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轉專業真的很容易嗎？
2025-12-09 19:33 2,921次浏览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邱啟媛 發於2025.8.11總第1199期《中國新聞周刊》雜誌 每天騎著摩託車在沙漠邊緣轉悠，是寧夏回族自治區中衛市國有林業總場護林員的日常。雖然安有監控，但由於面積太大，沙漠仍需要人工巡護。護林員白天巡護沙漠，晚上吃住在沙漠邊緣的護林房中，為的是保護好一條「邊」。 6月30日，騰格里沙漠寧夏境內鎖邊完成。這條「邊」由草方格、灌木帶和喬木林構成，長約153公裡，最窄處10公裡，最寬處則達到了38公裡。 「鎖邊栽的檸條、花棒(灌木)、沙米和沙蒿(草本植物)長起來之後，會有駱駝、牛、羊來吃。護林員要防止這些植被被動物破壞，另外也要防火。」中衛市沙坡頭區迎水橋鎮黑林村村民董連山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騰格里沙漠不是中國第一個被鎖邊的沙漠。去年11月28日，隨著最後一枝玫瑰花苗被栽入沙土，中國最大沙漠、世界第二大流動沙漠塔克拉瑪幹沙漠的邊緣，也被一條3046公裡長的綠色阻沙防護帶「鎖」了起來。 兩大沙漠的鎖邊，可以追溯到共同的背景。2023年6月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內蒙古自治區巴彥淖爾市考察並主持召開加強荒漠化綜合防治和推進「三北」等重點生態工程建設座談會(下稱「六六座談會」)時強調，2021年到2030年是「三北」工程六期工程建設期，是鞏固拓展防沙治沙成果的關鍵期，要全力打好黃河「幾字彎」攻堅戰、河西走廊—塔克拉瑪幹沙漠邊緣阻擊戰，以及科爾沁和渾善達克兩大沙地殲滅戰這三大戰役。騰格里沙漠和塔克拉瑪幹沙漠的鎖邊，正是前兩場戰役的標誌性成果。 三北工程研究院綜合辦公室副主任、中國林業科學研究院生態保護與修復研究所副研究員崔桂鵬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鎖邊的背後，是我國「三北」工程47年，乃至防沙治沙70餘年理念、技術的革新。 危險而複雜的沙漠邊緣 在中衛市國有林業總場正高級林業工程師唐希明的記憶裡，中衛人的生活，最初就是與沙共存。「一年一場風，從春刮到冬。天上不見鳥，地下不見草。」這是唐希明出生的20世紀60年代流傳的幾句諺語，一場風沙能吹彎莊稼，能把家門堵住，能把鐵路給埋了。 到董連山出生的20世紀80年代依然如此。「過去，沙坡頭有果園、莊稼地，沙塵暴一來，果樹的花沒了，農田也沒了。」在他13歲那年，沙坡頭颳了一場很大的沙塵暴。當時是5月，村民們正在育秧，準備栽稻子。一場風暴後，稻苗上覆蓋的薄膜全部被刮飛，「10來分鐘啥都沒了」。還有一個孩子被刮到水渠裡，淹死了。 治沙是中衛的必然選擇。從地圖上看，寧夏三面環沙：東邊是毛烏素沙地，北邊是烏蘭布和沙漠，西邊是騰格里沙漠。其中，中衛地處蒙甘寧三省區交界、騰格里沙漠東南緣，是祁連山和賀蘭山的交匯處，也是騰格里沙漠向東擴張的唯一出口。 「中衛在西北風的下風口，騰格里沙漠的風沙每年會向東南方移動四五米，如果不把邊緣鎖住，我們的農田、鐵路公路等基礎設施都會遭到風沙侵害，黃河的泥沙含量也會增加。而且中衛還是西氣東輸通道的重要節點，所以這個區域的風沙治理尤其重要。」唐希明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中衛人的治沙嘗試開始得很早。20世紀50年代，第一條穿越沙漠的包蘭鐵路建設時，全國首個專業性治沙林場「中衛固沙林場」成立，沙坡頭村民就開始扎草方格以保衛鐵路。在董連山的記憶中，從小，二大伯和許多鄉親就在扎草方格。2012年，他也成為其中一員。 草方格是一種工程治沙方式，也是沙漠鎖邊最主要的手段之一。董連山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扎草方格通常是一個男工、一個女工兩人一組。女工把草鋪成1米×1米的方塊，男工用鐵鍬把草攔腰一踩，使草一半扎入沙裡，一半留在外面。這些留在外面的草，就能發揮阻擋風沙的作用。 雖然聽起來簡單，但草方格紮起來也有很多講究。董連山說，草方格的尺寸要嚴格控制在1米×1米，不能大；深度至少要扎10到15釐米；每個草方格還要用夠0.5到0.6斤的草料，「否則風一大就吹跑了」。唐希明就曾因為草方格質量不過關開除過工人。「工人們一天吃不夠5頓飯，幹不動活。」董連山說。 儘管如此，傳統的草方格2到3年就會風化，需要重新紮設。在鎖邊過程中，董連山等工人需要一邊扎著新的，一邊補著舊的。 在現實的需求和技術的發展下，唐希明和中國科學院西北生態環境資源研究院共同研發出「刷狀網繩式草方格」。這是一種機械編織的瓶刷狀草繩，與傳統草方格不同，刷狀網繩式草方格只需固定四周和網繩交叉處，無須人工用鐵鍬將麥草扎進地裡，但使用壽命卻能夠達到6年。大家反覆試驗後發現，刷狀網繩鋪設後，風阻較小，並不會被風颳走，而且颳風時沙子在草方格裡打轉，能「借風使力」，起到固定草繩的作用。 「像我們扎草方格的熟手，每人每天能扎二畝來地，刷狀網繩式草方格比人工扎設草方格的效率提高了60%，在鎖邊工程中大面積應用。」董連山說。 不過，草方格並非所有地區鎖邊的最有效方式。「沙漠邊緣極為複雜，鎖邊絕不是像一盆水滿了往外流，我們把這個盆加高這麼簡單。水、風沙的物理運動，都會影響沙漠邊緣形態以及鎖邊的方法。」中國科學院新疆生態與地理研究所研究員、乾旱區防沙治沙與沙產業國家創新聯盟理事長雷加強對《中國新聞周刊》指出。 草方格適用於降水條件較好的地區。中國科學院新疆生態與地理研究所正高級工程師範敬龍說，在騰格里沙漠寧夏境內和內蒙古的庫布齊沙漠，當地的降水足以支撐草籽生長，使其達到減少近地表風沙流動的效果。「但同樣的措施如果放到降水量較低的塔克拉瑪幹沙漠，草籽根本無法生長，一場風就把它埋了，這時最簡單的蘆葦沙障反而最有效。」 風向、風力大小也決定著如何鎖邊，沙粒大小會影響風沙的擴散範圍，沙粒能跳多高也影響著沙障設置的高度和間距。高鑫是中國科學院新疆生態與地理研究所研究員，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通常情況下，阻沙設施要與風向垂直，才能起到防護效果。但鎖邊過程中，有些地方的防護措施和沙丘走向是平行的，不僅沒有起到防護效果，還浪費了很多材料。 此外，也並非「是邊都要鎖」。僅是塔克拉瑪幹沙漠南緣，就有沙漠、戈壁、荒草地、人工綠洲、鹽鹼地等多種形態土地類型，因此，判斷哪裡是「邊」也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 崔桂鵬解釋說，鎖邊遵循的原則是因害設防。「是否鎖邊和沙漠邊緣的擴張方向、自然環境變化以及人類活動有關。鎖邊的重點區域通常位於人類活動區域的上風向，人們在這些地方有生產生活的需求。而在沙漠腹地的無人區，就無須開展大規模的鎖邊。」 從被動響應到主動攻堅 這些年裡，在治沙領域，鎖邊是重要工程。 多位受訪者對《中國新聞周刊》指出，六六座談會後，鎖邊明顯更受重視，得到的財政支持力度增大。為打好黃河「幾字彎」攻堅戰，中衛市編制《中衛市荒漠化防治和防沙治沙規劃(2023—2030年)》，先後投入資金26億元。 重視鎖邊的背後，是我國「三北」工程的經驗以及荒漠化防治理念的變革。「鎖邊工程包含了很多層面的防沙治沙工作，比如調水解決天然綠洲缺水問題、治理鹽鹼地。鎖邊是『三北』工程集成性的成果體現。」崔桂鵬說。 早在1950年，國務院就牽頭成立了治沙領導小組。這一階段的荒漠化防治強調動員群眾，「向沙漠進軍」，試探出了一系列治沙技術，如陝西榆林和甘肅民勤等沙區的飛播造林種草試驗，以及從蘇聯引入、經本土化成為「中國魔方」的草方格。同時，這一階段也是「摸清家底」的過程。「1959年第一次開展全國沙漠的綜合科考，這是我們第一次知道中國沙漠的總面積。」崔桂鵬說。 1978年11月，國務院批准了原國家林業總局《關於在「三北」風沙危害和水土流失重點地區建設大型防護林的規劃》，「三北」工程正式啟動，我國防沙治沙進入了依靠國家意志、重大工程帶動的階段。 「三北」工程建設期規劃了73年(1978—2050年)，共分三階段八期，當前正處於第三階段(2021—2050年)、第六期(2021—2030年)。 啟動47年，「三北」工程的成效無疑是巨大的。去年，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科學院瀋陽應用生態研究所所長朱教君等研究人員發表了一篇關於「三北」工程在1978年至2022年所取得的成效研究，研究結果顯示，三北區域防護林總面積相較1978年增加91.8%，沙區農田糧食增產提升明顯，固沙植被對減少荒漠化的貢獻率為37.8%，水土保持林減少水土流失的貢獻率為61%，固碳增匯作用顯著。 在崔桂鵬眼裡，當前，「三北」工程已從最初旨在應對荒漠化地區日趨嚴重的危害和水土流失等災害的「被動施治」有了轉變。「三北」工程前五期，主要工作是防護林的營建。「相比前五期，六期的治理理念更加綜合、系統。現在我們不只是造林了，還要綜合考慮氣象、地下水和土壤等要素，推廣抗旱防風沙的喬木、灌木和灌草，建立更加綜合的植被體系。」崔桂鵬說，這也是為什麼六六座談會之後，「三北」防護林工程被統稱為「三北」工程。 「過去我們步步為營，穩紮穩打。現在除了保生態，還要保發展，到了攻堅克難的階段，所以我們抓住東中西部重點地區，根據其不同的自然條件來分類施策。」在崔桂鵬看來，六六座談會「三大戰役」的提出，標誌著我國荒漠化防治的治理邏輯，從被動應急響應，轉向了主動戰略攻堅。 以內蒙古巴彥淖爾市磴口縣的劉拐沙頭為例，烏蘭布和沙漠的風沙如果吹進黃河，會造成黃河泥沙量增加、河道堵塞。「過去，我們的治理方式是把這一小段鎖住，保護黃河。但現在，我們會主動對正在往黃河方向移動，但還沒有對黃河產生危害的沙丘進行處理，保護該區域的原生植被，像治未病一樣，起到預防的作用。」崔桂鵬說。 雷加強也提到，過去，人類活動以綠洲為中心，所以防沙治沙也以保護綠洲為重點，鎖的是綠洲的「邊」。如今給沙漠鎖邊，既是防沙治沙工作的延續，又是一種「從保衛戰到阻擊戰」的拓展。 如何進一步科學治沙？ 儘管「三北」工程成效顯著，政策、資金、科技的投入力度都在增大，但根據全國第六次荒漠化和沙化調查公布數據，截至2019年，全國荒漠化土地面積佔國土面積的26.8%；全國沙化土地面積佔國土面積的17.6%；全國還有27.92萬平方公裡的土地具有明顯沙化趨勢。每年因荒漠化問題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超過540億元，將近4億人直接或間接受到荒漠化問題的困擾。 六六座談會也提到，我國荒漠化防治和防沙治沙工作形勢依然嚴峻。防沙治沙工作存在長期性、艱巨性、反覆性和不確定性。 首先是「以水定綠」的挑戰。2021年5月印發的《國務院辦公廳關於科學綠化的指導意見》指出，要堅持因地制宜、適地適綠，充分考慮水資源承載能力，宜喬則喬、宜灌則灌、宜草則草。六六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也強調，堅持以水定綠、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產，把水資源作為最大的剛性約束，大力發展節水林草。 不過，朱教君曾在研究中指出，由於農田防護林是「三北」工程前兩期的重點，為儘快建立起防護林體系，儘早發揮防護效益，不少地方選擇了適應性強、生長迅速的楊樹為造林樹種。但由於未考慮水資源承載力、樹種選擇不當、片面追求造林面積/密度，造成了防護林的死亡或衰退。 在崔桂鵬看來，受當時經濟和科學條件的限制，這是基於歷史條件的一種權衡。「楊樹種植簡單，好存活、壽命長，長得又快又高，是當時別無他選、最現實的選擇。現在，科研人員正在研發更加抗乾旱、防蟲害的楊樹樹種，種得也不那麼密了。」 唐希明也經歷過這種探索。他曾引進14個樹種，最後發現只有檸條、花棒、楊柴、沙柳等五六個種類能夠活下來。在種植密度上，他先後嘗試過每畝地種330棵、220棵。結果趕上2022年和2023年比較乾旱少雨，許多樹都死了。 「種植的密度越大，需水量越大，通過實驗，我們現在採用灌木+灌草的方式，每畝種110棵樹，最終能夠保證80顆左右的成活量，再加上灌草，既減少植被死亡，也能有效防治沙害。」唐希明說。 但也有業內人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不以水定綠的現象目前仍然存在。「有的地方水資源條件不適合種樹，但隨著『三北』工程的推進，地方意志很強，一定要種，驗收通過就行，不管樹能不能活下來。」 中國地質大學土地科學技術學院教授白中科也在《國土空間生態修復若干重大問題研究》一文中指出，我國存在「生態修復的形式主義」。比如地方政府為追求政績的形象工程，要求「大種樹、種大樹」，強行推進，勞民傷財。 這就引出了我國防沙治沙工作長期存在的第二大問題，重建輕管。「植樹造林簡單，但後期的管理對林草部門是很大的負擔。大家能義務植樹，但不能義務管護。」範敬龍說。 朱教君對「三北」工程成效進行過評估，他指出，「三北」工程的造林效率仍相對較低：短期造林成功率為65.4%，長期造林成功率僅為40.1%。造林後管理不到位，是導致這一問題的重要原因。國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也曾將這一問題列入未來沙化土地治理的難點問題之一：後期管護沒有資金保障，保護不到位，治理成果鞏固壓力較大。 除了資金，後期管護的困難還體現在水資源供給上。崔桂鵬指出，只要能供上水，大部分防護林能活得很好。而生態灌溉用水的指標和份額，需要跟水利部門協調。「水利部門和林草部門對生態用水的理解不一樣：前者的生態用水是用於維持河道生態，後者則是用在岸上造林綠化，所以以前不同行業主管部門之間協調的時候會遇到困難。」 這一問題在六六座談會後得到了一定改善，特別是國務院建立了「三北」工程協調機制並制定印發「1+N+X」工作方案，明確相關部門重點任務和責任分工。「現在有了協調機制，各部門溝通起來順暢了許多。大家都意識到，荒漠化防治靠一個部門、一個地方單打獨鬥，是行不通的。」崔桂鵬說。 另外，他進一步提到，在工程規劃中，各地的林草部門已經形成了前期規劃、中期建設和後期管護的全鏈條監督機制，重建輕管的問題基本得到有效管控。「每項工程都要經過嚴謹的專家論證，相應主體要籤字、負責。」 防沙治沙工作面臨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治沙成本越來越高了。自2024年起，「三北」工程被國家發展改革委納入「兩重」建設範圍，已下達超長期特別國債和中央財政資金577億元，全面推動三大標誌性戰役在重點區域落地實施。 崔桂鵬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目前中央財政的補貼標準是一畝地2000元左右，但對於治理難度較大的地方，這個數字仍然不充裕。 董連山也提到，隨著畜牧業增多，本地的稻草不夠用，需要從山東、東北運草過來，運輸成本從之前的每噸100多元，漲到了400多元，人工成本也在不斷增加。 大家都明白，解決這個問題不能只依靠財政補貼，還需要靠新材料、新機械、新技術的研發。「現在已經有科研人員研發出一些低成本的綠色固沙材料，比如植物材料製成的尼龍袋等，不僅能固沙，還能在老化後為植物生長提供養分。」崔桂鵬說。 不過，正如此前栽種楊樹卻導致防護林死亡或者衰退一樣，新材料、新技術想要被納入「三北」工程，應對其生態效益進行科學、系統、持續的評估。崔桂鵬說，這也應該是「三北」工程接下來要做的事。除了評估防風固沙、保持水土、固碳增匯、穩產增收等正效應，也要評估水資源消耗、佔地遮陰、病蟲害等負效應。 「我們經常打一個比方，工程固沙類似於做手術時打麻藥的過程，只是止疼，之後還要進一步治療。」因此，鎖邊是一個階段性勝利，但也只是一個開始。 《中國新聞周刊》2025年第29期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這個暑假，「體育外賣」的授課方式正在一些城市興起：不少青少年上體育培訓班不用接送，家長們從手機上下單，教練帶著器材上門，最近的場地可能就在自己家樓下。 扛器材擠地鐵送「體育外賣」，對於在杭州工作的00後劉晨來說不算什麼，做上門教練以來，根據課程需要，他帶過跨欄、障礙桶、彈力帶、啞鈴等工具。這讓他常常惹人注目，在不同小區之間轉場總有人來問聯繫方式；小區上課現場，也有家長先是在遠處觀望，再來諮詢：「能不能拼團(課)？」 這種新型體育培訓模式吸引著一些年輕人投身其中。石家莊一家上門體育機構負責人孫文表示，目前不到30人的教練團隊跑不完全市的上門課程，所以公司還在持續招人，每天近百人通過招聘網站向他求職，但可能只篩出一兩個合適的教練。 他們帶著器械上門教體育 劉晨是一名前摔跤運動員，他所在的杭州市臨平區是2021年才成立的，離市中心較遠，不少雙職工父母自己都很難有空鍛鍊，更沒有時間陪著孩子去其他區的大機構進行體育培訓，但孩子的體育鍛鍊卻「拖不得」——肥胖、體能差、視力弱問題困擾著不少家長，「有的孩子下樓去買個東西，可能回來都會氣喘籲籲」。靈活、便利的「體育外賣」，於是應運而生。 孫文在石家莊從事體育培訓十餘年，有一家超過200平方米、面向青少年的運動場館，開始轉型時，「上門體育」這個名詞還沒有出現。現在，他的禹創體育團隊已經把「上門體育」作為主要業務。他解釋：「家長沒有時間來回接送孩子(到場館)，就會導致孩子的訓練頻率降低，斷斷續續的，效果不理想。」教練上門為家長減少了時間成本，而脫離場館，在綠植多的公園、小區運動，「視野開闊，運動狀態和心理是不一樣的」。 不同學段的體育測試，是當下很多家長為孩子下單「體育外賣」的一大原因。近年來，多地出臺政策對中考體育增加過程性考核，比如，北京各中小學校，將四、六、八年級學生的體質健康測試結果計入中考；河北則將七年級下學期至九年級上學期共4個學期的成績之和，作為過程性考核成績。 孫文稱，很多家長轉變了思路，不像之前，在體育測試前「臨陣磨槍」，平時訓練、提升成績的需求大幅度增加了，也不再滿足於原有的體育培訓模式。 北京樂時運動聯合創始人陳學利向中青報·中青網記者介紹，做「上門體育」的機構有些也是從體育場館轉型而來，開發「上門體育」線上平臺的僅兩三家。2024年年底「樂時運動」小程序上線，目前覆蓋了100多個城市，已有3000餘名專業教練入駐平臺。陳學利表示，做「上門體育」是一種輕資產創業，沒有場館這種重資產的投入，而且覆蓋範圍很大。「不像一個場館，只能覆蓋周邊10公裡左右範圍。教練直接對接家長，收入也比在場館高。」 這也是曲阜師範大學體育教育專業大二學生薛銳眼中，「上門體育」的吸引力所在，不拿「死工資」、工作自由，憑個人能力賺錢。他做過田徑、籃球、夏令營體育培訓兼職，從今年上半年開始做上門教練，組了一個4人團隊，正在考慮創辦公司。「發展得好，畢業就可以接著做下去。」他了解到，在山東濟寧曲阜這座縣級市，大型體育場館都離市中心較遠，但他們送課到客戶家樓下，家長「透過窗戶就能看到」。90分鐘的課程收費100多元，是當地家長能接受的價格。 陳學利介紹，「樂時運動」的上門體育課程定價與授課人數相關，但客單價比場館更低，一對一課程低40%左右，4-6人的班課則會低70%左右。「很多孩子願意一塊拼著去上課，這種團課在平臺上銷量非常好。」陳學利說，有家長發起拼團後，會把團課連結發到自己的小區群裡，為孩子尋找上課的「搭子」。 得益於輕資產投入，接受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採訪的「上門體育」從業者均表示，他們採取小課包或一次一付的收費方式。孫文介紹，他接觸的家長對傳統機構的「大課包」式預付消費心存顧慮，非常看重「上門體育」課程機構的穩定性。就像陳學利所說，一次一付的模式下，家長交完錢幾個小時以後，教練就上門來授課了。 面對新的市場需求，創業者們也在摸索。自媒體就是一個宣傳渠道，薛銳的團隊裡由他負責出鏡，拍攝帶孩子訓練的視頻，「有教練出鏡、指導的視頻流量，就會高一些」。通過和家長們的私信互動，薛銳得知一些體能測試的培訓需求很大，於是開始研究推出相關課程。 「南方沿海城市和北京，家長(對上門體育)接受度比較高，其他城市不少家長還是比較傳統，我們也在慢慢推廣，這需要有一個過程。」陳學利說。 上門體育「因地制宜」 暑假裡，清晨和傍晚是上課黃金時段，應家長要求，劉晨團隊的教練有的在早上6點上課，有的晚上10點半才下課，通常一天上4節課，下雨、颱風天就在小區地下層教。找到合適的場地不算困難。「新小區裡面配套都蠻好的」，跑道和體育廣場適合訓練。如果碰上老小區，劉晨會帶上孩子去附近的體育公園，通常走800米左右就能抵達。薛銳則習慣在每次課前「踩點」找好訓練場地，通常20分鐘以內能找到。 「在場館裡上課與上門去戶外上課，具體的實施、注意事項是有所區別的。」孫文說，教練首先會對場地的安全作一個判斷。場館內有運動地膠、周邊牆體有軟包，細微處都有保護設計，但「上門體育」需要靠教練選擇場地。「檢查周邊是否有高空墜物風險、稜角、過往車輛，這些都得注意到。」同時，戶外教學對教練的專業性要求更高，沒有地膠的情況下，跳躍的動作不規範，教練更要及時糾正，防止對孩子的膝蓋造成損傷。 在業內人士看來，場地需求與體育培訓項目密切相關。孫文以體測的立定跳遠項目舉例，教練會帶跳遠墊上門，對膝蓋起到緩衝作用，防止孩子受傷。而長跑訓練，由於未必能就近找到開放的標準跑道，則需要將訓練拆分：日常通過體能訓練提升心肺耐力、糾正跑姿，測試則必須去專業跑道。他希望更多運動設施向公眾開放，「無論對於上門體育，還是家長自己帶著孩子去運動鍛鍊，都是一種便利」。 在做夏令營教練時，薛銳第一次意識到，體育教育不是嚴肅的，而是有趣的，他在那次兼職裡學會如何融入孩子群體。「上門體育」往往是家長主導了課程報名，但孩子會慢慢喜歡訓練，也會在休息時和他分享喜歡的動漫角色和校園裡發生的事。 同一個項目也要根據目的來選擇上課方式。孫文談到：「比如籃球，如果要學專業的，我會建議去專業的室內場館，如果說把籃球當作興趣愛好，培養孩子的基礎能力，再穿插著體能訓練，我們可以說(上門)沒問題。」 劉晨覺得，體育不僅影響一個人的身體，更重要的是心理。他遇到過一個五年級體重已經有70多公斤的男孩，拍攝時男孩很抗拒鏡頭，也不願意訓練。於是，劉晨就和他約定不再用手機記錄，「就好好訓練，這一個半小時的時間就屬於我們倆」。現在，男孩在訓練後瘦了5公斤，慢慢喜歡上了運動。 除了喜歡給孩子上課之外，劉晨還希望「通過創業的方式，讓教練走進千家萬戶，讓受過專業訓練的人推廣體育」。 「體育外賣」也需品控 武漢體育學院教授、中國青少年體育與體教融合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負責人柳鳴毅向記者指出，隨著大眾體育健身意識的不斷提高，包括「體育外賣」在內的各種體育教學、體育鍛鍊形態隨之多元化發展。國家體育總局、教育部等部門提供了基本的公共體育服務，但個體的需求存在差異，因此市場提供了個體化、定製化的課程。家長和孩子在選擇課程時，也需要注意防範孩子在體育運動中的運動損傷風險。 對於劉晨來說，選擇註冊公司還有一個重要因素：買保險。做個體教練時，劉晨只能在上課前一天請孩子父母買好保險、截圖發給他，「我們有言在先，如果沒有給孩子購買保險，第二天的課我們就不上」。現在，他可以以公司的名義，批量為孩子購買保險。 劉晨還發現，被訓練場景吸引來的家長除了關注課程內容和價格，也對專業資質非常看重。他告訴家長，浙江省內從業教練員通過在該省體育培訓監督管理數位化平臺「浙體培」獲得「電子認證」，可以通過小程序查看教練的資質證書。 為進一步完善課外體育培訓監管，國家體育總局於2021年12月印發了《課外體育培訓行為規範》，規定執教人員應持有體育教練員職稱證書、社會體育指導員職業資格證書等6種證書的至少一種。 陳學利介紹，各地的教練需通過「身份證+資質證書+教學案例+人臉識別」四重嚴格審核，才可以入駐「樂時運動」平臺接單。其中，教學案例指的是教練此前訓練的孩子的視頻，「能看出他的教學水平，還有對待孩子的態度」。 「我們現在是放慢了推廣速度，在控制教練的數量和質量。」陳學利透露，在作為大本營的北京，「樂時運動」設計標準化的課程流程，如果得到家長歡迎，孩子又比較適應的話，就會慢慢往外去複製。 「品控」也是孫文正在考慮的事情，他為團隊的每個教練都配置了一整套器材。因為「體育外賣」業務鋪得廣，他的確遇到沒辦法實時掌握教練上課情況的問題，他想到的方法是隨機巡課、與家長教練建立三方溝通、定期培訓，「也在思考有沒有更加系統性的管理方式來提高課程品質」。 孫文在期待相關行業標準的出臺，他坦言，對於教練的執教能力，僅靠證書無法直觀展現。在面試教練時，他要求上門教練性格外向、有耐心，且擁有一到兩年的實際授課經驗。「我們得對家長負責、對孩子負責，也對教練的未來負責，不能讓教練拿孩子練手，這裡邊的風險性、不可控性太大了。」 柳鳴毅認為：「僅依靠體育行政部門對『體育外賣』等體育健身服務項目進行管理、監督、扶持，力度是不夠的。我們要呼籲多部門圍繞『體育外賣』等體育健身服務的標準設置、場地、師資、營業資質等，提出合理且有助於市場發展的監管體系。」他也提醒，公眾應增強安全防範意識，選擇有資質和經驗、靠得住的機構。 中青報·中青網見習記者 陳宇龍 記者 王聰聰 來源：中國青年報 2025年08月14日 0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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