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地政府主要領導調整
2025-11-03 07:10 9,412次浏览著力建設便捷高效的智慧城市，是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提出的七項重點任務之一。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從數位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讓城市更聰明一些、更智慧一些，是推動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由之路」。智慧城市不僅是技術升級的產物，更是城市治理理念、模式和能力的深度革新，是通往美好生活的智能化路徑。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對智慧城市建設作出一系列重要論述，科學闡述了智慧城市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中的關鍵作用，明確了以數智技術推動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根本路徑，為新時代城市建設提供了根本遵循。 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現實需要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城市是人民的城市」。當前，隨著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和智慧城市建設的推進，人民群眾對城市生活的期待呈現出更加多樣、更加精細、更加高質量的發展趨勢。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為人民」重要理念，就是要更好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把服務人民作為智慧城市建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精準滿足人民多層次、多樣化的美好生活需要。進入新時代，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不僅體現在物質生活的保障，更體現在更高層次的質量提升和精神文化需求。智慧城市作為推動城市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引擎，能夠精準識別和響應人民群眾在住房、教育、醫療、交通、文化、休閒等方面日益增長的個性化、差異化、多樣化需求。比如，智慧醫療讓基層群眾不再千裡奔波，大病小病「碼」上解決；智慧教育可以打破時空壁壘，讓孩子們均衡地享受優質教學資源；智慧出行通過算法優化信號燈配時，告別尖峰時段「堵在路上」的焦慮；智慧文旅則讓文化和遺產「動起來」，用一部手機遍覽城市萬千風貌。不僅如此，智慧城市還應具備「預見未來」的能力。藉助人工智慧與大數據，政府部門可以提前洞察市民潛在需求，實現由「事後響應」向「前置服務」轉變。例如，通過社區數字平臺，提前預測老齡人口生活服務缺口，提前布置養老設施與醫療服務，真正實現精準化、溫情化治理。 切實保障人民群眾安全感，推動社會治理現代化提質增效。安全感是人民群眾美好生活的底線和前提。城市作為人口密集、功能複雜的社會載體，面臨著來自自然災害、公共安全、社會治理複雜性的多重挑戰。智慧城市建設應深度融入智能安防、應急管理、社會治理等領域，推動城市安全保障體系的現代化升級，從而提升城市治理智能化水平，保障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比如說，智慧安防系統已經成為城市公共空間的「千裡眼」，讓城市風險隱患的監測可視化、持續化。應急管理平臺實現跨部門數據共享與統一調度，一旦發生火災、洪水、疫情等突發事件，系統能第一時間推送預警，調用資源、調度力量，快速響應、精準處置。基層社會治理的數位化，更是讓安全感直抵「最後一米」。網格化管理平臺連結街道、社區、居民，群眾的小事都能「秒級上報、分鐘響應」，鄰裡糾紛、環境整治、治安巡防一網覆蓋。這種「繡花式」的城市治理，不僅提升效率，也增強了群眾的參與感與歸屬感。 精準把握智慧城市的核心要義 智慧城市建設不僅是一項技術革新，更是推進新型城鎮化、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抓手，內涵豐富而深刻。深入理解智慧城市的核心要義，有助於科學指導實踐，避免「科技堆積症」，既是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的戰略要求，更是增強城市綜合競爭力的必由之路。 激活數據活力，讓城市更可感。數據是智慧城市的「血液」，從水電氣運行到人流物流調度，從治安監控到城市服務，數據無處不在、無所不聯。當前，物聯網、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慧等新技術不斷成熟，可以讓城市「神經末梢」觸達每一個角落，形成海量、連續、結構化的數據流，為城市感知能力提供了強大支撐。各類傳感器組成的「神經網絡」，實時採集城市交通、能耗、環境等動態信息，為城市運行提供精準「體檢」，實現對「城市生命體」的精密掃描。此外，在智慧城市建設過程中，數據正實現從「看得見」到「用得上」的轉變，從突發事件應急調度，到節能減排方案設計，再到服務群眾一鍵直達，大數據讓城市治理更可感知。 注重技術賦能，讓城市更智慧。作為智慧城市的「神經中樞」和「智能引擎」，城市大腦通過整合政務服務、公安、交通、醫療、環保等多領域數據資源，打破數據壁壘，實現統一感知、統一指揮、統一處置，構建起「一個平臺、一張網、一塊屏」的城市治理格局。例如，貴陽智慧交通系統藉助城市大腦實時分析交通流量，自動優化信號燈配時，有效疏導擁堵，顯著提升市民出行體驗。城市變得更聰明更智慧的關鍵，還在於擁抱大數據、數字孿生、區塊鏈和人工智慧等前沿技術。以杭州為例，該市積極部署DeepSeek-R1系列模型，為城市裝上自主進化的「數字心臟」，實現了從數字治堵、數字治城，到構建超大城市治理數字系統解決方案。 堅持機制創新，讓城市更高效。智慧城市不是「炫技場」，而是以數字創新和體制改革為雙引擎的治理網絡。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建立健全『大綜合一體化』城市綜合治理體制機制，讓城市治理更智能、更高效、更精準」。過去城市治理常常出現「部門唱獨角戲」、數據不通、流程割裂等問題。如今，「一體化」成為城市治理的關鍵密碼。將城市視為一個有機生命體，通過統一數據標準與接口規範，打破「部門牆」，通過不同系統互聯互通，業務鏈條高效銜接，真正實現城市治理的協同共治。以重慶為例，該市創新「大綜合一體化」模式重塑治理架構：以三級數位化城市運行和治理中心建設為支撐，實現政務數據按需有序共享；業務流程同步優化，讓審批提速、服務提質、執法提效。一體化的背後，是機制的創新。這要求制度設計上破除部門壁壘，建立多部門聯動響應機制，實現統一指揮、協同處置。一體化還意味著權責對等、資源共用，打破「你是你的、我是我的」的舊格局，真正形成「城市一盤棋」的新生態。 堅持綠色低碳，讓城市更宜居。智慧城市不是鋼筋水泥的冰冷拼圖，而應是山水綠意與科技溫度的和諧交響。「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智慧城市建設應緊緊圍繞綠色低碳發展目標，運用數智技術推動城市生態環境治理，實現城市的可持續宜居。比如說，智慧環保系統全天候監測空氣、水質、噪聲等數據，通過AI算法實時預警，實現精準治汙。智慧能源調度平臺優化能耗結構，引導居民綠色用能，推廣光伏、風電等清潔能源，助力實現「雙碳」目標。此外，智慧交通鼓勵公共運輸、非機動車優先發展，減少私車依賴；智慧園林實現精準灌溉、綠色護養，讓城市不僅可居，更可遊、可憩、可賞。在綠色智慧城市中，生活處處是風景，市民在潤物細無聲的治理中體會美好與尊嚴。 推動智慧城市建設落地見效 讓城市裝上智慧「大腦」，不是一蹴而就的「技術衝動」，而是一場久久為功的系統工程。要把中央城市工作會議作出的「著力建設便捷高效的智慧城市」重大戰略部署落地落實，必須在機制層面發力、在保障體系上下功夫。 完善頂層設計，統籌規劃推動。智慧城市建設是一項複雜系統工程，不能由一方唱「獨角戲」，必須堅持科學的頂層設計與總體布局，形成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推進機制。注重整合企業、科研機構和社會力量，建立全過程閉環管理體系，確保智慧城市有序建設、高效治理。還要注重分階段分步驟推進，既避免盲目鋪攤子，也防止碎片化建設，推動形成規劃合理、體系完備、功能協同的發展體系。 夯實數智基礎，構建統一底座。數智基礎設施是智慧城市建設的根基。要加快5G、千兆光網、城市物聯網等關鍵技術的深度融合，完善數據採集、傳輸、存儲和處理能力，打造覆蓋廣泛、性能穩定的數字底座平臺。建立統一的城市運行監測系統、政務服務平臺和數據資源整合體系，實現數據「聚合—治理—共享—應用」全流程高效閉環。通過底座建設，確保城市各業務系統打通接口、協同運行，為智慧化決策和智能運營提供堅實支撐。 創新治理模式，實現多方協同。智慧城市不僅是技術升級，更是治理理念和機制的變革。應堅持「科技+制度」雙輪驅動，推動治理模式創新。促進跨部門、跨區域、跨層級、跨系統、跨業務的數據共享和業務協同，破解「數據孤島」和「部門壁壘」，讓數據流得動、用得好。大力發展「網格化+數智化」基層治理模式，提升社會治理水平。搭建公眾參與平臺，讓市民成為城市治理的合伙人、智慧生活的共建者。 完善法律法規，築牢安全防線。中央城市工作會議上提出「堅持依法治市」，要求智慧城市建設必須在法治軌道上運行。一方面，要加快制定和完善智慧城市相關法律法規，規範數據採集、存儲、共享和使用，保障市民隱私權和數據安全。另一方面，構建多層次、全方位的數字安全體系，加強算法公正性和透明度監管，防範技術濫用和安全風險。此外，完善應急響應機制，提升風險防控能力，為城市高質量發展和社會穩定提供堅強保障，使人民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實、更有保障、更可持續。 (作者：翟雲，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國家治理教研部研究員)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徐鵬遠 發於2025.8.11總第1199期《中國新聞周刊》雜誌 王中卿第一次接觸精釀是2014年。 那時他還在故鄉鞍山生活，家門口開了一個名叫「手工啤酒」的小店，賣的都是老闆自己釀的酒，裝在洗刷乾淨的百威瓶子裡，二十幾塊、三十幾塊一瓶。他自認是一個啤酒愛好者，喝過許多不同城市、不同品牌的啤酒，即使再微妙的區別也能品嘗出來。然而當這個酒一入口，一種從未體驗過的新鮮感卻順著味覺神經直入心底，炸起了一陣澎湃。 「驚為天人地好喝。雖然酒精度很高，但是並沒有難以接受的感覺，反而很有風味。包括琥珀一樣的顏色和花香、水果香的氣味，很神奇、很喜歡，跟我之前喝的那些酒完全不一樣。而且很快就上頭了，兩三杯就有點微醺，平時可能要喝到五六瓶才有的感覺。當時也是年輕，那個價格還是比較奢侈的，覺得這東西也有一點點輕奢屬性。」 從此，他便愛上了精釀，不單自己喝，還慢慢成了那家小店的合伙人。再後來，積累下一些經驗的他去了成都創業，在二環路邊上租下一間鋪面，掛上了「怪獸啤酒館」的招牌。 怪獸啤酒館開業的時候，成都可以喝到精釀的地方還屈指可數。王中卿的生意做得很順，每天晚上都賓客滿堂，手裡的資金越來越多，他便尋思著擴大經營，陸續開起分店。不曾料想的是，隨著第三家店投入營業，局面變化了。 「大概從2023年起，成都的精釀酒館井噴式地增長，基本上每個月能有10家新店出現。原來一家店能消化100個精釀愛好者，現在愛好者可能變成150個了，店也變成了三個，比例上來說屬於『僧多粥少』。」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新興的生活方式 精釀正在升溫。 相關數據顯示，精釀在中國啤酒的整體格局中曾經從未超出過1%的比例，但2020年以來，這一數字被不斷打破。過去的五年裡，無論產量、銷量，還是投資狀況、行業擴張速度，精釀在各個方面均呈現出了逐年遞增的上揚曲線。有機構甚至預測，2025年其市場規模有望突破千億大關，佔領啤酒市場17.2%的份額。 僅從直觀的感受出發，這股勢頭也可見一斑。大大小小的城市裡，以精釀為主題的酒館和餐吧成了一道街頭商業風景，超市的貨架上罐裝精釀佔領了酒水區的醒目位置，哪怕一些只是售賣散裝生啤的攤點或者飯館都紛紛號稱精釀。全國各地差不多每個月都會舉辦2—3場精釀啤酒節，客流人次日均過萬，經常是一片人頭攢動的盛況。 阿堯和大水都是在2021年左右迷上精釀的，幾年下來總共喝了一千多款。他們會把品嘗過的每一款酒都做記錄，包括品牌、名稱、風格、外觀、香氣、口感等等，既是給自己留存一份回憶，也用來作為交流和分享的檔案。日積月累，兩個人已是精釀賽道裡知名的博主。 大水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像他們這樣的愛好者，精釀圈裡並不少見：「很多人都會記錄。我們這群人很有意思，人家去酒吧是喝酒聊天，我們是喝完了酒不說話，都在那裡記錄。我有兩個朋友，記得比我還詳細，其中一個連某年某月幾點喝的都會標註，還要寫上一大段點評。我們管這個叫『學究型喝酒』。」 在小紅書等社交平臺上，類似的筆記隨處可見。人們樂於嘗試精釀、了解精釀，不僅出於單純的口腹之慾，更是對一種潮流的追逐。2023年，小紅書官方聯合120家精釀門店推出「酒鬼地圖」活動時，許多人戲稱其為City Drink路線，成為繼City Walk之後又一個新興生活方式的代名詞。 隨著精釀人群的擴展，阿堯經由自媒體所收穫的關注也轉化為一批興趣相投的朋友。每個周五的晚上，他都會約上三五個人到酒館喝上幾杯，除了店裡的酒，大家還會帶上自己喜歡的罐裝精釀，互相品鑑。他們原本素不相識，完全因酒結緣，頗有「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況味。 「最近還發生了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前段時間我到蘇州開會，一些朋友知道我去了，就聯繫了當地的酒吧老闆提前給我點了酒，結果我到了以後發現點了一堆，我一個人根本喝不動。後來我拿著帳單找他們，誰給我點的最多、誰點的度數最高，一個一個算帳。」 在這個意義上，阿堯將精釀看作生活的一扇窗口。他是航空航天領域的一名博士，平日裡科研任務重，基本沒有太多時間社交，熟識的人也有限。如果不是精釀這樣一個介質，雖然倒也不至於孤單和無聊，但無疑會錯失一個非常珍貴的朋友圈。「這個圈子裡面，很多人都是很可愛的。」他說。 有人以酒會友，也有人以友會酒，四川旅遊學院經濟管理學院副教授付路與精釀的最初接觸即源於一次朋友聚會。「那是2008年，四川剛經歷過一場大地震，大家突然覺得應該好好珍惜生命、珍惜生活，所以就說聚一聚。吃飯的時候，偶然喝了一個德式小麥，口感、濃度、香味都跟平時的啤酒不一樣，當時給我們幾個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且心裏面也有個疑問，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區別。因為我的專業是貿易經濟，就從這個角度入手查了一些資料，結果慢慢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十七年一晃而過，如今的付路已經成了一位精釀領域的資深研究者。他還專門在學校裡開設了一堂公共選修課，講授「啤酒文化與品鑑」。在他看來，精釀的火熱幾乎是一種必然：「它是在我們經濟發展這樣一個大背景下發生的，是大家嚮往美好生活的一個折射。」 成長曆程 付路入坑的那一年，也是精釀種子落地中國的起點。 其實更早一些，國產精釀生產線1992年就研製成功了，然而礙於生產效能的有限以及消費者的認知不足，並未形成真正的市場。很長一段時間裡，精釀都只是一些高檔酒店、餐廳裡的「特供」，直到一個名叫高巖的人出現。 高巖，江湖雅號「高大師」，被視為中國的「精釀教父」。他在美國留學期間喝到了當地的精釀，立馬被深深吸引，恰巧一個朋友搬家時留下了一套釀酒設備，他便學著自己釀造。起先只是好奇，試圖弄清楚精釀的製作過程和工藝，順便節省掉一部分喝酒的開銷，後來他發現通過這種方式，可以做出任意一款心儀的啤酒乃至全新的風味。 2008年，高巖帶著這個想法在南京成立了本土第一個精釀工廠「歐菲啤酒」。2011年，他還寫了一本書，詳細介紹了啤酒的基礎知識及釀造方法。在他的啟蒙和示範之下，國內形成最早一批精釀愛好者，其中一些人也開始摸索著推出自己的廠牌。 不過就像王中卿去過的那家小店一樣，彼時的國內精釀基本是作坊式的。而且由於啤酒產能過剩，有關部門出臺了政策，要求新建啤酒廠必須滿足「每小時1.8萬瓶灌裝能力」，按照這個標準，沒有一家精釀是合規的。 人稱「王廠長」的王睿，2009年花掉所有積蓄創建了「豐收酒廠」。為了保住自己的心血，他反覆研讀政策，還請教了朋友，最後真的找到一道空隙——只要生產桶裝就能避開所有限制。由此，他成為第一個申請獲得資質的生產者，更為同行們打開了一扇大門。緊隨其後，北京的「沫顏」、武漢的「拾捌」、成都的「美西」、貴陽的「行匠」等都通過了許可審批。 這些廠牌集中誕生於2012年及其後的兩三年。也是在2012年，全國超過20個城市成立了精釀啤酒協會，組織起的人群規模過萬。因此在圈子裡，這一年被公認為中國精釀元年。 雜誌《喜啤士》、公眾號「啤博士」和App「酒花兒」也在那之後相繼面世。它們都是愛好者自發搭建的平臺，不僅成為同道之間彼此交流的渠道，更為精釀文化推廣做出了無可替代的貢獻。那個時候的精釀人，就像一群少年，懷揣一腔熱情，同時渴望著被看見和接受。 這個夢想並沒有讓他們等待太久。根據歐睿國際的調查統計，中國的工業啤酒行業2013年達到頂峰，產量和銷量均突破5000萬千升，隨後則步入下滑軌道，連年萎縮。出讓的份額恰好給了精釀絕佳的良機，於是一個迅猛的發展階段在2015年後開啟了。 資本也逐漸遞來青睞的目光。2016 年伊始，熊貓精釀拿到超2000萬元融資，標誌著精釀成為獲得認可的一片市場藍海。各大啤酒巨頭更是紛紛下場，投身於這場新的競爭。百威就是其中的一個先行者：2017年，它們在武漢的啤酒工廠中增設了一家廠中廠，生產旗下的「鵝島」精釀。 百威亞太精釀事業部供應與釀造副總監張小閩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公司在精釀業務上的布局很早就開始了，只是最初並沒有那麼被外界看重。「包括我們剛剛建廠時，很多人都覺得不可思議，他們驚訝於大廠怎麼也涉足這一行，甚至懷疑我們生產的是不是就不能叫作精釀了。但這麼多年下來，大家發現我們並沒有背離他們對精釀的理解。而且無論是生產標準、質量把控，還是供應鏈的管理、銷售端的運營，我們都有著成熟的經驗和明顯的優勢，對於許多小廠來說是具有啟發和借鑑意義的。」 事實的確如此。在百威之後，青島、燕京、嘉士伯等都陸續更新了自己的產業鏈，大廠們的加入非但沒有擠壓掉獨立廠牌的生存空間，反而帶動了整個精釀市場的活力。到2018年，國內精釀廠商已增長至848家，總體銷量也上升到了82.9萬噸，屬於精釀的春天終於降臨。 精釀的本質 儘管經歷了狂飆突進的生長，精釀這顆種子已然紮根發芽，但尚未抵達開花結果的程度。對照歐美市場10%—25%的佔有率，精釀在中國仍有很長的路要走。甚至比這段路更為修遠的，還在於對精釀文化的認知與理解。 單是關於精釀的辨認便足以難倒許多人了。啤酒本身就是品目繁多的酒種，原料、輔料、工藝、產地等任何一個環節皆可以決定其風格，僅美國啤酒裁判認證體系BJCP編寫的《世界啤酒分類指南》中就總共羅列了34個大類、114個小類。精釀作為啤酒的一種，同樣有著千變萬化的譜系，像通常總能見到的世濤、波特、古斯、西打、IPA、皮爾森等等，不過是一些大的類別，順著每一個維度向下摸尋都能發現更為複雜的細分。 當然，所有劃分都可以歸於最為基礎的三種，分別是上發酵的艾爾、下發酵的拉格和自然發酵的蘭比克。但這依然不足以解釋精釀，比如大部分精釀屬於艾爾的範疇，卻並非所有艾爾都是精釀。 即使是美國釀酒協會對精釀所做的描述也沒能給出清晰的判斷方法，而更多地只是從產業角度予以區分：年產量不超過600萬桶、酒廠保持一定獨立性、不使用輔料釀製。中國酒業協會的標準與之類似：小型啤酒生產線生產、釀造過程中不添加和調整與風味無關的物質、特點突出。 其實從誕生的那一刻起，精釀就沒有過明確的專屬定義。它是社會思潮和青年運動的產物，因此更像是一個文化概念。正如阿堯對《中國新聞周刊》所言：「精釀是反叛，是自由，是多樣。」 現代意義上的精釀起源於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美國。那是左翼高漲的時代，一群二戰後出生的嬰兒潮一代面對日漸乏味的生活、消費社會的到來以及越南戰爭給年輕人帶來的心理焦灼，掀起了嬉皮士運動，反抗主流的、精英的、技術的、物質的社會。在這場運動中，他們流浪、群居，過著一種回到史前的生活，自己種菜也自己釀酒。就這樣，精釀誕生了，它以傳統的配方和釀造手法對壘著大企業壟斷、大規模生產的工業拉格啤酒。 事實上，工業拉格曾經是進步的產物。由於發酵需要低溫，其在人工製冷出現以前只有個別地區依靠個別天氣才能釀造。工業時代的到來解決了這個難題，不僅提升了生產數量和速度、降低了成本，還通過滅菌法與灌裝技術的應用延長了保質期限和運輸效率。於是，這種清淡純淨、低度易飲、價格便宜且口味穩定的啤酒開始成為市場主流。 但人類文明的進程常常是一個輪迴。在工業化全面統治世界幾十年後，人們又厭倦了工業拉格的千篇一律，懷念起古老的、手工釀造的啤酒。所以當嬉皮士風潮退去，精釀並沒有隨之偃旗息鼓：1976年，加利福尼亞成立了一家小酒廠，專注釀造波特、世濤和淡色艾爾，真正吹響了精釀革命的號角；1978年，時任美國總統卡特又籤署了一份法案，給予個人和小型酒廠合法化身份，進一步推動了精釀的發展。 「本質上，精釀是復古。它和文藝復興很像，都是借著歷史的東西進行創新的個性化表達。」大水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這是它和其他酒類最根本的區別。」 構建自己的精釀文化 不過，了解精釀背後的來龍去脈並不意味著要形成某種原教旨式的「信仰」。 隨著受眾的不斷擴展，精釀的圈子裡如今正在生出一些鄙視鏈：入坑早的玩家嫌棄剛進門的「小白」，喝進口的嘲笑喝國產的，喝苦啤的看不起喝果味的，喝小眾廠牌的瞧不上喝大眾款式的。通常，這類人被稱作「精釀警察」。 大水認為，這樣的傲慢與偏見實際恰恰違背了精釀精神：「既然精釀是個性的，那麼也應該是包容的。釀造者們之所以那麼辛苦地去探索多種風格，就是希望儘量滿足不同的品飲需求和喜好。」而且他覺得，只有足夠多、足夠豐富的消費者才能刺激和帶動市場，讓大家喝到更好的酒。 在付路看來，年輕化、大眾化乃至女性比例的提升都是愛好者今後需要面對的現實。它既是精釀的特性本身所決定的，也是向前發展的必然趨勢，與其彼此反感與爭吵，不如一起探索一套共同認可的認知理念和價值體系。「未來，我們應該有中國自己的精釀文化。」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而這種文化似乎已經出現了一些可能性和方向。 例如近些年來，類似「年輕人不喝酒了」「年輕人拒絕酒桌文化」之類的話題在網上可以經常看到。但與之相對的是，年輕人在精釀上表現出的興趣和熱情卻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36氪旗下的「後浪研究所」在對18—40歲群體的抽樣調查中發現，所有酒精飲品消費裡，啤酒以51.1%的絕對優勢位居榜首；中研普華研究院發布的《2025—2030年中國精釀啤酒行業競爭分析及發展前景預測報告》則進一步顯示，整個精釀市場的銷售額有65%都來自Z世代(1995—2009年出生)。 對此，張小閩有著更加直觀的感受。2022年，她調去了百威在莆田新開的精釀酒廠工作，並參與創立了福建本土高端精釀品牌「059海岸線精釀公社」，通過與顧客的近距離接觸，發現許多在校大學生已經成為精釀消費的主要群體之一。 「所謂酒文化一定是你真正喜歡這個東西。」阿堯覺得，這並不難以理解，因為以往的酒局、酒桌很多時候不是以酒為中心，只是藉此達成其他目的，精釀最大的不同是，它只取悅自己。 而在大水看來，年輕人對精釀的偏好還體現著一個重要的時代徵候。「隨著城市化的進程，很多人脫離了自己的故土，除了上班面對同事，下班就是一個孤獨的宅在家的人。有了精釀酒館之後，這件事情是有很大改觀的，這也是它在一線城市發展得尤其好的原因。」他將精釀酒館比作這個時代的茶館，大家願意花幾十塊錢去消費，不一定是為了喝那杯酒，而是去喝一個場景、喝一個社交的氛圍感。 「以前的人去茶館，旁邊那個人可能完全不認識，但就能瞎聊，從國家大事聊到街坊鄰裡，這就是中國人的社區文化。精釀酒館的興起，其實彌補了我們這一代人缺失的社區文化。」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中國新聞周刊》2025年第2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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