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州從江：初秋梯田景色宜人
2025-12-09 03:40 7,973次浏览構建新發展格局是習近平經濟思想的重要內容之一。2020年4月1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七次會議上的講話指出，國內循環越順暢，越能形成對全球資源要素的引力場，越有利於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越有利於形成參與國際競爭和合作新優勢。在《習近平經濟文選》第一卷中，多篇文章對新發展格局提出的時代背景、深刻內涵和重大意義進行了闡述。 一、新發展格局提出的時代背景與理論內涵 新發展格局是根據我國發展階段、環境、條件變化提出來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面對國際國內新環境孕育的新機遇和面臨的新挑戰，習近平總書記在《深化對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重大問題的認識》(2020年8月24日)中指出：「要以辯證思維看待新發展階段的新機遇新挑戰，以暢通國民經濟循環為主構建新發展格局，以科技創新催生新發展動能，以深化改革激發新發展活力，以高水平對外開放打造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很明顯，構建新發展格局不是一時的權宜之計，而是立足新發展階段、應對新機遇新挑戰的戰略之舉。 新發展格局的主體是國內大循環。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公報指出：「形成強大國內市場，構建新發展格局。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以創新驅動、高質量供給引領和創造新需求」。在《「十四五」規劃綱要》中，也明確提出：「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以改革創新為根本動力，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為根本目的，統籌發展和安全，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進一步明確了國內大循環在新發展格局中的主體地位。 新發展格局不是封閉的國內循環，而是開放的國內國際雙循環。習近平總書記在《關於構建新發展格局》(2020年10月29日)中指出：「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適應我國發展新階段要求、塑造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的必然選擇」。可見，新發展格局是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中國在新發展階段應對國際國內環境變化的重要戰略和舉措，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目的在於以高水平對外開放打造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 二、高水平制度型開放與新發展格局之間的相互關係 正確理解和認識新發展格局，首先要讀懂「雙循環」。國內循環和國際循環是否能夠打通，不僅關係到新發展階段中國能否塑造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也關係到新發展格局能否順利構建。習近平總書記在《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2021年1月11日)中指出：「新發展階段，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的一個階段，是我們黨帶領人民迎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歷史性跨越的新階段。構建新發展格局，是把握未來發展主動權的戰略性布局和先手棋，關鍵在於經濟循環的暢通無阻，最本質的特徵是實現高水平的自立自強。」《「十四五」規劃綱要》也明確提出：「必須堅定不移擴大開放，持續深化要素流動型開放，穩步拓展制度型開放，依託國內經濟循環體系形成對全球要素資源的強大引力場。必須強化國內大循環的主導作用，以國際循環提升國內大循環效率和水平，實現國內國際雙循環互促共進。」可見，高水平制度型開放必須依託國內循環以形成對全球要素的強大吸引力，國際循環的暢通又反過來提升國內大循環的效率和水平，「雙循環」的暢通無阻則為新發展格局的構建提供了堅實保障。 高水平制度型開放是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核心，也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闡明了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對於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要性。我國具有超大規模市場優勢，通過國內大循環吸引全球資源要素，增強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聯動效應，可以提升貿易投資合作質量和水平，有利於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同時，將高水平對外開放、國內大循環、全球資源要素以及制度型開放聯結起來，進一步闡明了高水平制度型開放的理論邏輯。 推進高水平制度型開放，是中國在外需不振新形勢下，以新發展理念實現國內經濟與國際經濟良性互動、加快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重要途徑之一。2025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強調：「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紮實推動高質量發展，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為實現『十五五』良好開局打牢基礎。」這不僅闡明了新發展理念、新發展格局、高質量發展、全面深化改革和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之間的相關性，而且進一步強調新形勢下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的主要任務在於為實現「十五五」良好開局打牢基礎。 由此可見，高水平制度型開放不僅是深化體制機制改革的一項重要舉措，也是對標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的具體表現，同時兼具對內和對外兩種屬性，是連接「內循環」和「外循環」的重要渠道。因此，高水平制度型開放對於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意義不僅在於理論內涵的拓展，更在於創新實踐的升華。 三、以高水平制度型開放助推新發展格局加快形成 在新發展階段，中國必須遵循從內而外、內外聯動、內外協同的發展方式，通過「內循環」與「外循環」的相互促進，以高水平制度型開放助推新發展格局加快形成。 首先，加快體制機制改革，實現對內改革與對外開放的戰略協同。具體包括：第一，明晰國際經貿規則體制機制變化對中國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的影響及其新要求。第二，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下的國家安全機制，以高水平安全為高水平制度型開放提供保障。第三，進一步提升自貿試驗區(港)在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方面的「試驗田」功能，通過自貿區(港)經驗的可複製可推廣，引領、帶動全國走向共同開放。 其次，以自貿試驗區探索為抓手，實現國內循環與國際循環的戰略協同。具體包括：第一，以擴大內需進一步激活「雙循環」的相互促進功能，出臺各細分領域《負面清單》，加快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第二，全力打造改革開放新高地，破除各地區市場分割的隱性壁壘，實現各區域制度型開放的政策協同。第三，加強中國與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和相關地區的經貿往來與合作，為進一步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提供體制機制創新的政策實踐。 最後，推動「內」「外」循環聯動發展，增強中國在國際大循環中的話語權。具體包括：第一，以「一帶一路」建設「參與+引領」國際經貿規則發展。第二，以積極參與並籤署高標準的多邊、雙邊國際經貿協定，倒逼國內製度改革。第三，以更高水平制度供給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 (作者為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趙蓓文)
準備好了迎接工作，工作卻臨時「爽約」了——據封面新聞等媒體報導，今年以來，多地師範類應屆畢業生在籤好「三方協議」後，擬入職的學校以招生不足為由，或不再錄用，或暫緩入職，或調崗。這幾乎是雙輸的局面：師範生錯過了最佳求職期，維權困難；學校則說自己很無奈——招生規模低於預期，不需要那麼多老師。 此前，2024年，有媒體報導，不少企業與已籤好「三方協議」的應屆畢業生解約，且這些公司大部分在行業裡發展勢頭較好，如新能源汽車、通信軟體等。其中，一部分畢業生落戶也受到影響。 所謂「三方協議」，全稱叫《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協議書》，由畢業生、用人單位、學校三方籤署，明確應屆畢業生戶籍、檔案、保險、公積金等一系列問題。它不同於勞動合同，不受勞動法保護。畢業生拿著它去用人單位入職後，才會籤署勞動合同。 曾經，一些高校畢業生是三方協議的毀約方，一些用人單位通過約定天價違約金來制約大學生毀約。2019年，為了更好保障應屆畢業生的權益，讓他們在選擇有變時不必承受過重的代價，教育部提出建議，違約金不得超過5000元。如今，企業「違約」時，違約金也是5000元。有學生對媒體說，幾千元錢難以彌補他們的損失，雙方很可能產生更多糾紛和爭執。 應屆生的就業保障好不好，是全社會關注的熱點。有專家說，可以將「三方協議」納入勞動法，遇到糾紛時，啟動勞動監察或勞動仲裁機制。也有學校把違約的企業拉入校園招聘的黑名單。 在我看來，只有引導招聘市場良性發展，才能更好地保護雙方的利益。社會既要充分保障應屆生的權益，也要保護企業校園招聘的積極性。如果對企業的處罰過重，企業縮小校園招聘的規模和範圍，將進一步壓縮應屆生的就業空間。 營造一個和諧、友好的就業環境，不只是求職者和企業雙方的事，還需要法律體系能跟得上就業形勢的新變化；政府部門積極有為，及時調和雙方的矛盾；教育系統能為「被違約」的學生提供更多支持。 比如，當企業確實因經營問題，不得不違約時，政府部門可以介入，讓「被違約」的畢業生保有應屆生的身份，不會喪失應屆生原有的權益。對多次、頻繁違約的企業，政府部門則要加強監管。 目前，「三方協議」的違約更多以提起民事訴訟的方式解決。面對越來越多的違約情況，是否可以考慮拓寬申訴渠道，讓被違約的學生反映情況更方便？又是否能夠為被違約者提供法律援助和就業指導，而不是讓他們陷入「自認倒黴」、不得不匆忙「落地」的境地？ 如果用人單位確因經營狀況不佳要解約，也應該有更溫情、人性化的方式。比如，違約企業或許可以向同行業的其他企業推薦這些「被違約」的應屆生，讓他們有被看見、被錄用的機會。 據媒體報導，一些民辦學校違約，是因為招生人數「嚴重背離預期」。也許，提前做好人力資源調研與規劃，明確當年用人需求，可以減少這種令人惋惜的錯位。 此外，「契約精神」不是「自覺」發生的，明確企業違約的賠償標準，也應是法治發力的方向。 對於那些即將離開校園卻忽然失去落腳點的年輕人，高校也不妨給予更多支持。比如，有能力的學校可以為「被違約」的畢業生提供宿舍暫住、幫助他們接觸新的工作機會。針對來校開展校園招聘的單位，學校應該開展充分的背景調查工作，並在籤好「三方協議」後，積極跟進畢業生的入職進展。 一篇名為《信用法治視角下企業違反就業三方協議的治理路徑》的論文提供了新解法：高校可以在合法範圍內收集違約企業的信用信息，提交給當地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機構，經審核後對外發布。 高校作為「三方協議」的一方，披露違約企業的行為具有一定公信力。高校公開披露的信息數據也可以被納入國家信用體系，作為考核企業管理的硬指標。 靠學生「認倒黴」、企業「認罰款」，不是系統性解決就業違約問題的思路。真心想為這些年輕人做點事，能想的辦法還有很多。 魏晞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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