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緒消費破圈展現悅己能量
2025-12-08 12:41 4,436次浏览新時代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氣，大力推進理論探索和創新，以全新的視野深化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形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經濟工作是黨和國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經濟工作是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重大任務。習近平經濟思想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實踐創新、制度創新在經濟領域的集中體現。習近平經濟思想在內涵上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外延上借鑑和超越了西方經濟學，是立足國情、放眼世界、引領未來的科學理論，為我們準確把握經濟社會發展規律、推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提供了科學指引。作為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特別是習近平經濟思想的權威教材，《習近平經濟文選》第一卷收入習近平總書記2012年11月至2024年12月期間關於經濟建設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為做好新時代經濟工作指明了正確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習近平經濟思想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馬克思主義是中國共產黨立黨立國、興黨興國的根本指導思想，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是一個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篤行真理的過程。習近平總書記在《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中指出：「馬克思、恩格斯根據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批判繼承歷史上經濟學特別是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思想成果，通過對人類經濟活動的深入研究，創立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揭示了人類社會特別是資本主義社會經濟運動規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恩格斯指出，無產階級政黨的「全部理論來自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列寧把政治經濟學視為馬克思主義理論「最深刻、最全面、最詳盡的證明和運用」。中國共產黨歷來重視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學習、研究、運用。毛澤東同志先後4次集中研讀《資本論》，多次主持專題研討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鄧小平同志評價《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說：「寫出了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初稿，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 習近平經濟思想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基於改革開放後特別是新時代以來的偉大實踐，原創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深刻回答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沒有講過、我們的前人從未遇到過的許多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 這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發展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生產力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也是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傳統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主要是生產關係，雖然其在研究生產關係時也必然要聯繫生產力和上層建築，但並未在經濟學意義上建立起關於生產力的完整理論體系。應當看到，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如果只限於生產關係，而不進入生產力領域，會使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範圍和領域越來越窄，對中國經濟的解釋能力及指導作用越來越小。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一個重要內容就是結合新的時代要求構建新的生產力理論。 早在1997年，習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時，就在《論〈《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的時代意義》中指出：「文章中所闡述的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始終閃爍著真理的光輝，在近一個半世紀中，一直是無產階級及其政黨認識、改造世界和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重要思想武器。當然，由於受歷史條件的局限，馬克思對社會發展特別是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基本原理不可能闡述得盡善盡美，我們當前所進行的社會主義改革正在對此進行補充和完善」「馬克思在研究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時，雖然始終認為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但在考察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時，重點是放在生產關係方面的」。 在這篇文章中，他進一步指出我國社會主義改革和建設的偉大實踐「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體系，特別是對《序言》中所揭示的一些基本原理有了一定程度的突破和創新」。其中，對生產關係要適應生產力發展原理的認識的新突破主要表現在3個方面：一是對生產力在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矛盾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新的認識；二是對生產力內在構成與發展重點的認識有了新突破；三是對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內在結構與變化的認識有了新突破。 《習近平經濟文選》第一卷中的多篇文章結合新時代的創新實踐，對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作出概括，尤其是對構建新的生產力理論作出深刻論述。比如，《依法規範和引導我國資本健康發展，發揮資本作為重要生產要素的積極作用》指出：「深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本理論研究，用科學理論指導實踐，促進各類資本良性發展、共同發展，發揮其發展生產力、創造社會財富、增進人民福祉的作用」；《什麼是新質生產力，如何發展新質生產力》對新時代的新質生產力發展實踐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係進行了總結概括，強調新質生產力是「創新起主導作用」；《中國式現代化要靠科技現代化作支撐》指出：「紮實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助力發展新質生產力」；《確保我國經濟航船乘風破浪、行穩致遠》指出：「必須統籌好培育新動能和更新舊動能的關係，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等等。 新質生產力不是一個機械的靜態概念，也不是幾種具體的產業與特定的技術類型。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新質生產力的重要論述，揭示了先進生產力是如何不斷湧現的。具體來看，產業是培育和發展新質生產力的載體，以資本、勞動、土地、數據等生產要素為最小組成元素。在給定人類社會可用的科學知識條件下，一個經濟體的資本、勞動、土地、數據等生產要素稟賦及其結構，內生決定了該經濟體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決定了這些產業所用技術組成的生產結構。生產要素的積累和比較優勢的形成，為開展創新活動提供了條件，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和生產力發展，進而推動生產關係變革、上層建築完善，以及整個社會發展進步。同時需要看到，隨著社會發展進步，一個經濟體可用的科學知識是可變的。當給定的可用的科學知識所蘊含的生產力被生產結構充分利用的同時，也需要投入資本、勞動、土地、數據等生產要素，以進行科學知識的研究和探索。這將拓展科學知識範圍、深化對科學技術的認識。這一過程進一步為生產結構升級、新質生產力發展提供新的可能性邊界。 總之，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新質生產力的重要論述，對傳統政治經濟學只討論在給定生產力邊界條件下調整生產關係來釋放生產力，而不討論如何推動生產力邊界拓展的理論局限進行了突破與創新，在學理上形成了能夠對包括產業和技術結構、基礎設施結構、制度結構等如何決定一個經濟體生產力發展進行解釋的理論體系，豐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時代化的重大理論創新成果。 習近平經濟思想緊扣我國發展階段，彰顯經濟制度的中國特色 習近平總書記在《長期堅持、不斷豐富發展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中指出，這一思想是「推動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的理論結晶，是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性概括，是黨和國家十分寶貴的精神財富」。習近平經濟思想深深紮根於我國國情沃土，緊扣我國發展階段，既回應了我國發展的現實問題，又貢獻了人類實現現代化的新方案，彰顯經濟學的中國特色，必須長期堅持、不斷豐富發展。 緊扣我國發展階段。發展社會主義是一個長期歷史過程，而且是需要劃分為不同歷史階段的過程。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偉大實踐，基於對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的深刻把握。西方經濟學的理論框架形成於發展較為成熟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難以解釋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的實踐，更無法為我國改革發展提供指導。 比如，西方發達國家的現代化進程是線性推進的，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從工業文明到數字文明的轉型依次展開。西方經濟學中的「工業化理論」「城市化模型」等，都是基於單一階段的經驗總結。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呈現出「時空壓縮」特徵：在短短幾十年內，既要完成發達國家幾百年的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又要同步推進數位化、綠色化轉型；既要解決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中的城鄉二元結構問題，又要應對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過渡中的環境約束問題；既要補齊傳統產業的「短板」，又要搶佔新興產業發展的「先機」。這種多重轉型疊加的特殊階段，使中國面臨的發展任務遠比西方單一階段複雜。西方經濟學無法應對中國「多階段任務同步推進」的現實挑戰。 習近平經濟思想強調紮實推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並把高質量發展的要求貫穿新型工業化全過程、注重在推進新型工業化的同時加快經濟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等，打破了西方「先汙染後治理」「先工業化後信息化」的線性教條，走出了跨越式發展道路。 又如，西方經濟學的許多理論是建立在中小規模國家發展經驗基礎上的，往往忽視國家規模對經濟發展的深刻影響。我國作為一個擁有14億多人口的超大規模國家，人口總量超過現有發達國家人口總和，要實現的任何人均指標，乘以14億多，都將成為巨大挑戰。比如，隨著我國糧食需求剛性增長，端牢中國飯碗的壓力仍然較大；隨著人口結構變化，創造新增就業崗位必須付出更大努力；等等。這種超大規模難題，在西方經濟學理論庫中找不到答案。 習近平經濟思想立足發揮我國規模優勢，提出一系列原創性思想：立足超大規模國內市場構建新發展格局，通過建立起擴大內需的有效制度，釋放內需潛力，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加強需求側管理，擴大居民消費，提升消費層次，使建設超大規模的國內市場成為一個可持續的歷史過程；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優勢，在重大工程、核心技術攻關領域實現突破；發揮各地區比較優勢，促進各類要素合理流動和高效集聚，增強創新發展動力，加快構建高質量發展的動力系統，形成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等等。這些實踐突破了西方「小政府、大市場」的治理教條，展現出大國治理智慧。西方經濟學無法理解這種「大國發展邏輯」，更無法提供應對超大規模難題的方案。 再如，西方經濟學在解釋制度變遷時，要麼主張市場自發秩序，要麼推崇「休克療法」式激進改革。這些都無法對我國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歷史性轉變作出科學解釋。在實踐中，一些國家照搬西方「休克療法」陷入困境，教訓十分深刻。 習近平經濟思想強調必須把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結合起來、必須在法治軌道上推進改革、必須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係等，指引我國成功續寫了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蹟」新篇章，避免了完善體制機制過程中可能出現的社會風險。 彰顯經濟制度的中國特色。經濟制度是經濟關係在制度上的反映，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我國生產關係在制度上的體現。我國改革開放特別是新時代以來創造的發展奇蹟，源於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自我完善與發展。這一奇蹟的密碼，在於對經濟制度的中國特色的深刻把握、堅持與發展。習近平經濟思想在守正創新的基礎上，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彰顯了經濟制度的中國特色。 經濟制度的中國特色，體現在所有制結構上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習近平經濟思想強調，我們國家這麼大、人口這麼多，又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要把經濟社會發展搞上去，就要各方面齊心協力來幹，眾人拾柴火焰高；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等等。 在實踐中，我國推動形成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相輔相成、共同發展的格局，國有企業在關係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發揮「壓艙石」作用，在重大戰略實施、公共服務提供中承擔主體責任；民營企業在創新創造、吸納就業、活躍市場等方面展現出強大活力，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從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增強國有資本控制力到減稅降費支持民營經濟發展，從混合所有制改革促進不同所有制資本交叉持股到出臺實施民營經濟促進法，這些創造性實踐促進各種所有制經濟優勢互補、共同發展，打破了西方經濟學中「公有制與市場經濟對立」的教條，也打破了西方經濟學將公有制視為「效率低下」甚至將其排除在市場經濟的理論框架之外的誤區。在應對重大風險挑戰時，這種多元所有制結構的優勢尤為顯著。國有企業在疫情防控、搶險救災中衝鋒在前，民營企業在穩定產業鏈、保障民生供給中積極作為，形成了共克時艱的強大合力，這是西方私有制主導的經濟制度難以實現的制度效能。 經濟制度的中國特色，體現在資源配置上是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習近平經濟思想強調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形成了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的獨特的資源配置機制，既避免了市場失靈的弊端，又克服了政府干預的低效。這種機制創新在實踐中展現出強大生命力。在微觀層面，通過深化價格改革、推動要素市場化配置等舉措，讓市場信號引導資源流向高效領域，激發各類經營主體活力；在中觀層面，通過產業政策、區域政策的精準引導，推動產業升級和區域協調發展；在宏觀層面，通過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的逆周期和跨周期調節，防範系統性風險，保持經濟穩定運行。 從發揮國家發展規劃戰略導向作用到強化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維護市場秩序，從設立科創板支持科技創新到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補齊發展短板，這些開創性實踐打破了西方經濟學中長期存在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與「政府干預理論」二元對立和「市場與政府非此即彼」的思維定式，解決了西方經濟學未能解決的市場效率與政府作用的兼容問題。特別是在打贏脫貧攻堅戰中，我們統籌發揮政府和市場作用，既通過政府主導的精準扶貧方略增強脫貧攻堅的針對性，又通過市場機制激發貧困地區的內生動力，提升脫貧攻堅的整體效能，確保脫貧質量，最終實現貧困人口全部脫貧的奇蹟，這是西方單一的資源配置方式無法達成的發展成就。 經濟制度的中國特色，體現在發展目標的價值取向上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習近平經濟思想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以人民至上為根本立場，把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作為為人民謀幸福的著力點，強調加強基礎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設，體現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內在要求。而誕生於資本主義私有制土壤的西方經濟學，無論是新古典經濟學的「理性人」假設，還是新自由主義的「產權明晰」理論，都服務於維護私有制絕對主導的制度邏輯，其理念滲透著「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難以解決發展中的公平問題，導致許多西方國家陷入「貧富分化」的困境。反觀我國經濟發展實踐，從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並同時強調先富帶後富、幫後富的實踐路逕到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體系，從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到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從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到完善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我國始終將正確處理公平與效率的關係作為制度完善的重要方向，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同時建成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教育體系、社會保障體系、醫療衛生體系，打破了西方經濟學「效率與公平不可兼得」的斷言，讓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實、更有保障、更可持續。共同富裕不斷取得新成效，成為我國經濟制度價值優勢的集中體現。 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階段到高質量發展階段的歷史性跨越，充分證明了經濟制度的中國特色決定了理論指導的獨特性。構建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不是否定西方經濟學的合理成分，而是要打破教條束縛，從中國經濟制度的實際出發總結規律、創新理論。 習近平經濟思想既紮根於中國制度土壤，又回應了人類對更好發展制度的探索，為世界經濟發展貢獻了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 習近平經濟思想引領以高質量發展全面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實踐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習近平經濟思想引領下，我國經濟實力實現歷史性躍升，國內生產總值連上新臺階，2024年超過130萬億元，穩居世界第二位。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從2012年的6300美元上升到2024年的超過1.3萬美元，接近高收入國家門檻，為推進和拓展中國式現代化奠定了堅實基礎。 在這一過程中，習近平總書記堅持問題導向，聚焦我國經濟發展中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形成了與時俱進的方法論體系。例如，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中指出「堅持把國家和民族發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在《關於構建新發展格局》中指出「著力構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產業鏈供應鏈」，在《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中強調「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和可靠性，提升國際循環質量和水平」，等等，為我們在複雜多變的國內外形勢下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提供了科學指引。 習近平經濟思想為推動高質量發展指明了清晰的路徑和方法。作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高質量發展是體現新發展理念的發展，是解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國在激烈國際競爭中贏得戰略主動的關鍵所在。習近平經濟思想以新發展理念為主要內容，為推動高質量發展指明了清晰的路徑和方法。 在創新發展方面，習近平經濟思想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突出位置，強調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實現高質量發展要靠科技創新培育新動能。我國持續加大科技研發投入，2024年研發經費投入強度達到2.68%，科技創新能力不斷提升；重大科技創新成果競相湧現，「嫦娥」奔月、「天問一號」火星探測、「奮鬥者」號全海深載人潛水器等取得突破性成果，5G通信、高鐵、特高壓輸電等技術達到世界領先水平；企業創新主體地位不斷強化，高新技術企業數量快速增長，創新型企業集群加速形成。 在協調發展方面，習近平經濟思想注重促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推動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我國大力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農業農村現代化取得重要進展，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水平不斷提高，農村人居環境明顯改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持續縮小；深入推進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加強區域合作與協同發展，推動東中西部和東北地區優勢互補、共同發展，區域發展的協調性和平衡性不斷增強。 在綠色發展方面，習近平經濟思想強調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要求協同推進降碳、減汙、擴綠、增長。我國堅定不移走生態優先、綠色發展之路，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持續優化能源結構，清潔能源消費佔比不斷提高，煤炭消費比重持續下降；持續改善生態環境質量，空氣品質優良天數比例穩步提升，地表水水質總體良好，森林覆蓋率不斷提高；推動綠色產業蓬勃發展，節能環保、新能源、生態修復等領域成為經濟增長新亮點。 在開放發展方面，習近平經濟思想強調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倡導推動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體系，推動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完善。我國積極拓展對外經貿合作，與世界各國的貿易往來更加密切，貿易結構不斷優化，貿易夥伴多元化格局進一步鞏固，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持續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吸引外資規模不斷擴大，外資利用質量和水平顯著提高；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推動多邊貿易體制改革和完善，堅定維護自由貿易。 在共享發展方面，習近平經濟思想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把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我國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同時，不斷加大民生領域投入，教育、醫療、養老等社會保障水平不斷提高，就業規模持續擴大，就業質量穩步提升，脫貧攻堅戰取得全面勝利，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斷增強。 習近平經濟思想為推進和拓展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國式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徵，更有基於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是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康莊大道。作為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科學應對重大風險挑戰、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銳利思想武器，習近平經濟思想為推進和拓展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 在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方面，習近平經濟思想強調我國現有人口和勞動力規模足夠龐大，人口綜合紅利仍然具有明顯優勢，要以人口高質量發展打造高素質人力資源，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我國把「投資於物」同「投資於人」緊密結合起來，建立健全覆蓋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務體系；持續加大教育投入，發展現代職業教育，推進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培養造就了大批高素質人才，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撐；同時，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完善養老服務體系，發展銀髮經濟，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 在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方面，習近平經濟思想把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強調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我國不斷完善收入分配製度，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並提高精準性，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促進收入分配更加公平合理；同時，加強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 在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方面，習近平經濟思想強調中國式現代化既要物質財富極大豐富，也要精神財富極大豐富、在思想文化上自信自強，要促進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協調、相互促進，堅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我國在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大力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提高全社會文明程度，豐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 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方面，習近平經濟思想強調生態環境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保障，為建設美麗中國提供了思想指引和實踐路徑。我國堅持節約優先、保護優先、自然恢復為主的方針，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和修復，堅定不移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建設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的美麗家園。 在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方面，習近平經濟思想倡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推動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我國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推動多邊合作，為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重要貢獻。在國際經濟合作中，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實現與共建國家互利共贏、共同發展。 習近平經濟思想作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時代化的最新成果，是新時代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經驗的科學總結和理論升華。當前，我國經濟運行依然面臨不少風險挑戰，我們要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經濟思想，利用好發展機遇、潛力和優勢，鞏固拓展經濟回升向好勢頭，不斷推動高質量發展取得新成效，紮實推進和拓展中國式現代化，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不懈奮鬥。 (本文系全國政協辦公廳「習近平經濟思想理論研究」課題成果) 林毅夫 《 人民日報 》( 2025年08月12日 09 版)
■ 張欽昱 胡佳淇 一 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先行示範城市的實踐 2021年5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印發的《關於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先行示範城市的意見》(下簡稱《意見》)指出，深圳要積極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法治建設模式和路徑，先行先試、引領示範，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提供堅實法治保障。《意見》結合深圳城市發展需要和法治建設實際，提出了「七個率先」重點任務。4年來，深圳緊扣「先行示範」重要使命，在立法、執法、基層治理、司法方面大膽探索、積累經驗，形成一批可複製、可推廣、可落地的實踐做法。 貫徹「頭啖湯、小快靈」立法機制，發揮特區立法權優勢 深圳用足用好特區立法權，著力推進重點領域和新興領域立法，快反應、擊要害、解難題，為產業跨越式發展注入法治動能。 第一，以「頭啖湯」式立法護航改革挺進「深水區」。深圳堅持立法先行、高位推進，在科技創新體制、要素市場化配置、營商環境等領域出臺了《深圳經濟特區人工智慧產業促進條例》《深圳經濟特區低空經濟產業促進條例》《深圳經濟特區個人破產條例》等經濟特區法規，創下「全國首部人工智慧產業專項立法」「全國首部低空經濟產業促進專項法規」「我國首部個人破產法規」等多個「全國首部」，消除科技創新無法可依的痛點，破除要素流通有法難依的堵點，引領深圳城市發展向「新」而行。 第二，以「小快靈」式立法承載社會治理「大民生」。深圳堅持立法問題導向、探索用小法辦大事，制定了《深圳經濟特區社會信用條例》《深圳經濟特區學前教育條例》等一系列針對性強、適用性強、可操作性強的「小切口」法規。深圳「小快靈」式立法採用「量身定製」手段，實質性解決改革發展熱點難點問題與人民群眾急難愁盼問題，確保所立之法成為所需之法。 落實「四個度」服務型執法體制，全面提高執法質量 深圳堅持「監管為民」理念，通過構建「預防為主、輕微免罰、重違嚴懲、過罰相當、事後回訪」的「四個度」服務型執法模式，提高執法質量，優化營商環境。 第一，合規有深度，幫扶有力度。深圳堅持全流程的執法理念，既注重執法前精準指導，又注重執法後有效幫扶。在執法前，深圳實施「滴灌式」「體檢式」「互達式」深度合規指導，即針對創新型中小微企業等經營主體，提供定製化困境輔導、預防性合規體檢、跟蹤性訴求即辦，有效推動監管由靜態查錯向動態預防轉變。在執法後，深圳致力於為中小微主體提供信用修復、品牌培育、市場拓展等方面的指導幫扶，實現從執法處罰的「管理型」政府向執後扶企的「服務型」政府延伸，紮實做好執法後半篇文章。 第二，監管有精度，執法有溫度。為進一步落實服務型執法原則，深圳市場監管部門儘可能做到在企業檢查過程中不重複檢查、不多重檢查、不入企檢查，最大程度降低對企業正常生產經營活動的打擾。2025年6月，羅湖區司法局率先構建《涉企首違不罰事項清單》《涉企輕微不罰事項清單》《涉企行政裁量權基準(從輕、減輕)事項清單》三張清單並公布，建立「不予處罰、減輕處罰、從輕處罰」柔性執法機制，實現科學執法、精準執法與柔性執法協同發力，增強企業對監管執法的預期。 創新「一張網」基層治理機制，「一站式」響應群眾關切 深圳探索基層治理新路徑，以網格建設夯實基層基礎，以平臺建設提升運行效率，以制度建設強化規範管理，全周期、全鏈條、全方位地服務民生、惠及群眾。 第一，織密基層治理網絡。深圳通過《深圳市數字政府和智慧城市「十四五」發展規劃》《深圳市人民政府關於加快智慧城市和數字政府建設的若干意見》等，推動公共數據資源下沉基層，以科技賦能網格化服務管理。2024年出臺的《深圳經濟特區社會建設條例》第71條規定：「整合行政部門下沉社區事項和人力資源，加強網格員隊伍建設」，推動資源、管理、服務下沉，以人力賦能網格化服務管理。 第二，優化民意響應機制。在移民佔比超70%的超大城市治理過程中，深圳以有效感知、快速回應民意訴求，維護社會穩定。深圳在2022年打造民生訴求綜合服務改革核心平臺「@深圳-民意速辦」，整合全市537個民生訴求渠道，處理民生訴求、解答群眾疑問、採納市民建議，推動民生事項一口受理、分類轉派、限時辦結、實時反饋。2024年，深圳出臺《深圳市民生訴求服務管理暫行規定》，形成「1+5+N」制度規範體系，標誌著深圳市民生訴求響應機制從平臺「有沒有、通不通」的初期整合與流程設計，過渡到「好不好、穩不穩」的規範化、法治化、長效化新階段。 推進「軟聯通」司法規則機制，提升司法裁判可預期性 深圳聚焦粵港澳大灣區「一點兩地」的全新定位，優化司法舉措，推進審判專業化建設，加強審判職能上的內部聯通，同時堅持系統觀念，加強區域法域間的外部聯通，為大灣區法治融合發展提供堅實司法保障。 第一，「三合一」審判職能統籌融合。諸如智慧財產權、證券期貨等案件，具有複雜性、專業性、隱蔽性、涉眾性，難以形成統一裁判標準。為此，2022年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通過啟動證券期貨領域審判專業化改革，將證券期貨領域民事、刑事、行政案件統一歸口至深圳金融法庭集中審理，以整合審判資源、統一審判標準、提升審判效能。由此，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成為全國首家實行證券期貨案件「三合一」審理的法院。 第二，跨區域跨法域司法銜接融通。2021年底，深圳前海成立了ADR國際商事爭議解決中心，在全國率先聘請香港調解組織調解涉港商事案件。2022年，深圳前海在訴訟規則銜接方面制定簡化涉港澳訴訟程序等8個配套制度，逐步形成跨境商事法律規則銜接的全覆蓋。這些舉措，有效地完善跨域司法協同，推動裁判規則統一，增強了司法裁判的穩定性和透明度。 二 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先行示範城市的成效 深圳推進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在法律制度供給、法治政府建設、市域社會治理、司法文明環境等核心領域取得了一系列標誌性、系統性、突破性成果。 立法供給進入新階段，形成特色法治城市制度體系 深圳立足「雙區」建設戰略需求，以立法推進改革發展，在改革發展中完善制度體系。 第一，為城市高質量發展提供支撐。深圳破解新興領域「無法可依」的制度困局，以立法賦能新質生產力發展、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城市高質量發展。深圳先後出臺《深圳經濟特區智能網聯汽車管理條例》《深圳經濟特區低空經濟產業促進條例》等，首創了自動駕駛事故責任劃分規則和空域管理標準等系列規則。 第二，為國家高質量立法探明道路。深圳針對人工智慧、細胞和基因產業等尚未有國家立法的前沿領域，率先構建基礎規則，出臺《深圳經濟特區人工智慧產業促進條例》《深圳經濟特區細胞和基因產業促進條例》等法規，為生成式AI治理、細胞和基因產品經營等空白領域建立「制度沙盒」。2021年7月，深圳市市場監督管理局龍崗監管局作出全國首例智慧財產權行政禁令決定書，突破國家層面僅有司法禁令的限制，快速制止智慧財產權侵權行為。 法治政府建成新模式，全方位建設一流營商環境 深圳獲評全國首批法治政府建設示範市，實現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助力優化營商環境，連續4年獲評「營商環境口碑最佳城市」，並在世界銀行《營商環境報告》模擬評估中進入全球前20。 第一，建成一流法治政府，行政執法效能大幅提升。深圳行政執法工作體系歷經從「健全」、「持續健全」到「完善」的階段性提升。工作宗旨從「全面推進嚴格規範公正文明執法」「提升行政執法水平」「聚焦行政執法質量提升」到「堅持問題導向」的階段。行政執法工作實現從全面推進到專項整治、從剛性監管到剛柔並濟、從經驗依賴向數據賦能的深度轉型。 第二，建成一流營商環境，為經營主體提供廣闊空間。2024年，深圳出臺《深圳市法治化營商環境建設評價體系》，為市場主體投資興業提供營商制度充分保障。2023年以來，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解決商業糾紛」指標在廣東省營商環境評價中連續保持全省第一，並通過《深圳市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建設規劃(2023-2025年)》等文件，有效促進公共法律服務均衡化、多元化、專業化發展，全方位保障市場主體權益。 市域治理開創新局面，增強人民群眾的法治獲得感 深圳聚焦市級優勢、突出市域特點、創新市域實踐，走出了一條符合超大城市特點和規律、增強民生福祉的治理新路子。 第一，市域治理「深圳樣板」基本成型，有效破解「大城市病」。2023年，深圳獲評「全國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試點合格城市」，相關工作經驗獲評「全國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試點優秀創新經驗」。寶安區探索「五個一」工程，光明區推出「光明模式」，南山區打造「南山樣本」，共同形成市域治理的「深圳樣板」，以治理重心下沉，破解超大城市人口規模大、密度高、流動性強的問題和社區規模大、治理鏈條長、資源配置難等問題。 第二，從「民生七有」到「民生七優」，打造「民生幸福標杆」。2022年，《深圳經濟特區社會建設條例》第2條提出「七有」民生目標。2025年的《深圳市政府工作報告》將「打造『民生七優』幸福標杆」列為2025年度十大工作安排之一。從「七有」到「七優」，深圳市形成了勞有所得、學有優教等一系列代表性成果，比如：深圳市《勞動用工信用監管指引》正式實施，這是全國第一個勞動用工領域的信用監管類地方標準。從「七有」到「七優」的轉變，標誌著民生保障由兜底性、基礎性向普惠性發展。 司法環境形成新生態，實現涉外涉港澳法治深層次融合 深圳推進司法文明環境建設，保障司法的公正性、有效性、及時性，健全涉外涉港澳司法規則銜接、司法機制對接、司法裁判互認體系，構建粵港澳大灣區法治融合「快車道」。 第一，形成公正的社會主義司法文明環境。實質正義和程序正義是衡量司法文明的關鍵指標。深圳市司法機關堅持實質正義，審判機關遵循法律適用統一、權利救濟統一、錯案糾正統一這「三個統一」。2024年度，全市法院上訴率同比下降24.2%，一審裁判重審、改判率下降27.5%，裁判公信力與終局性顯著上升，營造了實質正義的良好司法環境。 第二，形成涉外涉港澳的司法協作新格局。深圳統籌推進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發布《深圳市涉外法律服務指引(2025版)》，服務「引進來」，助力「走出去」。2024年，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首次裁定對華南(香港)國際仲裁院管理的仲裁案件採取保全措施，推動建設「雙城兩院」，有效降低區際國際商事活動的維權成本和制度壁壘，在「雙區驅動」戰略下，護航大灣區要素的高效流通。 三 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先行示範城市的展望 深圳立足法治先行示範城市建設「十五五」規劃的謀劃啟動新階段，在更高起點、更高層次、更高目標上，一體化推進法治城市、法治政府、法治社會、司法環境建設，確保先行持續引領，試點不斷示範。 對完善法治城市的建議 第一，構建新興領域立法風險分級響應機制。深圳作為國家科技創新高地，新興產業發展速度快、制度需求強、監管挑戰大。建議根據風險性質、涉及主體範圍、現有規則適配度等因素，將新興產業對社會穩定造成的潛在風險分為低中高三個層級。對低風險情形，通過政策指引、行業規範等方式引導新興產業發展；對中風險情形，在總結行業經驗的基礎上優化現行規章或制度；對高風險且現有制度明顯缺位的領域，啟動地方立法程序。 第二，建立民生立法基層直達機制。涉及教育、勞動、醫療、養老等公共服務領域的立法工作，深圳應將重心下沉至工業園區、科技園區、社區等治理單元，並在此基礎上開展立法聽證，科學設定企業職工、新市民、中小微經營者等群體代表的參與比例和意見採納比例，確保立法過程覆蓋最廣泛的利益相關方。同時，深圳可依託民意速辦平臺，將高頻、共性民生訴求轉化為優先立法項目，推動立法「觸角」直抵基層「末梢」，更好回應基層關切。 對完善法治政府的建議 第一，創新「以合規換空間」的執法激勵機制。深圳是國內少數兼具國際化壓力、產業密度高、創新活躍度強等屬性的城市，數量眾多的小微企業面臨合規壓力。深圳可對小微企業建立差異化執法激勵機制：對通過合規評定、在一定周期內保持良好信用記錄的企業，適度減少行政執法檢查頻次、降低輕微違法行為的處罰幅度，並優先納入政府採購、創新補貼、產業扶持等「綠色清單」，讓它們的合規投入能夠直接轉化為市場準入優勢與發展紅利，推動執法功能由單一懲戒威懾向促進合規經營轉變。 第二，創設「跨境合規試驗區」執法豁免機制。針對經營主體因深港澳規則差異導致的被動違法困境，可在前海等重點區域劃定跨境合規試點區，對港澳經營主體非故意、且未對營商環境造成重大不良影響的輕微違法行為，實行「先行整改、暫緩處罰」的容錯做法，並建立由深港澳三地主管部門、行業協會、法律服務機構共同參與的跨境合規輔導機制，為涉事企業制定整改方案並跟蹤落實。在整改期結束後，企業經評估通過整改達到合規標準的，可依法免予處罰，從而形成跨境營商規則銜接、執法尺度統一、合規成本可控的制度創新路徑。 對完善法治社會的建議 第一，構建新市民法治參與激勵機制。針對深圳非戶籍人口佔比超74%的移民城市特質，有必要通過制度創新，降低新市民在政治參與、公共事務表達和法律認同上的門檻。深圳可將履行生效裁判、依法申報風險並整改、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等行為，納入法治參與的綜合評價體系，設定分層激勵標準，並在社會治理各環節給表現突出的個人和群體提供更多參與機會，推動多元群體融入城市共同體。 第二，推行網格長和輪值網格長「雙負責人」機制。建議構建由常設與輪值的網格工作負責人共同承擔基層治理職責的模式。常設網格工作負責人負責統籌指導和制度落實，確保治理工作的連續性和專業性；輪值網格工作負責人由社區居民自主報名、接受培訓並通過考核後擔任，按周期輪換參與具體事務，增強基層治理的包容性與適應性。「雙負責人」機制推動基層法治治理從單一行政管理向多元共治轉型，實現社會力量的廣泛參與。 對完善司法環境的建議 第一，推進涉外涉港澳案件集中管轄機制。建議推動建立司法協同負面清單機制，明確互認例外事項、精確劃定法域適用邊界，以互認為原則，以否定互認為例外，系統解決港澳地區及國外法律與內地法律在司法適用中的衝突與空白。 第二，推進跨法域法律文書轉換銜接機制。建議通過科學梳理和系統歸納各法域在制度設計、程序規則等方面的差異，制定轉換規範和操作指引，確保合同文本、司法判決、行政裁定等法律文件在不同法域之間實現精準對應和無障礙理解。明確轉換標準和裁判規則，能夠有效減少因法律體系差異引發的理解偏差和權利受損風險，提升司法裁判的公信力和權威性。 深圳建設法治先行示範城市，積極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法治建設模式和路徑，推動法治城市、法治政府、法治社會與司法環境建設向更深層次、更高質量、更高水平邁進。未來，期待深圳繼續打造全面落實依法治國方略的城市樣本，在服務和融入中國式現代化大局的進程中，繼續發揮先行之銳和示範之效，更好發揮法治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作用。【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防範系統性風險與健全金融穩定長效法律機制研究」(23&ZD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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