發展、基層治理、公共服務等領域的實際需求，形成動態更新的「實踐需求清單」。另一方面，結合高校學科特色與人才培養目標，對需求清單進行篩選與整合，將地方需求轉化為具有專業針對性的實踐項目，避免實踐內容的隨意性與盲目性。此外，應建立「需求—項目—反饋」的閉環管理機制，通過實踐後的效果評估與地方反饋，動態調整實踐內容，形成需求對接的持續優化循環，確保實踐教育始終服務於地方發展實際。 完善過程管理規範。高校需制定全覆蓋的社會實踐標準化流程，構建前中後期「三位一體」的過程管理體系。在前期階段，鼓勵實踐團隊開展實地預調研與需求分析，制定包含目標設定、方法選擇、進度安排的詳細實施方案，並通過專家評審確保方案可行性。在中期階段，建立過程記錄與動態調整機制，要求團隊定期提交工作日誌、影像資料與階段性報告，記錄實踐過程中的關鍵節點，並根據實際情況對方案進行必要調整，確保實踐活動靈活性。在後期階段，強化成果轉化與質量評估，制定包含調研報告、解決方案、實踐感悟等在內的多維度成果評估標準，並將成果質量納入團隊考核，推動優秀成果向政策建議、社會服務轉化。 構建資源保障網絡。高校需構建資金、人員、平臺等多維資源保障網絡，為實踐活動提供全方位支持。在資金保障方面，整合校友捐贈、企業贊助、政府補貼等資源，設立社會實踐專項經費，並根據項目類型、實施周期與覆蓋範圍進行差異化資助。在人員保障方面，建立複合型導師團隊，吸納專業教師、行業專家、基層幹部擔任指導教師，明確「學術導師—實務導師—思政導師」的分工職責，形成協同指導的「三師制」模式。 創新沉浸式實踐模式 深化社會認知度 暑期社會實踐的核心在於讓學生真正融入社會場景，通過深度參與實現認知升級。這需要突破傳統「觀光式」實踐，構建參與式、研究式、服務式相結合的創新模式。 推行「角色代入」實踐。高校需與實踐單位協同設計角色方案，結合地方實際需求與學生專業背景，確定可操作的職責範圍。如在基層治理實踐中，學生可擔任「社區協管員」，參與矛盾調解、政策宣傳等工作；在產業發展實踐中，可擔任「項目助理」，協助完成市場調研、方案優化等任務。為確保角色代入的有效性，可建立「任務清單—過程記錄—反饋調整」全流程管理機制，保障學生通過「做中學」的體驗，深刻理解專業價值與社會需求的連接，推動其認知從「書本知識」向「實踐智慧」轉化。 開展「問題導向」調研。高校需構建「主題篩選—方法指導—成果轉化」的閉環調研體系。在主題篩選環節，結合學科特色與地方發展痛點，建立動態更新的調研主題庫，例如圍繞鄉村振興中的「產業可持續性」、基層治理中的「數位技術應用」等關鍵問題，確保調研選題兼具專業性與現實性。在方法指導環節，開設社會調研方法課程，系統培訓問卷設計、深度訪談、數據分析等技能，並配備專業導師全程指導，確保調研過程的科學性。在成果轉化環節，建立多層次的成果應用機制，將實踐數據納入地方決策參考，創新方案可對接企業或社會組織進行孵化。 實施「持續服務」計劃。高校應構建「基地建設—團隊接力—資源聯動」的長效服務機制。在基地建設方面，與實踐地籤訂長期合作協議，設立固定實踐基地，明確雙方權利義務，確保服務的穩定性。在團隊接力方面，採用「老帶新」模式，由往屆實踐團隊向新團隊傳授經驗，形成「調研—服務—反饋—優化」循環鏈條，確保服務的連續性。在資源聯動方面，整合校友資源、企業資源與政府資源，如邀請基層工作校友擔任實踐導師，聯合企業提供技術支持，對接政府部門推動成果落地。 構建「全周期」成長體系 實現實踐價值升華 暑期社會實踐的最終目標在於引導青年將個人成長融入國家發展，這需要建立從實踐參與到職業選擇的「全周期」引導機制。 建立實踐成果轉化平臺。高校應設立「社會實踐成果孵化與轉化中心」，構建「篩選—培育—推廣」全流程轉化機制。在篩選環節，建立多維度評估指標，重點考察成果的創新性、實用性與社會價值，並遴選出具有轉化潛力的優秀成果。在培育環節，配備專業導師團隊，對入選成果進行深度指導，如幫助完善政策建議的邏輯框架、優化創業項目的商業模式等。 構建校友聯動網絡。高校需建立「實踐基地校友聯繫制度」，構建「校友參與—經驗傳遞—職業發展」的協同機制。在聯繫制度建設方面，與實踐基地校友建立常態化溝通渠道，組建「校友實踐指導委員會」，明確校友在過程指導、成果評估中的職責。在經驗傳遞方面，設計系統化的校友參與模式，定期開展「校友實踐分享會」，邀請紮根基層、服務西部的校友分享其工作心路歷程與實戰經驗。在職業發展引導方面，構建實踐表現與職業推薦的聯動機制，將實踐表現納入校友企業的招聘參考，為在實踐地表現優異的學生提供就業對接服務，推動「實踐地」向「就業地」轉化。 完善激勵評價機制。高校需改革現有評價體系，構建「過程性評價+結果性評價+發展性評價」相結合的多樣化評價機制。在過程性評價方面，應建立實踐表現動態記錄系統，通過導師評語、團隊互評等方式，全面記錄學生實踐參與度、貢獻度與成長度。在結果性評價方面，制定標準化的成果評估指標，並將結果納入獎學金評定等核心指標體系。在發展性評價方面，關注實踐對學生長期發展影響，如跟蹤學生畢業後職業選擇、工作表現與社會貢獻，將服務基層、紮根西部就業情況納入高校就業質量報告。 (作者：康秀雲、於千惠，分別系東北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部教授，東北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部博士研究生)
「抓我當天就得放」，對未成年人犯罪，如何做到「寬容不縱容」？ 未成年人犯罪情況牽動著全社會的關注。近年來，每當低齡、惡性、暴力犯罪出現，關於「法律該不該嚴懲罪錯少年？」「未成年人保護原則與打擊犯罪的刑罰目標該如何權衡？」等一系列公共討論，總能掀起一輪又一輪的輿論聲浪。 這背後透視出，社會大眾對少年司法的根本理念還未能達成。就連北京市海澱區人民法院少年法庭法官秦碩，也是在經歷了懷疑的迷霧後，才獲得了內心的確認。 少年搶劫： 並非缺錢 而是為了「證明自己」 秦碩接手的第一個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是高中生佳佳(化名)進入一所大學校園裡持刀搶劫。在起訴前，佳佳已被取保候審。如此嚴重的犯罪行為，卻因為未成年人身份而即將採取相對溫和的強制措施，新任少年法庭法官秦碩對此持懷疑態度。 在成為少年法庭法官之前，秦碩已經有了十多年的刑事審判經驗，對於嚴重的暴力性犯罪，在量刑時必須嚴格把控從輕、減輕的量刑幅度。然而，看見這個持刀搶劫的少年後，秦碩困惑了。 秦碩回憶起與佳佳見面時的場景：「他一進來，白襯衫、淺色牛仔褲、白運動鞋，高高瘦瘦。當時你就會發現，這是個搶劫犯？這不可能，他能搶誰？」 17歲的佳佳如實供述了自己搶劫的行為。佳佳說，他搶劫不是因為缺錢，而是為了證明自己。 有一天佳佳回家正在看電視。媽媽對他說：「別看了，馬上高考了。高考完你就18歲了，18歲以後沒人養你，你得靠自己。」 就因為這句話，當天晚上，佳佳從家裡廚房拿了把刀，找到離他家最近的一所大學，在樹蔭裡等著。有個大學生路過，他拿著刀走過去說：「你給我200元錢，把手機留下。」他說，自己想證明給媽媽看，不好好學習也能活著。他還認為，只要不傷害對方，就不構成犯罪。 佳佳的犯罪動機乍聽上去令人哭笑不得，但與公眾直覺相反，在專業人士的眼中，可以從中讀出未成年人犯罪有別於成年人犯罪、應該予以特殊處置的內在邏輯。 中國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少年司法專委會主任宋英輝分析，這正是未成年人犯罪的特點，不計後果，用很極端的手段。 未成年人正處於一個充滿變化和成長的階段，他們不僅尚未成熟、自控力較弱，而且其行為極易受到外部環境的影響。 宋英輝：未成年人司法更多考慮的是，未成年人未來如何更好地融入社會，成為一個正常的社會的人。 宋英輝對比了多個國家的相關研究，結果顯示，若以成年人的刑罰標準來處理未成年人，並以增進公共安全為目的，將他們送入監獄進行改造，通常會導致他們出獄後的再犯率與預期相悖。 正因如此，我國刑事領域對待未成年人的違法犯罪行為秉承的原則是「教育為主、懲罰為輔」，讓罪錯未成年人得到有效矯治，回歸社會，不再危害社會，是減少被害人和對社會公共利益最好的保護，也是少年法庭對待每一個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基本理念。 在秦碩的回憶中，她本是抱著將持刀搶劫少年收監的想法出發，卻在深入調查了解時發現，在老師和同學們的評價中，佳佳不僅從來沒有劣跡行為，還是一個非常優秀的學生，甚至幾名受害大學生了解了前因後果，都寫了聯名信，希望秦碩能從輕處罰這個小朋友，再給他一次機會。 如何「寬容而不縱容」？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長蔡金芳講述，未成年犯罪有一個特點，好多人屬於二進宮、三進宮，重複犯罪，他們當時出現一種趨勢就是犯罪低齡化、手段成人化。 在這種情況下，上海長寧法院的法官感覺到，如果和以往一樣，對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和成年人一樣的話，可能不利於根治未成年人犯罪。 1984年10月，上海市長寧區人民法院的一名法官與兩位人民陪審員共同組成專門審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合議庭，將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與普通刑事案件分離，探索適合未成年人身心特點的審理方式，注重犯罪原因的調查和教育疏導。這一改革，標誌著新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少年法庭的誕生。 緊隨其後，全國各地少年法庭、少年審判機構探索啟航。北京市海澱區人民法院也是探索的先行者。 區別於成人法庭威嚴的壓迫感，海澱法院少年法庭的U型法臺讓法官、公訴人、辯護人等圍坐在U型內部，未成年被告人坐在U型開口的一側，形成一種環抱的姿態。這是自上世紀90年代初，就沿用至今的變形法臺，也是「圓桌審判」方式的起源，如今已發展為全國推廣的標準。 在採訪中，記者了解到，在觸法涉罪未成年人中，一旦我們清楚了他們的成長背景和犯罪動機，社會公眾通常能夠理解為何法律要對他們網開一面。然而，同樣可不忽視的是，那些雖然佔比不高，但性質極為惡劣的低齡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也往往引發公眾對法律治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效力的質疑。 最高人民法院通報，2021至2024年，審結已滿12周歲未滿14周歲未成年人殺人、重傷害案件4件4人，犯罪人年齡在12至13歲之間，被依法判處10至15年有期徒刑。2024年底，人民法院對未滿十四周歲邯鄲初中生殺害同學埋屍案主犯依法頂格判處無期徒刑。 「訓誡幫教」 能否攔住滑向犯罪的「熊孩子」？ 17歲的子奇(化名)，因在某飯店打架鬥毆，造成人員傷害被警方抓獲。 子奇是未成年人，且監護人不在北京，按照北京市公安局辦理未成年人案件的執法流程，在來的路上，司法社工雷曉桐已做好準備，從子奇被帶進辦案中心開始，作為合適成年人，以臨時監護人角色，全流程陪同他完成案件辦理。 根據民警的前期調查和現場視頻監控記錄，子奇的行為已經違反治安管理處罰法，但他拒不承認打傷了人，還覺得自己被抓實在冤枉。 按照分級幹預的行為劃分，子奇輟學、飲酒的行為已經越過了不良行為、嚴重不良行為，毆打他人已經升級到了違法的階段。按照相關法律規定，子奇的違法行為較輕，不用執行拘留措施。 看著子奇在審訊室裡不以為然，北京市公安局海澱分局未成年人案件審查中隊原中隊長李洋和同事們知道這個孩子並未意識到，他距離犯罪觸刑僅一步之遙。 子奇在審訊室呈現出的心態並不特殊，甚至可以說很普遍。與成年人案件辦理時需要更多展現出法律的威嚴不同，這些專門辦理未成年人案件的民警在審訊時，以「不施壓、不逼問、不強攻，重交流、重感化、重疏導」作為工作要求。而觸法涉罪少年們通常有他們的應對。 2019年，北京市公安局開啟「訓誡幫教」試點，目標人群正是那些因不予處罰、肆無忌憚、反覆出現在公安執法視線中的問題少年。 子奇的案件走完不予處罰流程後，在這個專門設置的訓誡室裡，由司法社工陪同，民警對他進行了專門的訓誡教育，強調法律的嚴肅性。 這個被稱為「犯罪臨界預防機制」的訓誡措施，探索之初，只針對治安不予處罰的未成年人進行，如今，已經涵蓋所有未成年人觸法不予處罰的案件。訓誡，只是制度第一環節，被訓誡的未成年人將在司法社工的陪伴下，度過一個為期三個月至半年的幫教期。 李洋從事少年警務工作八年時間，因與太多「熊孩子」打交道，他的個人氣質都已經從「金剛怒目」轉化為「菩薩低眉」，有時候還多愁善感起來。 李洋：實際上我們現在最頭疼是14到16周歲的未成年人，這些人不觸及「八大罪」，也就是說小錯不斷、大錯不犯，他會利用自己未成年人身份去逃脫自己的罪責，會把自己罪責推到別人身上。 根據我國刑法相關規定：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人僅在實施特定嚴重犯罪，如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強姦、搶劫、販賣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罪的「八大罪」時才承擔刑事責任。 小敏(化名)第一次坐在審訊室李洋的對面時，年僅15歲，但她此前在各個區縣留下尋釁滋事、毆打他人的治安類違法前科多達20餘次。 李洋說，小敏自己很清楚，跟他說「我知道在14到16周歲，只要不觸犯『八大罪』，你們抓我當天就得放。」有一次李洋在抓獲她的時候，告訴她這個罪就叫搶劫，已經觸犯「八大罪」之一了，小敏說這叫尋釁滋事，在學校門口劫取少量財物，不叫搶劫。「後來我才發現實際上這些長期犯錯的青少年，他們開始懂法了，開始鑽法律的漏洞。」 從李洋的擔憂，可以透視當下未成年人犯罪預防與治理工作的一個顯著的痛點。 2020年12月26日，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同步完成新一輪大修，引入分級幹預的思路，將未成年人相關行為分為不良行為和嚴重不良行為兩類，嚴重不良行為又進一步細分，以便制定不同的幹預和矯治措施。 今年6月27日，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表決通過了新修訂的治安管理處罰法，調整了未成年人行政拘留執行條件：對於14至16周歲一年內二次以上違反治安管理的未成年人，可以依法執行拘留。同時，14至16周歲以及16至18周歲初次違反治安管理，若情節嚴重、影響惡劣的，同樣可以依法執行拘留。以往這兩類未成年人通常不執行行政拘留處罰的情況，將在未來發生改變。 未成年人的不良行為、嚴重不良行為，通常發生在公安執法程序之前，當孩子的行為出現嚴重偏差，走上犯罪道路，背後往往存在一個出現了「問題」的家庭。2022年1月，家庭教育促進法施行後，公檢法各部門都在探索辦理未成年人案件過程中，對家庭教育問題的關照辦法。 本文來源：央視新聞微信公眾號(ID：cctvnewscenter)綜合《新聞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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