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江朝東樓：「最美爛尾樓」背後的家國情懷
2025-12-08 09:52 1,742次浏览與大運會時隔兩年，成都又一次成為世界體壇熱點所在——8月7日晚，第12屆世界運動會在成都天府國際會議中心「天府之簷」盛大開幕。來自116個國家和地區的3942名運動員相聚成都，他們將共同書寫世界運動會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屆盛會。對於成都市民來說，世界運動會相比兩年前在這裡舉行的世界大學生運動會，多少顯得有些陌生。世界運動會上的一些比賽項目，諸如棍網球、荷球、浮士德球等，對很多中國人更是陌生。但強調運動項目的多樣性、多元化，詮釋運動的無限可能，正是世界運動會的核心價值與最大魅力。首次落地中國大陸的世界運動會，也將鼓勵運動多樣化的理念帶入中國，進而進一步推動中國體育事業的繁榮發展。與奧運會的相互補充和促進相比起超過百年歷史的現代奧運會，世界運動會的誕生時間要晚很多。上世紀70年代，因奧運會的規模所限，一些運動項目遲遲無法進入奧運會，但登上國際性綜合運動會舞臺是很多運動員的夢想。這些非奧運項目的國際單項體育聯合會，因此希望為運動員開創一個國際性運動會，以便讓這些運動員也能獲得參加像奧運會那樣的國際綜合性運動會的機會。世界運動會就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了。1981年，首屆世界運動會在美國舉行。世界運動會以非奧運項目為主，其中既有一些對於中國人來說十分冷門的項目，諸如棍網球、荷球、浮士德球、短柄牆球，也有一些中國人較為熟悉而且中國運動員極具實力的項目，如技巧、健美操、啦啦操、體育舞蹈、輪滑、撞球、武術、龍舟。還有一些項目曾屬於世界運動會，但在成為奧運項目之後就離開了世界運動會，如羽毛球、跆拳道、女子舉重、鐵人三項。另外還有一些項目在成為奧運項目之後未能留在奧運會，所以它們在世界運動會進進出出，如霹靂舞、棒壘球。由於世界運動會與奧運會形成了相互補充、相互促進的關係，已故國際奧委會原主席胡安·安東尼奧·薩馬蘭奇先生曾高度評價世界運動會是「二級奧運會」。一些從世界運動會走向奧運會的項目，如羽毛球、跆拳道、女子舉重、霹靂舞，它們在世界運動會的存在經歷對其加入奧運會有著十分重要的參考意義，薩馬蘭奇先生也曾進一步闡釋過世界運動會的角色是「奧運會的實驗室」。成都體育學院天府國際體育賽事研究院院長柳偉在接受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專訪時認為，儘管世界運動會遠不像奧運會那樣具有巨大的全球影響力，但世界運動會的存在對於世界體育運動的均衡發展來說具有不可或缺的意義。柳偉說：「世界運動會為非奧運項目提供了頂級競技平臺，填補了奧運會覆蓋範圍的空白。一些項目如飛盤、軟式曲棍球，擁有廣泛的群眾參與基礎和文化價值，世運會的存在確保了它們的國際發展和競技提升，促進了全球體育的多樣性。」奧運會是當前全球最重要的頂級綜合性運動會，世界運動會與奧運會並非競爭關係。世運會與奧運會的互補，也讓世界體育運動的發展獲得一加一大於二的增益。柳偉表示，「奧運會聚焦高競技性項目，而世運會更注重包容性和創新性，為新興項目提供試驗場。一些世運會項目，如攀巖、滑板已成功進入奧運會，證明了世運會在推動體育項目進化中的關鍵作用。」此外，世運會強調「團結、包容、多樣性」，吸引不同文化背景的運動員和觀眾，增強了全球體育的凝聚力，其較低的舉辦門檻也為更多城市提供了承辦國際賽事的機會，擴大了體育文化的全球傳播。世運會與成都的雙向奔赴世界運動會之前在中國的知名度、影響力都比較低，這與中國大陸從未舉辦過這一非奧運項目的全球頂級賽事有很大關係。2018年，薩馬蘭奇體育發展基金會協助成都申辦世界運動會，為此後世界運動會首次落地中國大陸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薩馬蘭奇體育發展基金會相關負責人在接受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專訪時表示，「通過支持成都申辦世運會，薩馬蘭奇基金會旨在將多元體育文化引入中國，填補中國大陸承辦此類國際賽事的空白。同時，2018年正值成都推進『三城三都』（包括『賽事名城』）建設的關鍵階段。薩馬蘭奇基金會深度參與成都申辦世運會的全流程，包括協調IWGA（國際世界運動會協會） 考察評估，最終助力成都成功獲得2025年世運會舉辦權。這是成都積累國際賽事經驗、為未來申辦更高規格賽事鋪路的重要一步。」8月7日上午，國際世界運動會協會副主席湯姆·迪倫稱讚成都為世界運動會的發展創造了許多個「首次」，包括在世界運動會歷史上首次舉辦的火炬傳遞活動，將世運會體育精神直接帶到成都市民身邊。成都也將充分利用現有和改造後的體育設施舉辦本屆世運會，這被湯姆·迪倫評價為「最具可持續性的一屆世運會，樹立了辦賽的新標杆」。成都世運會剛剛揭幕，但為世界運動會及全球體育繁榮發展做出的重要貢獻已經展現出來。柳偉認為，「成都首次為世界運動會設計火炬並策劃火炬傳遞，賦予賽事更強的儀式感和文化象徵意義。火炬設計融入大熊貓、芙蓉花等成都元素，結合『團結、包容、多樣性』的理念，彰顯了中國文化與全球體育精神的交融。這種創新不僅提升了世運會的全球辨識度，也為非奧運項目的文化傳播注入了新活力。」作為中國西部重要中心城市、國家歷史文化名城、西部科技創新中心，成都也通過舉辦世界運動會，進一步在全球展現了城市的包容、開放以及活力、魅力。成都世運會執委會執行副主席兼秘書長、成都市副市長許興國介紹，「成都以舉辦世運會為契機，持續提升城市環境品質，在城市重要道路節點、公園景區融入世運元素，全面呈現『公園城市、活力世運』的園林景觀和『乾淨、整潔、有序、美麗』城市形象。成都同時結合全民健身，深入開展世運項目進社區、進學校、進商圈和『跟著賽事去旅行』系列活動，打造130個市民家門口的『世運空間』，吸引市民遊客參與體驗跑酷、飛盤、攀巖、射箭等新潮運動。」在本屆世運會賽前新聞發布會上，義大利女子射箭選手基亞拉·雷巴利亞蒂作為運動員代表，表示自己已經做好計劃，她期待著在完成比賽任務之後的「成都漫步」。助力中國實現全民體育8月6日下午，在率先開賽的本屆世運會軟式曲棍球比賽現場，觀眾席上有不少觀眾都是帶著孩子觀看比賽的家長，這是他們第一次觀看軟式曲棍球這個項目，但孩子們紛紛表達了希望體驗、參與這項運動的願望，家長們也基本上表示支持。可以預見，隨著本屆世運會各個比賽項目的陸續開賽，很多冷門、小眾的運動項目都將第一次闖入國人視野，很多中國觀眾也將第一次感受到，在主流的奧運項目之外，體育世界是如此的多元、多彩。根據2024年全國群眾體育工作會議公布的數據，截至2023年底，我國體育場地達459.27萬個、人均體育場地面積2.89平方米、經常參加體育鍛鍊的人數比例達37.2%。當參加體育運動已經成為市民日常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國人對體育運動項目的多元化需求也成為必然。近幾年，諸如飛盤、槳板、匹克球等新興運動在國內的迅速走熱，也反映出當人們的體育運動熱情被點燃，體育消費的欲望被釋放，運動興趣的選擇一定不會只局限在少數幾個主流項目。薩馬蘭奇體育發展基金會相關負責人向記者表示，「世運會強調『包容與多樣性』，這與中國的體育觀念從『唯金牌論』向『全民體育』轉型的趨勢相契合。成都世運會的申辦、舉辦，是中國體育全球化與多元化的關鍵一步。成都世運會的包容性理念、科技賦能實踐及產業化探索，不僅豐富了全球體育生態，更為中國體育高質量發展注入新動能。」成都世運會的舉辦在一定程度上也體現了當下中國體育發展的時代之所需。柳偉表示，「成都首次在中國大陸舉辦世界運動會，通過非奧運項目的多樣性展示，打破了公眾對體育的傳統認知局限，為他們植入了『團結、包容、多樣性』的體育價值觀。這種理念將長期影響成都乃至中國的體育發展，鼓勵人們接納小眾運動，拓寬運動參與視野。」
魅力無限的「村晚」、旋律悠揚的「村歌」、激情四射的「村舞」、 優雅靈動的「村T」……這些年，由各地村民自發創造、深度參與的鄉村文化活動大量湧現，成為新時代鄉村文化振興的重要表徵，彰顯了鄉村群眾旺盛的文化新需求。 遍布城鄉的文化館(站)是公共文化服務的重要提供者，長期以來，它們服務鄉村的主要方式是組織舉辦文化活動、配送文化產品(如送演出下鄉)。不管是舉辦文化活動，還是配送文藝演出，主角要麼是文化館(站)工作人員，要麼是文藝院團的演員，鄉村群眾始終是被動的觀看者。如今，鄉村群眾有了新需求——不再滿足於在臺下觀看，更希望成為臺上的主角，這對文化館(站)的服務方式和服務能力提出了新要求。 鄉村群眾有自己舉辦文化活動的強烈意願，但往往心有餘而力不足，比如有的村民自己能唱會跳，但不懂策劃創意，也缺乏活動組織能力；有的村子雖然有一兩個文化能人，但「單絲不成線，獨木不成林」，無法在村子裡形成「自娛自樂」的文化生態。說白了，鄉村文化人才不足，制約了鄉村的文化造血能力。因此，具有專業優勢與體系優勢的各級文化館(站)應大力開展鄉村文化人才培訓，比如有針對性地開設「村晚」「村舞」「村歌」導演培訓課程，切實幫助鄉村文藝骨幹提升業務水平。同時，文化館(站)應牽頭挖掘培養一批鄉村文藝社團，發揮好文藝社團在鄉村文化振興中的帶動作用。過去，很多鄉村都有莊戶劇團，可眼下，隨著人員和劇目的「老齡化」，曾經風靡一時的莊戶劇團正在快速消失。如果恢復莊戶劇團有困難，那文化館(站)也應根據鄉村實際情況和村民們的興趣愛好，幫助他們儘快成立諸如秧歌隊、合唱隊、廣場舞隊之類的文藝社團。 除了文藝人才不足，缺乏舞臺也制約了鄉村文化活動的開展，抑制了鄉村群眾唱起來、跳起來、耍起來的積極性。以前春節期間，很多地方的農村都要鬧社火，村民們會把各自的絕活兒都拿出來，踩高蹺、舞龍獅、扭秧歌、跑旱船、打鐵花、耍腰鼓、騎竹馬，可謂八仙過海、各顯其能，那叫一個熱鬧！如今，隨著生活方式的改變，社火呈現出逐漸減少的趨勢。這幾年，火出了圈的「村晚」成為很多鄉村群眾展示自我的重要舞臺，可「村晚」的覆蓋面仍然遠遠不夠，比如2024年全國「村晚」示範展示活動共舉辦 2萬餘場 ，而我國有超過49萬個行政村、200萬個自然村。各級文化館(站)應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儘可能多地搭建鄉村文藝平臺，為群眾提供展示才藝的機會。搭建文藝平臺，不一定非要鬧社火或辦「村晚」，而應根據實際條件因地制宜。比如，「越劇之鄉」浙江嵊州借鑑各地「村」字頭文化活動的經驗，連續三年舉辦「村越」(鄉村越劇聯賽)，為當地農村越劇戲迷提供了難得的「登臺入戲」的機會。 鄉村品牌文化活動能夠提升鄉村群眾參與的積極性，擴大鄉村文化的影響力。幅員遼闊的疆域、民族文化的多樣性，為各地鄉村文化品牌建設提供了豐富的資源。各級文化館(站)要充分發揮群眾文化活動策劃、文化品牌創意方面的專業優勢，聚焦在地文化資源，協助村民多策劃開展具有時代特點、民族特色的文化活動。具體而言，在發揮鄉村群眾文化主體性的同時，應幫助不同村子找準定位，著力提升活動的辨識度和文化內涵。比如，繼「村超」「村BA」之後，在當地文化館人的精心策劃指導下，貴州「村T」也成功吸引社會各界的關注，成功吸引更多鄉村群眾參與到鄉村文化活動中。 截至今年6月，我國農村網民規模達3.22億人，農村地區網際網路普及率達69.2%。信息技術、網際網路傳播已成為鄉村文化創新發展的數字引擎。很多農村群眾利用短視頻、直播等記錄生活、展示自我，有的甚至當起導演、演員，拍起了微短劇。可是，不少農村群眾網絡素養不高、數位化技能不足——有的人辨別網絡信息真偽的能力不夠，有的人不會剪輯視頻，還有一些人甚至連智慧型手機都不會使用。幫助鄉村群眾提升數字文化生活質量，推動鄉村文化活動數位化，應成為未來文化館(站)服務的重要內容。一方面，文化館(站)應廣泛舉辦面向鄉村群眾的短視頻製作、新媒體運營培訓活動，指導鄉村群眾掌握手機拍攝、剪輯技能，鼓勵村民以「第一視角」創作分享鄉村文化生活。另一方面，文化館(站)應幫助村民組建多種類型的線上鄉村文化社群，讓廣大村民足不出戶便能學習文化藝術，用數位化手段幫助鄉村群眾提升藝術素養和審美素養，促進鄉村文化建設經驗分享。此外，文化館(站)還應持續推進「全國鄉村網紅培育計劃」，根據文化和旅遊部全國公共文化發展中心的統一部署，著力培訓一批示範性強、影響力突出的鄉村網紅培育示範點，以點帶面，典型引領，助推鄉村公共文化服務創新發展。 無論是開展人才培訓，還是搭建藝術舞臺，抑或是打造品牌活動，僅僅依靠文化館(站)自身力量遠遠不夠。文化館(站)要扮演好「資源連結者」角色，根據村民們的需求，想方設法把藝術家、藝術院校、文化企業等社會資源引入鄉村，因地制宜舉辦「鄉村文化合作社」，探索開展藝術家駐村、高校師生文化志願服務等活動。比如，陝西西安鄠邑區舉辦的「關中忙罷藝術節」，成功引入美術院校資源，將教育、藝術與鄉村公共文化建設完美融合，成為基層公共文化服務高質量發展的典型案例。 總之，舉辦鄉村文化活動，開展鄉村公共文化服務，一方面是為了喚醒鄉村群眾的文化自覺，讓鄉村文化重新煥發生機和活力，另一方面是為了強化村民對鄉村文化根脈的認同感，引導他們將這種認同感轉化為推動鄉村振興的深層動力。這要求村民在鄉村文化活動中必須唱「主角」、站「C位」。文化館(站)應準確把握鄉村文化發展的時代脈搏，以更主動的服務姿態、更有成效的創新舉措，開展精準化服務，努力滿足鄉村群眾文化新需求，持續為鄉村文化振興注入力量。 (作者：王全吉，系文化和旅遊部全國公共文化發展中心文化館發展研究院學術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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