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向籤約金額58.1億元 山西懷仁加碼「羊經濟」
2026-01-23 03:24 8,784次浏览柏林8月4日電 題：以史為鑑，中德如何共築和平未來？ ——專訪德國智庫席勒研究所創始人兼主席黑爾佳·策普·拉魯什 記者 馬秀秀 近日，中國駐德國使館在柏林舉行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研討會。專家學者圍繞「《波茨坦公告》發表80周年，維護正確二戰史觀及戰後國際秩序」深入研討。德國智庫席勒研究所創始人兼主席黑爾佳·策普·拉魯什(Helga Zepp-LaRouche)會後接受「東西問」專訪表示，當今國際局勢動蕩不安，和平理念面臨挑戰，在此背景下，銘記歷史、以史為鑑顯得尤為重要。她呼籲中德加強文化對話，共同為世界和平貢獻智慧與力量。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記者：您希望通過此次紀念活動向世界傳達怎樣的信息？ 拉魯什：銘記歷史極其重要。如今在歐洲，尤其是在德國，可以觀察到一種普遍的歷史淡忘現象。也許年長者中還有人清楚記得那段往事，但在二戰後出生的幾代人中，對這段歷史的記憶似乎正在淡化。我認為這是一種非常危險的趨勢。 許多專家——包括我自己——都認為，如今距離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甚至可能比古巴飛彈危機時還要接近。而德國也正在擴張軍備。在這樣的背景下，正值《波茨坦公告》發表80周年，回顧歷史尤為重要。為了準備在活動上的發言，我又觀看了一些關於那段歷史的紀錄片。那些恐怖的事件、轟炸、驅逐和難民潮令人震撼。歷史真相不容忽視。如果人類不想再次重蹈覆轍，就必須銘記歷史。 當地時間2025年7月24日，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研討會在德國柏林舉行。研討會以「《波茨坦公告》發表80周年，維護正確二戰史觀及戰後國際秩序」為題。 記者 馬秀秀 攝 記者：在德國及歐洲，二戰歷史是如何被教育與記憶的？ 拉魯什：在德國，人們常稱讚這個國家已經認真反思了自身的戰爭罪行。然而這種說法只對了一半。德國就歷史反思確實進行了大量工作，但其範圍逐漸變得狹隘，主要集中在與大屠殺相關的罪行上。相比之下，德國在戰爭中對蘇聯人民造成的巨大傷害和戰爭罪責卻被忽視甚至遺忘。據統計，約2700萬蘇聯公民在前線、德軍戰俘營中喪生。與之相對，「偉大衛國戰爭」在俄羅斯民族記憶中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 另一方面，中國通過抗日戰爭，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然而，這一事實在歐洲的歷史敘述中卻很少被提及。歐洲的歷史書寫往往以歐洲為中心，雖然名義上稱之為「世界大戰」，但在講述中卻常常忽略太平洋戰場。 記者：德國今年舉辦多種活動紀念二戰勝利，中國也將隆重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您多年來致力於推動中歐之間的文明對話，您如何看待中西方在和平理念上的共鳴與差異？ 拉魯什：我必須遺憾地指出，當今歐洲對「和平」的理解不到位。今年3月，歐盟推出了一項名為「重新武裝歐洲」(ReArm Europe)的計劃，擬通過高達8000億歐元的融資來重整歐洲軍備。與此同時，德國也已取消「債務剎車」機制，為政府大規模加強防務建設提供了資金保障。在我看來，這種做法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時任德意志帝國銀行行長亞爾馬·沙赫特在二戰前推行的「梅福券」(Mefo-Wechsel)政策——一種通過脫離實體經濟、與真實生產無關的貨幣創造手段，專門服務於軍事化。從實體經濟角度分析，這實則是在損毀真正的「實體資產」。 與此形成對比的是，中國始終堅持和平發展的理念，認為如果沒有和平的環境，任何發展都無從談起。因為戰爭將摧毀一切。中國正在為維護全球和平作出實際努力。通過「一帶一路」倡議，中國踐行著一個核心理念：「和平的新名稱是發展」。唯有實現包容性發展，才能真正為和平奠定堅實的基礎。只要各方能從合作中受益、實現共贏，那麼即便存在矛盾，也總能找到更高層次的理性來化解衝突。 因此，我認為，當今歐洲，乃至整個西方世界，都亟須重新學習，認知什麼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締造和平」。 2025年7月8日，《為了民族解放與世界和平》主題展覽在位於北京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面向社會公眾開放。圖為小朋友參觀澳門鏡湖醫院救助難民微縮場景。 記者 張祥毅 攝 記者：德國戰後秉持對戰爭的深刻反思態度，中國倡導和平發展，您認為這兩種和平路徑對國際關係帶來哪些現實啟示？ 拉魯什：當今國際政治中，信任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被破壞。因此，我認為，僅憑局部性方案已難以有效解決各地區的衝突與危機——無論是中東問題、烏克蘭危機，還是太平洋地區的緊張局勢。正因如此，我長期以來一直提議建立一個新的國際安全與發展架構，這一架構應當考慮世界上所有國家的利益，無一例外。 歷史上並非沒有類似經驗。例如，1648年籤署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就是一個典型例子。當時交戰方終於認識到：如果戰爭繼續，將無人倖存來慶祝所謂的「勝利」。而在今天這個核武器時代，理解這一道理愈發顯得緊迫。 因此，構建一個全球性的安全與發展新架構應當儘快被提上國際議程。我希望聯合國大會能就此召開一場專題會議。中國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議」「全球發展倡議」「全球文明倡議」，以及「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正是朝著這一方向所做的重要努力。 當地時間2023年4月19日，「全球發展倡議新進展 可持續發展議程新行動」主題展覽在紐約聯合國總部舉行。圖為與會嘉賓取閱國合署發布的新報告——《國際發展合作的中國實踐》。 記者 廖攀 攝 記者：您如何看待中德在和平建設方面加強合作的可能性？ 拉魯什：我認為，這一問題必須上升到一個新層面來加以思考，將文化因素納入其中考量。早在17世紀，德國著名學者戈特弗裡德·威廉·萊布尼茨就曾指出，歐洲和中國分別位於歐亞大陸的兩端，是當時世界上最發達的兩大文明。他主張，雙方應攜手合作。 在我看來，如果我們能夠更加深入地關注中國文化與德國文化中的優秀思想，或許能為當代世界的和平與合作提供新路徑。例如，孔子提出的關於整體和諧發展的思想與弗裡德裡希·席勒關於審美教育的觀點有相似之處。如果我們能在文化層面展開這種更深入的對話，彼此之間的理解與尊重也將隨之加深。 遺憾的是，如今很多德國人根本不了解中國。只有那些親自到中國旅行、經商、投資，或者與中國人建立起親密關係(如婚姻)的人，才有機會接觸到真實的中國。這些人在回到德國後常常感嘆：「天啊，中國太棒了！這是一個美好的國家，擁有如此豐富的文化，如此現代化，如此高效，在許多領域都如此先進。」這與那些從未踏足中國、卻僅憑媒體片面報導就對中國下判斷的人，形成了強烈反差。 因此，我認為，必須找到一種有效方式，讓人們更深入地理解彼此的文化，通過真正意義上的文化對話，為和平建設與合作奠定基礎。(完) 受訪者簡介： 黑爾佳·策普·拉魯什。受訪者供圖 黑爾佳·策普·拉魯什，德國智庫席勒研究所創始人兼主席，研究領域涵蓋德國古典人文主義思想以及當代世界政治與經濟。1971年，她成為最早前往中國採訪的歐洲記者之一，1984年創立了席勒研究所，致力於推動建立新的公正的世界經濟秩序，特別關注發展中國家發展，以及各文化經典傳統的復興。
在美國關稅政策再成焦點之際，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近日接受英國《金融時報》播客節目邀請，與《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展開對話，製作推出六期特別節目《沃爾夫-克魯格曼對話》，討論了美國在川普政府政策下面臨的信任危機和治理崩潰的風險，特別對川普政府的貿易與關稅政策進行了罕見的系統性批評。 △克魯格曼在《金融時報》播客節目中，對川普政府的關稅政策進行了尖銳批評 克魯格曼在訪談中說，川普政府正將關稅從一個經濟調節工具變為赤裸裸的「政治威脅手段」，不僅破壞了全球對美國制度的信任，也正在侵蝕美國國內的治理基礎。 「談則減稅，拒則懲罰」的新秩序 克魯格曼認為，川普在任期間對中國、歐盟及其他經濟體不斷揮舞關稅大棒，意在逼迫對方就範，這種「威脅即政策」的做法已成為一種新型經濟外交常態。克魯格曼直言，該策略正在顛覆自布雷頓森林體系以來美國所主導的「規則型貿易秩序」，將其引向一個以「力量至上」為導向的非制度化時代。 △在《沃爾夫-克魯格曼對話》第一期節目中，克魯格曼批評川普常以「一條推文決定政策」的方式來調整關稅，其無序性與不可預測性導致全球市場對美國失去信心 「這不僅是對經濟學理性分析的否定，更是對合作機制的根本破壞。」克魯格曼強調。他舉例稱，川普政府對墨西哥、加拿大和中國等主要貿易夥伴頻繁更改關稅威脅言辭，嚴重打擊了投資者和企業對未來政策環境的預期穩定性。「當經濟行為者不再相信規則本身具有連續性，而是擔心哪天總統發一條推文，稅率就變了，這不是市場經濟，而是政策投機。」 從制度經濟體滑向「尋租國家」？ 這次訪談中，克魯格曼提出一個判斷：如果關稅政策工具繼續被武器化，美國將愈發像一個「尋租型國家」(rent-seeking state)，即決策權不再由制度和法治約束，而成為政治集團或個人謀取短期利益的手段。 「在某種意義上，川普的關稅政策展示了他眼中『總統權力』的極限邊界——不是去調和利益，而是用威脅製造服從。」克魯格曼表示，這種做法讓他想起一些治理脆弱國家的「強人統治」模式。 克魯格曼進一步表示，正是這種任意性極強的行政權使用方式，正在導致「制度信任的崩塌」，不僅損害了美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正當性，也動搖了其作為「安全資產提供者」的地位。克魯格曼說：「你不能一方面要求全球資金繼續信任美元、美國國債，一方面又在國內政治與國際政策上大搞不確定性。」 關稅邏輯背後的「美國優先」困境 克魯格曼強調，川普對關稅的使用並非源自嚴謹的產業保護主義邏輯，而是一種民族主義情緒的表達工具，是其「美國優先」政策的直接延伸。 他分析稱，這種情緒政治化的關稅政策雖然短期內可帶來選舉紅利，但長期來看，其實際經濟收益微乎其微，甚至可能引發全球供應鏈脫鉤和美國製造業成本上升。 克魯格曼警告說：「關稅從來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必然引發連鎖反應。而這種反應的最大受害者，往往是本國消費者與小企業。」 經濟學家的「悲觀旋律」 在訪談節目結尾，當主持人請嘉賓選擇一首代表當前情緒或觀點的歌曲時，克魯格曼選擇了美國已故著名女歌手卡羅爾·金(Carole King) 的名曲《為時已晚》(It's Too Late)。克魯格曼表示，雖然這首歌並非關於政治，但它的憂鬱旋律和「為時已晚」的主題，卻恰如其分地表達了他自己對美國制度滑坡的無奈與悲觀。 《金融時報》評論認為，克魯格曼的言論，在當下的美國政壇語境中頗具警世意味。美國是否會徹底從「制度主義」滑向「工具主義」，將是全球密切關注的焦點。(央視記者 武衛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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