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滬滇千裡行 絲路繪新景」上海—磨憨紡織產業沿邊轉移交流活動在雲南省磨憨—磨丁經濟合作區落幕。活動由普陀區合作交流辦聯合主辦。據悉,交流活動旨在深度融合上海在人才、資金、技術領域的顯著優勢與雲南沿邊區位、產業基礎及多重政策紅利,共同構建跨區域產業鏈供應鏈協同體系,打造新時代東西部協作示範標杆,攜手共建面向未來的絲綢之路戰略樞紐。在專題考察環節,來自上海30餘家企業代表深入合作區的重點產業園區、企業項目現場,實地了解當地產業發展現狀、基礎設施建設及營商環境等情況。其中上海關谷實業、上海勳乙商貿、定製時代等6家普陀區企業赴現場參加,行業包括紡織服裝、服裝定製、農產品銷售等符合磨憨—磨丁合作區發展導向的產業。與會嘉賓實地考察了磨憨公路口岸綜合提升改造項目、查驗貨場、國門會客廳發展規劃及磨憨數字產業園,並在一線調研了進出口貿易實況。在轉移交流暨磨憨招商引資推介會上,合作區進行了詳細的產業推介與政策解讀。東華大學圍繞紡織服裝設計與手工藝創新發表主旨演講,上海社科院就產業轉移與區域經濟發展分享了深度見解。普陀區援滇幹部宋詩揚介紹,此次活動通過實地考察、深度推介與專業研討,為滬滇兩地紡織產業搭建了精準對接的高效平臺,依託上海強大的產業資源與雲南得天獨厚的沿邊開放條件,雙方在紡織產業鏈協同布局、技術升級與市場拓展方面擁有廣闊的合作空間。
抗日戰爭期間的1939年9月至1944年6月,中日兩軍爆發了四次長沙會戰。這在中國抗日戰爭史上有著重要地位,對中國抗日戰爭的進程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都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中日兩軍為何在長沙爆發了四次會戰? 湖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姚江鴻認為,長沙會戰的原因歸納起來有三個。主要原因是長沙以及湖南在整個抗日戰爭中所處的地理位置以及戰略態勢相關。1938年日軍佔領武漢之後,中國抗戰進入相持階段。日軍為了確保對武漢地區的統治,企圖「殲滅」武漢周邊的中國軍隊。 麓山忠烈祠。楊華峰 攝 這段時期內,長沙一度是中國抗戰的軍事中心和文化中心,兩軍對峙在湘北以及鄂南、湘贛地區,中國軍隊對日軍佔領的武漢形成威脅。最重要的是,以湖南為中心的第九戰區集中了中國軍隊的主力部隊,日軍妄圖「圍殲」這些部隊。 位於長沙嶽麓山的第九戰區長官司令部指揮所舊址。楊華峰 攝 其次,長沙會戰與湖南的地理位置有較大的關係。中國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後,日軍的戰略大概分為兩個方向,要麼西進進攻重慶;要麼南下打通粵漢鐵路,甚至去連接越南,形成所謂的「大陸交通線」。然而,無論是西進還是南下,日軍都需要經過湖南。 長沙會戰碑。楊華峰 攝 另外,湖南作為中國重要的糧食產區,同時擁有豐富的礦產資源,可以起到兵員補充的作用,也是中國抗戰的重要基地。日本企圖徹底徵服中國,就必須佔領湖南、佔領長沙。 遊客參觀麓山忠烈祠。楊華峰 攝 「前三次長沙會戰,在戰略上均被認定為中國的勝利,中國軍隊挫敗了日軍的進攻意圖。」姚江鴻認為,長沙三次會戰的勝利,沉重地打擊日本侵華軍隊,粉碎日本帝國主義妄圖消滅中國軍隊主力的野心,振奮了全國人民抗戰勝利的信心。尤其是第三次長沙會戰,是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英美軍隊紛紛潰敗的情況下發生,有力地支援世界反法西斯陣營的作戰,提高了中國在世界反法西斯陣營的地位。 在嶽麓山頂遠眺長沙城。楊華峰 攝 姚江鴻表示,長沙會戰雖已過去許多年,但是作為中華民族抵抗外族侵略過程中的幾次大型會戰之一,在今天仍有重要啟示。「它不僅關乎正確的戰略決策、民族團結與抗爭精神,而且彰顯出國際合作的重要性。我們應該繼續加強中國抗日戰爭史的研究,尤其是像長沙會戰等在世界戰爭史、二戰史有一定影響的戰役研究,才能更好地去捍衛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成果。」 作者:向一鵬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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