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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2-01 18:27 4,956次浏览今天是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80周年，黑龍江哈爾濱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公布一批侵華日軍細菌戰新罪證史料，涉及到日本侵華期間多個參與人體實驗與細菌戰機構的《身上申告書》、《留守名簿》、相冊、明信片、影像等。 更翔實的「個人犯罪記錄」 原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孫吳支隊支隊長 西俊英：我從第一部的吉村技師那裡聽說，在極寒時期，大約零下20攝氏度的時候，會將監獄裡的犯人趕出戶外，在那裡架上大的風扇，吹起風把犯人的手凍上，人為製造凍傷，從而進行研究，如果成功製造出凍傷的話，用小棍子敲打手指，直到手指變得像木板一樣硬的時候，吉村曾這麼說過。 這段錄音裡的陳述者叫西俊英，是原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孫吳支隊支隊長，口述的內容是他在1949年12月的伯力審判中，對七三一部隊進行人體凍傷實驗罪行的陳述。 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又稱關東軍防疫給水部，是一支臭名昭著的細菌戰部隊，總人數超3000人，在二戰期間以研究防治疾病和飲水淨化為名，實則進行人體實驗、細菌武器研製和實施細菌戰等反人類罪行。本次公布的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身上申告書》，是記錄七三一部隊隊員以個人身份返回日本復員所需填寫的制式文件，該檔案文件是研究人員於2022年5月在日本國立公文書館發現。研究人員介紹，《身上申告書》中登記了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哈爾濱本部、林口支部、孫吳支部、海拉爾支部、牡丹江支部、大連支部共759人的個人信息，其中男性755人，女性4人，登記了其個人信息、從軍履歷信息以及復員信息等內容。 根據《身上申告書》中登記信息，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後，七三一部隊中有135人被蘇聯紅軍抓捕羈押至伯力地區(今俄羅斯哈巴羅夫斯克)並實行集中審訊調查，西俊英的名字赫然在列。 哈爾濱市侵華日軍細菌與毒氣戰史研究會副秘書長金士成介紹，在伯力審判中，西俊英被判處18年有期徒刑，據七三一部隊《身上申告書》中記錄，共有43人在伯力受到審判，刑期從3—25年不等，這是此類信息首次被發現。 哈爾濱市侵華日軍細菌與毒氣戰史研究會副秘書長 金士成：以往我們知道1949年的12月25日到30日，伯力的公開審判中有12名日本細菌戰犯進行審判，其中有6名七三一部隊成員，但是在《身上申告書》中記載了是有43名成員也都在伯力地區進行了審判，時間是從1948年一直延續到1951年，所以說伯力審判不只是一次公開性的為期5天的審判，是一個系統性的長周期的一個持續性的審判。 哈爾濱市社會科學院七三一問題國際研究中心主任 宮文婧：我想這次《身上申告書》的公布與俄羅斯新解密伯力審判檔案的相互印證，將極大地推進這項研究。《身上申告書》上面記錄了很多個人的信息，以往我們對於七三一部隊這段歷史的研究，更多的是從宏大視野角度來看，那這個具體的史料事實的揭露和發現，提供了一個微觀史學的視角，我們有機會從個體的視野，來看一個個人被捲入戰爭體制之下，他的人生的命運發生了一個怎樣的變化。 金士成表示，七三一部隊《身上申告書》是目前記載七三一部隊成員的家庭構成、參戰調轉及戰後活動等信息最為翔實的檔案之一，是一項全新且珍貴的一手史料，是全方位認知七三一部隊「個人犯罪記錄」的關鍵證據。進一步梳理七三一部隊身份構成、人員來源及部隊規模等基本史實問題，對於全面揭露日本細菌戰的罪行、危害與影響，以及追究其戰爭責任，具有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 隱秘而龐大的細菌戰體系 除了對《身上申告書》中七三一部隊成員戰後活動信息進行分析外，研究人員對其在侵華戰爭期間的人員調轉軌跡進行了梳理，並發現檔案中大部分七三一部隊成員，是通過常規部隊名義徵召，再經過內部調轉流程，以隱秘的方式進入七三一部隊各支部的。同時，研究人員在新公開的明信片中，還發現了七三一部隊保密流程的痕跡。 哈爾濱市侵華日軍細菌與毒氣戰史研究會副秘書長 金士成：這個人就是濱田清勝，你看這上面寫的前屬部隊是什麼呢，步兵第三聯隊滿洲第九七部隊，《身上申告書》中記載了大量這樣(情況)，他們在進入七三一部隊之前，是以滿洲第九七部隊，滿洲第二〇一部隊，滿洲第一七七部隊的身份進入軍隊中，然後到哈爾濱(七三一部隊)本部進行培訓之後，再轉入支隊這樣一個情況，當時七三一部隊在衛生兵這個群體，它是以常規部隊的名義進行召集的，也說明了七三一部隊的保密性。 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研究人員 譚天 ：這個明信片就是七三一部隊隊員郵給自己朋友的明信片，當時這樣的明信片，就是郵給住在日本國內的，或者是住在偽滿洲國的他的朋友的明信片，信的內容都是一般的話，都是給親屬的問候，問問近況，明信片的正面有這樣的字樣「檢閱濟」，就是已經檢查過了，那麼這個章明確寫著滿洲第七三一部隊永山隊，你看這個章裡頭有伊藤，也就是伊藤可能是部隊永山隊裡專門負責檢閱的，所以這麼看他雖然允許隊員通信，但是他很注意保密。 在本次公布的最新史料中，還包括另外兩支侵華日軍細菌戰部隊的《留守名簿》，分別是一六四四部隊和八六〇四部隊，這兩份檔案資料將會在近期公開展出。據介紹，1936年，日本關東軍在中國東北地區建立七三一部隊與一〇〇部隊兩支細菌戰部隊。此後九年間，在七三一部隊的直接參與和指導下，日軍建立了一系列以防疫給水為名的細菌戰部隊，主要有位於北京的一八五五部隊、位於南京的一六四四部隊、位於廣州的八六〇四部隊，以及位於新加坡的九四二〇部隊。 目前，二戰期間日本在海外設立的以上6支細菌戰部隊的《留守名簿》，已全部被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收藏。 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高曉燕：我們就可以更加印證了，在東北的七三一部隊和關內的其他的細菌戰部隊的關係。東北因為很早就淪陷了，成為殖民地，能夠得到更多的「馬路大」，能夠進行更多的人體實驗，包括各種細菌實驗。把這些細菌實驗的所謂經驗拿到關內的其他部隊來擴大細菌戰的戰爭。 哈爾濱市社會科學院七三一問題國際研究中心主任 宮文婧：《留守名簿》可以說是解開日本細菌戰問題研究的一把金鑰匙，非常非常的重要，它是最核心，最關鍵以及最有史料價值的一個核心史料。通過《一六四四部隊留守名簿》以及《八六〇四部隊留守名簿》等相關史料浮出水面，使我們對日本細菌戰部隊整個體系的認知就向前推進了一步，日本細菌戰部隊它是一個成體系的國家犯罪。 「軍醫協同」背後的「國家犯罪」 在侵華日軍開展的細菌戰中，除了第七三一部隊這種直接進行活體實驗、研製生產細菌武器的機構外，提供各類服務和支持的協同機構同樣是這場滔天罪行的直接參與者。本次新公布的《日本陸軍軍醫學校第23期學生學習紀念相冊》(1943年)中，研究人員發現了進一步印證「軍醫協同犯罪」的罪證。 哈爾濱市侵華日軍細菌與毒氣戰史研究會副秘書長 金士成：這本相冊中目前我們通過比對和查閱，確定一個人是進入過七三一部隊，就是第六分隊這個人，叫細矢博。這個人是進入了七三一部隊的一六二支隊任副支隊長，他也是軍醫少佐。在他的組織下，一六二支隊進行了大量的細菌武器的研製和實施過細菌攻擊。 《日本陸軍軍醫學校第23期學生學習紀念相冊》(1943年)中有照片281張，記載了329名醫學生信息，包括「X光」演習、「防疫給水教育運用演習」、病理解剖及防疫實習以及大量軍事訓練的照片。研究人員介紹，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的前身就是日本陸軍軍醫學校防疫研究室，日本陸軍軍醫學校為七三一部隊培養和輸送大量人員，因此也可以說是七三一部隊的「母體」。 除了日本本土醫學院校，侵華日軍在中國設立的部分醫療機構同樣與七三一部隊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繫。在本次公布的七三一部隊原少年兵須永鬼久太的口述證言中，也提到了這支部隊與當時日軍哈爾濱第一陸軍病院的聯繫。 原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少年兵 須永鬼久太：作為陸軍醫院的第七部隊(日軍哈爾濱第一陸軍病院)，那在哈爾濱也算是一個大醫院了，我們部隊也曾派過一兩個人到第七部隊做研究，是成績優秀的少年隊員。 研究人員介紹，日軍哈爾濱第一陸軍病院是七三一部隊醫學犯罪的延伸機構，是侵華日軍細菌戰重要參與者與關聯者。新公布的日軍哈爾濱第一陸軍病院《身上申告書》中，有一名技術人員的檔案顯示其還曾供職於化學戰部隊。 哈爾濱市侵華日軍細菌與毒氣戰史研究會副秘書長 金士成：這個人叫岡田武夫，是日軍哈爾濱第一陸軍病院的技術僱員，從這上面看，他的前屬部隊寫的是關東軍化學部，就是我們常說的滿洲第五一六部隊，當時是一支化學戰部隊。通過這個信息我們就可以知道日軍哈爾濱第一陸軍病院同滿洲第五一六部隊有這樣的人員往來和互動。這對我們深化認知日本生化部隊之間的關係和日本生化戰的體系，拓展了我們的學術認知。 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高曉燕：除了七三一大本營以外，其他的各個學校，包括一些醫院都有細菌實驗。這個應該是日本政府細菌戰的一個大的策略。 哈爾濱市社會科學院七三一問題國際研究中心主任 宮文婧：它們表面上看來沒有實質上的隸屬關係，普通人是看不到它們究竟背後是由誰領導的。但實際上通過研究我們都可以發現，它是日本軍國主義實施細菌戰的一個具體的爪牙，構成了一個有組織、成系統的集團犯罪，是日本國家犯罪的一個具體體現。 (央視新聞客戶端)
自習室裡不「自習」 託管服務「穿馬甲」 暑期一些地方學科培訓「隱蔽作業」 8月初，家住北方某大城市的大學生王世濤，想利用暑假搭建論文框架，便準備找個安靜的自習室。他用手機檢索到了附近一家營業的自習室，不過，讓王世濤稍感意外的是，這裡並不安靜：門外貼著很多醒目亮眼的海報，海報上的內容除了自習還有託管和素質培養等，站在樓道裡就能聽到從裡面傳出的英語單詞朗讀聲。 更讓王世濤意外的是，推開磨砂玻璃門，往常供一個人使用的隔間裡，擠進了三四個學生，有的甚至多達五人，一位年輕老師正在給這些孩子講英語。 顯然，面向中小學生的學科培訓在這家自習室裡悄悄地進行著。 學習要張弛有度。暑假本是中小學生放鬆身心、調整節奏的最佳時機，不過，暑假往往被賦予了「彎道超車」的功能，以至出現過多的學科類培訓、過重的學業負擔。 為此，2021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這個被稱為「雙減」的政策明確提出要嚴格執行未成年人保護法有關規定，校外培訓機構不得佔用國家法定節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組織學科類培訓。之後多個配套政策和舉措連續出臺，在幾年的「重拳出擊」下，「野蠻」培訓的校外環境得到了有效治理。 然而，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在採訪中了解到，儘管幾年前那種滿街都是培訓機構的「盛況」已經看不到了，但針對中小學生的學科類培訓依然存在，並更加隱蔽，披上了「自習室」「託管班」等外衣。 自習室裡不「自習」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在網絡平臺搜索了「自習室」，然後隨機走訪了北方某大城市的幾家自習室。記者發現，這些自習室大概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傳統意義上的自習室，安靜是這類自習室的主基調。這種自習室通常被分為「鍵盤區」和「沉浸區」，整個自習室最大的聲響就是鍵盤敲擊聲和腳步聲，「自習」得非常純粹。 另外一類則截然不同。 在這類自習室裡，空間被明顯分為了「自習」和「課外班」兩種用途。條件好一些的是在公共區域以外分割出幾個獨立的小房間，小間裡通常是一個老師給幾個學生講課，不過畢竟空間有限，隔音不可能太好，記者在一家自習室的留言區看到這樣的評論：「鍵盤大屋旁邊的小屋太吵了，完全不隔音，老師給小朋友講課的聲音能聽得一清二楚……」 還有條件更差的，直接在公共區域內再闢出一塊，用隔板圍出更小的空間，老師就在這樣僅由隔板圍成的狹小空間中講課。 記者通過觀察發現，這類自習室又可以分為兩種： 一種是老師常年駐紮在自習室裡，如果是到這裡純粹上自習的人，可以按照正常程序，在前臺兌換在平臺上購買的時長，找到自己的座位正常自習。如果是來上課或者是諮詢上課的，會有專門的人接待。記者看到自習室裡有小學生，詢問前臺是否有針對小學生的課程，前臺接待人員立刻把記者引薦給了一位專門負責課程的老師，老師立刻熟練地開始詢問記者「孩子開學上幾年級」「想補什麼課程」…… 另外一種自習室則完全失去了「自習」的功能，這裡，一邊是小學生在老師的帶領下聽寫單詞、抽查課文；另一邊，初中生身旁堆放著厚厚的錯題本。授課老師在電腦屏幕、課本、紙質資料間靈活切換，角落裡的印表機「吞」下A4紙「吐」出中高考的模擬題目，還有被稱為「班主任」的老師，一邊在微信上對接家長和授課老師，一邊負責給學生訂飯…… 記者在一家自習室裡遇到了開學即將升入小學六年級的曉萱。曉萱的父母工作很繁忙，暑假很難照顧她，於是就找了這家離家很近的自習室，在這裡上課、寫作業。 「老師有沒有資質，我們心裡沒底，至於環境，對比了好幾家，有的甚至連隔板都沒有呢。」曉萱的媽媽姜女士說。 「雙減」政策對面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的學科類校外培訓機構有著明確的資質要求，而且明確，「從事學科類培訓的人員必須具備相應教師資格，並將教師資格信息在培訓機構場所及網站顯著位置公布」。 記者在走訪的這幾家自習室內均沒有看到相關公示內容。 託管服務穿「馬甲」 除了藏在自習室裡的課外班外，託管班是課外班的又一個「馬甲」。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在北方某大城市一機構外看到了「免費託管」的廣告。 8月上旬一個工作日的下午4點半，記者在「免費託管」廣告附近看到了多位來接孩子的家長。一位家長告訴記者，自己跟丈夫平時工作都比較忙，下班很晚，孩子馬上就要升入四年級了，不想讓孩子在家裡「虛度時光」，就給他報了這個託管班，「至少有人看著寫作業，總比在家玩手機強。」這位家長說。 「免費託管」其實是這家機構招攬課程生源的「入口」。記者在這家機構前臺看到，一位姓張的老師了解到一位家長是給五年級的孩子進行諮詢時，立刻介紹起了機構的數學提升課程，「我們這邊很多『五升六』的家長都選擇『小中銜接套餐』，除了課本知識，還會帶一些奧數競賽題。」張老師接著指著教材上的「雞兔同籠」例題說：「您看這樣的題，我們就會教孩子用方程和假設法兩種解法。」 幾番溝通後，這位家長就領走了數學、英語測試卷，機構將根據孩子的答題情況最終確定分班並匹配老師。 記者注意到，在這裡，託管僅是一項附贈服務，機構內一面牆上貼著的暑期課表顯示，每周一、三、五是數學課，每周二、四是英語課。「現在報名數學或者英語就可以享受託管服務了，託管服務最晚可以持續到晚上6點。」 隱蔽培訓背後是基礎教育評價體系的單一性 無論是自習室裡補課，還是披著託管的外衣進行補課，隱蔽性都是這類補課的顯著特點。而「見不得光」往往與「風險」相連，比如，教學質量無法保障、收費不透明、退費困難、消防安全隱患等，甚至可能遇到無資質的「黑機構」或人員。 當校外培訓頻頻「改頭換面」「穿馬甲」後，也給監管帶來了巨大的挑戰。曉萱告訴記者，最初自己是在一間獨立的教室裡試聽課程的，上了幾次課後老師說教室不夠用了，就轉移到了現在完全不隔音的自習室。「媽媽說，我們是從大教室被騙到了小隔間。」 有人說，課外學科培訓的負擔之所以很難減下來，就是因為中國家長連綿不絕的培訓需求。 其實，家長也很無奈。 一位初二學生家長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說，學校開家長會的時候，老師們都會說不贊成家長給孩子報課外班，但是後面總會跟上一句話「有的時候也是沒辦法，這是現在學校面臨的基本盤」。 家長們能聽懂老師的「言外之意」。 一位家長坦言，「都說這是『劇場效應』，家長們都是在劇場中看劇的人，絕大多數人不想站起來看劇，但是，現在場子裡已經有不少人站了起來，沒辦法，我們也只能站起來，總不能讓孩子掉隊吧」。 這幾天，中青報·中青網記者發現，在北方某大城市，一家處在「頭部」位置的校外培訓機構的線下門店多了起來，門店顯眼位置的廣告上有美術班、書法班、舞蹈班等各種素質班，當記者以家長的身份詢問是否有針對中小學生的學科培訓時，門口的老師馬上拿出手機，展示其中的文件，那裡有針對各個年級的語文、數學、英語等課程的課程表和開班時間……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指出，培訓的剛性需求依然旺盛。 「第一，我們的教育評價標準過於單一；第二，教育依然存在不均衡，只要這兩個條件存在，那麼剛性的培訓需求就存在，就很難消除。」儲朝暉介紹，他曾經到丹麥考察發現，丹麥的學生在九年級前沒有學業考試，學校老師每個學期會從身體發育、體能、語言、計算、閱讀、社交與情緒發展等維度對學生進行專業評估，形成綜合性成長報告，取代單一的學科分數。 單一評價意味著「唯分數」和「篩選性」，儲朝暉認為，只有把「唯分數」的單一評價改為「多主體、多維度、全過程」的綜合評價，才能真正給中小學生「鬆綁」，並從根本上壓縮校外培訓的生存空間。 當然，在治理校外培訓的同時，還要提升學校教育的質量。《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明確提出，要在「鞏固校外培訓治理成果，嚴控學科類培訓，規範非學科類培訓」外，還要「強化學校教育主陣地作用，全面提升課堂教學水平，加強對學習困難學生的輔導。壓減重複性作業，減少日常考試測試頻次」。 唯有「課內提質」和「課外治理」同發力，才能讓自習室回歸安靜自習的本源，讓託管服務真正卸下「馬甲」，讓「雙減」的減負目標落到實處，讓孩子們擁有一個真正屬於他們的、不被學科培訓侵佔的假期。 (文中學生及家長均為化名)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樊未晨 實習生 康璐瑤 楊展儀 來源：中國青年報 2025年08月11日 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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